新疆「#MeTooUyghur」滅絕證言：專訪維吾爾人權運動者哈瑞

2021/03/30 Kita

人權運動者哈瑞·哈爾木拉提·維吾爾醫生是較早站上風口浪尖的海外維吾爾族人士之一。... — 人權運動者哈瑞·哈爾木拉提·維吾爾醫生是較早站上風口浪尖的海外維吾爾族人士之一。透過上下兩篇專訪，藉以回顧他參與人權運動多年的經歷。圖／哈瑞提供（左）／Twitter上的聲援者（右）

自 2017 年起，中國政府於新疆實施一系列針對突厥裔住民的壓迫政策，包括官方所謂「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大規模拘留營、「培訓」後具強迫勞動疑慮的大批勞務轉移、針對非漢族婦女實施嚴厲的生育控制、建置無所不在的監控體系與科技實驗，乃至於近期媒體所關注，封閉拘禁體系存在的系統性暴力現象。

當維吾爾族的困境逐漸廣為世界所知，屢屢成為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與中國政府往來拉鋸的人權議題，與此同時，新的社群媒體也浮現出點點維漢對話的契機。然而，這一切將通往何處？實際從事人權工作扶持同胞的歷程為何？維吾爾族所遭受的斲傷又如何才得以安慰？

人權運動者哈瑞·哈爾木拉提·維吾爾（Halmurat Uyghur）醫生是較早站上風口浪尖的海外維吾爾族人士之一。父母接連被政府送進所謂的「培訓中心」後，哈瑞是首批公開錄製影片，呼籲中國政府交代親人的下落的維吾爾人。其後也以 #MeTooUyghur 作為號召，於各大社群媒體鼓勵同胞們站出來，訴說自己親友失蹤的故事。筆者於本月聯繫了現居芬蘭的哈瑞，回顧他參與人權運動多年的經歷、當前的活動項目，以及對於台灣、芬蘭的看法。

▌ 被「逼上梁山」的維權之路

正式陳述自身經歷以先，哈瑞選擇了漢語作為受訪語言。現年三十六歲，出身吐魯番，後旅居芬蘭執業的他，笑稱自己的漢語其實不錯，只是這幾年因倡議、受訪所需，英語變流利許多，漢語倒生疏了不少。

「『再教育營』其實更適合叫集中營，」出乎意料，哈瑞並未以自身的故事作為訪談的起頭，而是主動定性了他眼裡，2017 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主政新疆後的中共治疆手段，「但也不是像德國納粹的集中營有毒氣室那些東西，或者說是更接近那種 internment camps，介於 internment camps 和納粹 concentration camps 中間。」

他接者又補上一句，「這是通過我自己的研究，採訪過許多維族人和他們家人的處境以後，我自己得出來的結論，也不一定是特別正確。」審慎的口吻，是對談過程中一貫的基調，儘管他的母親是第一批被抓進去的維吾爾族人。

2017 年四月起哈瑞發現無法上聯繫母親。向父親詢問，卻只得到一句：「你媽去『上學』了」的簡短答覆。「所謂的共產主義、愛國主義、民族團結那些東西，那些裡面教的那些內容，她都是特別清楚的。」時隔數年，他仍無法理解為何自己的母親，一名自吐魯番報社退休的國家幹部，在北京上過學、中文特別好，也熟知黨機器一貫的宣傳內容，會被送進拘留營。

「『再教育營』其實更適合叫集中營，或者說是更接近那種 internment ca... — 「『再教育營』其實更適合叫集中營，或者說是更接近那種 internment camps，介於 internment camps 和納粹 concentration camps 中間。」2018 年，新疆「職業培訓中心」空拍圖。圖／美聯社

圖為 2020 年，維吾爾族示威者在中國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前抗議，踩著一張印有陳... — 圖為 2020 年，維吾爾族示威者在中國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前抗議，踩著一張印有陳全國圖像的海報。圖／路透社

哈瑞的雙親都在政府機關工作、退休，家庭氛圍並不特別熱衷於宗教，是「一個特別世俗化的一個家庭。」定居芬蘭的他也鮮少參與海外政治運動。儘管不完全確定，但哈瑞推論自己的雙親極可能都是黨員。我趁著他思忖之際，抓緊追問：「那你是黨員嗎？」是與不是倒不是重點，然各人對「入黨」一事的反應與解讀，往往才是更有意思的。

「我沒有（入黨）。」他嚴肅地接過話題，「我出去的比較早，我要是（待）在新疆的話我可能也入黨了。因為那邊沒有其他出路嘛，跟朝鮮一樣，你想要有發展的機會，那必須跟其他人一樣（入黨），不能成為異類。我也不會說我不可能成為什麼什麼樣的，說不上。」

此後接連數個月，哈瑞頻繁地聯繫吐魯番公安、社區組織追問母親的下落，然而屢屢得到的回覆，卻是他口中「感覺跟土匪」一樣的囂罵：「你過來（吐魯番）啊！我們愛咋樣就咋樣，你人在那邊（海外）講話也沒用，你算什麼？不要搗亂，你什麼都不算。這是我們國家自己內部的問題，海外的人不甘你的事。」

「欸，那是我媽，我是她的獨生子，哪怕她犯法了，我都有權知道她現在的情況。」一再地，哈瑞陳述他的一貫立場。而這樣的堅持，也延續至日後參與的人權運動之中。

「你過來（吐魯番）啊！我們愛咋樣就咋樣，你人在那邊（海外）講話也沒用。」圖為3月... — 「你過來（吐魯番）啊！我們愛咋樣就咋樣，你人在那邊（海外）講話也沒用。」圖為3月18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副部長——徐貴相在北京的一場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播放了一段有關維吾爾人讚揚中國對待穆斯林少數民族政策的影片。圖／美聯社

該年冬天，哈瑞父親的住所遭到地方政府報復，在零下十幾度的大雪天裡被切斷了供暖。 2018 年 2 月，父親也失去了聯繫，親戚們則因害怕遭牽連，紛紛封鎖、迴避哈瑞來自芬蘭的詢電。情況隨之急轉直下：奶奶病危、訪中探親簽證被拒、奶奶去世，當局也拒絕釋放哈瑞的雙親為奶奶料理後事。

「我（因此）就受不了了。我爸是奶奶唯一的兒子，對我們來說，老人的後事一般是兒子來辦的，應該是我爸做那事情，（但）他們就是連我奶奶喪禮也不讓我爸去做，我就拼了。」哈瑞以被「逼上梁山」來形容自己的處境。而他選擇的作法，是透過網路向世界發聲。

他製作了一連串呼籲中國釋放自己雙親的影片，「我算是最初站出來的那幾位，不一定是第一位，（但）可能是第一個公開做見證視頻，也鼓勵大家做這樣的視頻的（維吾爾人）。」那是 2018 年，絕大多數海外維吾爾族人隱忍著親友失蹤的巨大傷痛，因懼怕自身與家人安危而保持沉默。那陣子他天天做直播，先在維吾爾海外社群圈子裡引起注目，進而引起國際媒體關注。

圖為央視釋放的一段影片中（未註明日期年份），顯示穆斯林在一家於新疆「再教育營」裡... — 圖為央視釋放的一段影片中（未註明日期年份），顯示穆斯林在一家於新疆「再教育營」裡的製衣廠工作。圖／美聯社

「你的家人失蹤了，你站出來給他們作證，這是天經地義的。」

為了做社群串連，讓維吾爾的呼聲成為中國政府不得不忽視的力量，哈瑞開車走遍了西歐與北歐，與各大城市的維吾爾僑民見面、短講、蒐集證詞，再將彙整好的資料，遞交給各國相關部門、國際人權組織、聯合國外圍組織等，並鼓舞同胞們：

「你們不講你自己的故事，全世界其他人是不會知道的。在我們民族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人家是不會知道的。你們應該站出來，這個也不犯法，就是大膽地站出來說，這是我的故事。」

數百名海外維吾爾族人出面做出證言，探詢身處新疆的至親下落。

2018 年的 12 月 24 日，哈瑞的雙親一同獲釋，根據新疆受害者資料庫（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所蒐集的案例，這是第一起被關押後，成功被釋放出來的案例。從發聲、串連、做運動施壓中國，再到獲致回應，哈瑞的行動，激勵了海外維吾爾社群，群起效尤，希望至親也得以獲釋；而這一連串運動經驗，哈瑞逐漸站上了一個特殊的位置。

「在我們民族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人家是不會知道的，你們應該站出來...。」圖為3... — 「在我們民族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人家是不會知道的，你們應該站出來...。」圖為3月25日，一名在伊斯坦堡聲援維吾爾族的小孩。圖／美聯社

▌#MeTooUyghur之後：再也無法「放下」的運動

2019 年 2 月，網路盛傳維吾爾著名的都塔爾（Dutar）演奏家艾衣提（Abdurehim Heyit）去世，海外維吾爾社群為之譁然，並引起土耳其政府的關注，為了「闢謠」，中國政府特地為艾衣提錄製了一則影片，要求其自證自己的存活。哈瑞與朋友們旋即抓住這個契機，以 #MeTooUyghur 為號召，做了一波 hashtag movement。「（政府）既然把艾衣提的視頻做出來了，證明他還活著，（那）我們家人已經失蹤多長時間了？你們應該把我們家人的視頻也做出來，讓我們知道他們還活著沒。」

乘著 #MeToo 運動的熱度，上千位維吾爾族的參與，#MeTooUyghur 成功吸引國際媒體關注，「你能說出來的名字的所有（國際）媒體都採訪我了。除了中央電視台，除了《環球時報》。」哈瑞語帶黠氣地，談著自己真的曾致信一位《環時》記者，要對方「快快跟上」。「結果呢？」「後來他把我給直接拉黑了。」我們笑得十分開心，那一瞬間，仿若人間所謂的世道秩序盡被恢復了：整件事該感到羞愧、該躲躲藏藏恥於直面世人的，不該是受害的維吾爾族人，而是施虐的極權政府。

「我根本沒有什麼敵意，欸，我是一個受害者，你的那些政權啊什麼東西，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把你給顛覆。」他的語氣復歸認真，「我人在芬蘭，（只要）我家人能來拜訪我，我能過去探親，我就心滿意足了。」

圖為中國政府為了「闢謠」，特地為艾衣提錄製了一則影片，要求其自證自己的存活。... — 圖為中國政府為了「闢謠」，特地為艾衣提錄製了一則影片，要求其自證自己的存活。圖／影片截圖

在這個時間點，哈瑞的父母已順利獲釋，要持續參與人權活動嗎？若繼續的話，他們會不會再度被牽連？就此，哈瑞給了一個十分經驗式的解釋。

記憶拉回至某次海外探訪，他在當地某家很小的維族餐廳吃飯，旁人發現了哈瑞且偷偷拍了照，上傳到當地的社群網絡，飯館門口因而聚集了近百名維吾爾人，「人們看到我以後，有一些人哭，有一些人就是說你做得特別好，希望你繼續，也把（他們）家人的一些信息告訴我，」人們好像從他的行動中看到了希望，而他也看見其中的隱憂，

「我聽他們的故事，和他們面對面聊天，從他們的眼睛裡，可以看他們身處在多麼大的恐怖裡面。我看到他們的痛苦，也看到我（自已的）害怕——人在痛苦當中的時候，會被邪惡給利用。我特別擔心。」

他自承自己的信仰於此過程中，扮演著極為深層的角色，「我的好多東西是因為我是基督徒。我自己的信仰和我天天看的書——就是聖經，對我的日常生活、activist life，有很大的影響。」看見同胞們所深陷的心理困境，

「我實在不能把他們給放下。」

雙親獲釋，他參與維吾爾人權運動的目標，也踏入了另一層次，一方面持續倡議，要求中國全面終止當前的治疆政策，另一方面，他開始關注海外維吾爾人的心理健康。

▌#維吾爾族諮詢熱線：一場傾聽行動

往來各國奔走串連，許多親人失蹤的海外維吾爾人請求和他保持聯繫，希望在談話中獲致安慰。但人累積多了，「隨時都給你打電話過來，那也不行。」於是他改採定時制，固定每週的對談時間與時數；當規模越做越大，面臨談話的性別隔閡，他又找了幾位合適的熟人與維吾爾女性，一起加入接聽電話的行列。

哈瑞以自身的觀察指出，如同所有的移民社群，維吾爾社群也面臨著學習新語言、適應文化等諸多挑戰，而近年新疆的大規模拘捕，更是讓海外維吾爾人的心理健康狀況雪上加霜。由於經濟、語言等因素，再加上內部社群對心理諮商的陌生所致的潛在污名，諸多條件限制了維吾爾族人尋求專業協助的可能性。

移居國的社會或朋友，往往難以完全理解這以集體形式所承受的維吾爾創傷；與此同時，社群內部也正面臨著一體兩面的問題：大家都是受害者，都有親友失蹤，也都深陷在低盪的情緒之中，要如何找到彼此扶持的出路？「（如果）你天天跟他們講死的問題，人家也跟你講死的問題，那樣的話他們也不會得到幫助。」

就此，哈瑞和朋友們自 2018 年中期，開始一連串的電話聊天行動，「他們給我們打電話，我們根本不講我們自己所經歷的東西，我們就是聽。然後給他們提供這種，怎麼說呢，一個釋放的機會。」久而久之，整起「傾聽行動」就成了哈瑞口中的「諮詢熱線」。

「他們給我們打電話，我們根本不講我們自己所經歷的東西，我們就是聽。」圖為示意圖，... — 「他們給我們打電話，我們根本不講我們自己所經歷的東西，我們就是聽。」圖為示意圖，為維吾爾族在 2008 年新疆一間公共電話亭。圖／路透社

熱線不收取任何費用，由幾位維吾爾母語使用者志願參與經營（但與談者可以選擇自身較為舒適的對話語言），每週限定通話的日期與時數。為防止負擔過荷，或是粉紅混進來消耗諮詢資源；熱線的「客戶」來源都是哈瑞在各國奔走所認識的族人，以及受「老客戶」介紹而來的「新客戶」。

兩年半來，各人有各人的抑鬱，哈瑞聽了不計其數的「客戶」的苦楚。其中也包括了希望以自身的死亡，來喚起世人對維吾爾議題關注的朋友，「想自殺的時候，他們給你打電話的時候很安靜，他們好像已經想通了，已經準備好了，不過還是有一種，一絲的希望吧。然後你就是那個他們給希望的那個人，然後他們就最後想再跟你聊一次天。」哈瑞嘆了口氣，敘述的口氣變得更加沉重，「他好像就是除了死，也沒有其他的了。」

關於死亡的對談往往是怎麼作結的？哈瑞僅再次強調傾聽、不刻意判定對錯、給予適度支持等原則的重要性，「我只是想讓他釋放，釋放出來之後他會想通的。」然而他也坦承，「真的好多維族的（人們）已經承受不了了。」

最新一期國際特赦組織的專題報告即顯示，中國政府目前仍持續透過各種手段，包括沒收護照、拘留等手段拆散維吾爾家庭，並透過騷擾、威脅等方式，企圖操控海外維吾爾社群，使他們在議題上噤聲。

▎下篇接續：《從血淚拘留營到我愛新疆棉：漢人與維吾爾人還有對話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