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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MeTooUyghur」滅絕證言:專訪維吾爾人權運動者哈瑞

2021/03/30 Kita

人權運動者哈瑞·哈爾木拉提·維吾爾醫生是較早站上風口浪尖的海外維吾爾族人士之一。...
人權運動者哈瑞·哈爾木拉提·維吾爾醫生是較早站上風口浪尖的海外維吾爾族人士之一。透過上下兩篇專訪,藉以回顧他參與人權運動多年的經歷。 圖/哈瑞提供(左)/Twitter上的聲援者 (右)

自 2017 年起,中國政府於新疆實施一系列針對突厥裔住民的壓迫政策,包括官方所謂「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大規模拘留營、「培訓」後具強迫勞動疑慮的大批勞務轉移、針對非漢族婦女實施嚴厲的生育控制、建置無所不在的監控體系與科技實驗,乃至於近期媒體所關注,封閉拘禁體系存在的系統性暴力現象

當維吾爾族的困境逐漸廣為世界所知,屢屢成為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與中國政府往來拉鋸的人權議題,與此同時,新的社群媒體也浮現出點點維漢對話的契機。然而,這一切將通往何處?實際從事人權工作扶持同胞的歷程為何?維吾爾族所遭受的斲傷又如何才得以安慰?

人權運動者哈瑞·哈爾木拉提·維吾爾(Halmurat Uyghur)醫生是較早站上風口浪尖的海外維吾爾族人士之一。父母接連被政府送進所謂的「培訓中心」後,哈瑞是首批公開錄製影片,呼籲中國政府交代親人的下落的維吾爾人。其後也以 #MeTooUyghur 作為號召,於各大社群媒體鼓勵同胞們站出來,訴說自己親友失蹤的故事。筆者於本月聯繫了現居芬蘭的哈瑞,回顧他參與人權運動多年的經歷、當前的活動項目,以及對於台灣、芬蘭的看法。

當維吾爾族的困境逐漸廣為世界所知,屢屢成為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與中國政府往...
當維吾爾族的困境逐漸廣為世界所知,屢屢成為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與中國政府往來拉鋸的人權議題。圖為 2018 年在新疆一條街道上,有一看板宣傳習近平與新疆各族人民攜手共進的圖片。 圖/美聯社

▌ 被「逼上梁山」的維權之路

正式陳述自身經歷以先,哈瑞選擇了漢語作為受訪語言。現年三十六歲,出身吐魯番,後旅居芬蘭執業的他,笑稱自己的漢語其實不錯,只是這幾年因倡議、受訪所需,英語變流利許多,漢語倒生疏了不少。

「『再教育營』其實更適合叫集中營,」出乎意料,哈瑞並未以自身的故事作為訪談的起頭,而是主動定性了他眼裡,2017 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主政新疆後的中共治疆手段,「但也不是像德國納粹的集中營有毒氣室那些東西,或者說是更接近那種 internment camps,介於 internment camps 和納粹 concentration camps 中間。」

他接者又補上一句,「這是通過我自己的研究,採訪過許多維族人和他們家人的處境以後,我自己得出來的結論,也不一定是特別正確。」審慎的口吻,是對談過程中一貫的基調,儘管他的母親是第一批被抓進去的維吾爾族人。

2017 年四月起哈瑞發現無法上聯繫母親。向父親詢問,卻只得到一句:「你媽去『上學』了」的簡短答覆。「所謂的共產主義、愛國主義、民族團結那些東西,那些裡面教的那些內容,她都是特別清楚的。」時隔數年,他仍無法理解為何自己的母親,一名自吐魯番報社退休的國家幹部,在北京上過學、中文特別好,也熟知黨機器一貫的宣傳內容,會被送進拘留營。

「『再教育營』其實更適合叫集中營,或者說是更接近那種 internment ca...
「『再教育營』其實更適合叫集中營,或者說是更接近那種 internment camps,介於 internment camps 和納粹 concentration camps 中間。」2018 年,新疆「職業培訓中心」空拍圖。 圖/美聯社

圖為 2020 年,維吾爾族示威者在中國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前抗議,踩著一張印有陳...
圖為 2020 年,維吾爾族示威者在中國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前抗議,踩著一張印有陳全國圖像的海報。 圖/路透社

哈瑞的雙親都在政府機關工作、退休,家庭氛圍並不特別熱衷於宗教,是「一個特別世俗化的一個家庭。」定居芬蘭的他也鮮少參與海外政治運動。儘管不完全確定,但哈瑞推論自己的雙親極可能都是黨員。我趁著他思忖之際,抓緊追問:「那你是黨員嗎?」是與不是倒不是重點,然各人對「入黨」一事的反應與解讀,往往才是更有意思的。

「我沒有(入黨)。」他嚴肅地接過話題,「我出去的比較早,我要是(待)在新疆的話我可能也入黨了。因為那邊沒有其他出路嘛,跟朝鮮一樣,你想要有發展的機會,那必須跟其他人一樣(入黨),不能成為異類。我也不會說我不可能成為什麼什麼樣的,說不上。」

此後接連數個月,哈瑞頻繁地聯繫吐魯番公安、社區組織追問母親的下落,然而屢屢得到的回覆,卻是他口中「感覺跟土匪」一樣的囂罵:「你過來(吐魯番)啊!我們愛咋樣就咋樣,你人在那邊(海外)講話也沒用,你算什麼?不要搗亂,你什麼都不算。這是我們國家自己內部的問題,海外的人不甘你的事。」

「欸,那是我媽,我是她的獨生子,哪怕她犯法了,我都有權知道她現在的情況。」一再地,哈瑞陳述他的一貫立場。而這樣的堅持,也延續至日後參與的人權運動之中。

「你過來(吐魯番)啊!我們愛咋樣就咋樣,你人在那邊(海外)講話也沒用。」圖為3月...
「你過來(吐魯番)啊!我們愛咋樣就咋樣,你人在那邊(海外)講話也沒用。」圖為3月18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宣傳部副部長——徐貴相在北京的一場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播放了一段有關維吾爾人讚揚中國對待穆斯林少數民族政策的影片。 圖/美聯社

該年冬天,哈瑞父親的住所遭到地方政府報復,在零下十幾度的大雪天裡被切斷了供暖。 2018 年 2 月,父親也失去了聯繫,親戚們則因害怕遭牽連,紛紛封鎖、迴避哈瑞來自芬蘭的詢電。情況隨之急轉直下:奶奶病危、訪中探親簽證被拒、奶奶去世,當局也拒絕釋放哈瑞的雙親為奶奶料理後事。

「我(因此)就受不了了。我爸是奶奶唯一的兒子,對我們來說,老人的後事一般是兒子來辦的,應該是我爸做那事情,(但)他們就是連我奶奶喪禮也不讓我爸去做,我就拼了。」哈瑞以被「逼上梁山」來形容自己的處境。而他選擇的作法,是透過網路向世界發聲。

他製作了一連串呼籲中國釋放自己雙親的影片,「我算是最初站出來的那幾位,不一定是第一位,(但)可能是第一個公開做見證視頻,也鼓勵大家做這樣的視頻的(維吾爾人)。」那是 2018 年,絕大多數海外維吾爾族人隱忍著親友失蹤的巨大傷痛,因懼怕自身與家人安危而保持沉默。那陣子他天天做直播,先在維吾爾海外社群圈子裡引起注目,進而引起國際媒體關注。

圖為央視釋放的一段影片中(未註明日期年份),顯示穆斯林在一家於新疆「再教育營」裡...
圖為央視釋放的一段影片中(未註明日期年份),顯示穆斯林在一家於新疆「再教育營」裡的製衣廠工作。 圖/美聯社

「你的家人失蹤了,你站出來給他們作證,這是天經地義的。」

為了做社群串連,讓維吾爾的呼聲成為中國政府不得不忽視的力量,哈瑞開車走遍了西歐與北歐,與各大城市的維吾爾僑民見面、短講、蒐集證詞,再將彙整好的資料,遞交給各國相關部門、國際人權組織、聯合國外圍組織等,並鼓舞同胞們:

「你們不講你自己的故事,全世界其他人是不會知道的。在我們民族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人家是不會知道的。你們應該站出來,這個也不犯法,就是大膽地站出來說,這是我的故事。」

數百名海外維吾爾族人出面做出證言,探詢身處新疆的至親下落。

2018 年的 12 月 24 日,哈瑞的雙親一同獲釋,根據新疆受害者資料庫(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所蒐集的案例,這是第一起被關押後,成功被釋放出來的案例。從發聲、串連、做運動施壓中國,再到獲致回應,哈瑞的行動,激勵了海外維吾爾社群,群起效尤,希望至親也得以獲釋;而這一連串運動經驗,哈瑞逐漸站上了一個特殊的位置。

「在我們民族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人家是不會知道的,你們應該站出來...。」圖為3...
「在我們民族身上發生的這些事情,人家是不會知道的,你們應該站出來...。」圖為3月25日,一名在伊斯坦堡聲援維吾爾族的小孩。 圖/美聯社

▌#MeTooUyghur之後:再也無法「放下」的運動

2019 年 2 月,網路盛傳維吾爾著名的都塔爾(Dutar)演奏家艾衣提(Abdurehim Heyit)去世,海外維吾爾社群為之譁然,並引起土耳其政府的關注,為了「闢謠」,中國政府特地為艾衣提錄製了一則影片,要求其自證自己的存活。哈瑞與朋友們旋即抓住這個契機,以 #MeTooUyghur 為號召,做了一波 hashtag movement。「(政府)既然把艾衣提的視頻做出來了,證明他還活著,(那)我們家人已經失蹤多長時間了?你們應該把我們家人的視頻也做出來,讓我們知道他們還活著沒。」

乘著 #MeToo 運動的熱度,上千位維吾爾族的參與,#MeTooUyghur 成功吸引國際媒體關注,「你能說出來的名字的所有(國際)媒體都採訪我了。除了中央電視台,除了《環球時報》。」哈瑞語帶黠氣地,談著自己真的曾致信一位《環時》記者,要對方「快快跟上」。「結果呢?」「後來他把我給直接拉黑了。」我們笑得十分開心,那一瞬間,仿若人間所謂的世道秩序盡被恢復了:整件事該感到羞愧、該躲躲藏藏恥於直面世人的,不該是受害的維吾爾族人,而是施虐的極權政府。

「我根本沒有什麼敵意,欸,我是一個受害者,你的那些政權啊什麼東西,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把你給顛覆。」他的語氣復歸認真,「我人在芬蘭,(只要)我家人能來拜訪我,我能過去探親,我就心滿意足了。」

圖為中國政府為了「闢謠」,特地為艾衣提錄製了一則影片,要求其自證自己的存活。...
圖為中國政府為了「闢謠」,特地為艾衣提錄製了一則影片,要求其自證自己的存活。 圖/影片截圖

在這個時間點,哈瑞的父母已順利獲釋,要持續參與人權活動嗎?若繼續的話,他們會不會再度被牽連?就此,哈瑞給了一個十分經驗式的解釋。

記憶拉回至某次海外探訪,他在當地某家很小的維族餐廳吃飯,旁人發現了哈瑞且偷偷拍了照,上傳到當地的社群網絡,飯館門口因而聚集了近百名維吾爾人,「人們看到我以後,有一些人哭,有一些人就是說你做得特別好,希望你繼續,也把(他們)家人的一些信息告訴我,」人們好像從他的行動中看到了希望,而他也看見其中的隱憂,

「我聽他們的故事,和他們面對面聊天,從他們的眼睛裡,可以看他們身處在多麼大的恐怖裡面。我看到他們的痛苦,也看到我(自已的)害怕——人在痛苦當中的時候,會被邪惡給利用。我特別擔心。」

他自承自己的信仰於此過程中,扮演著極為深層的角色,「我的好多東西是因為我是基督徒。我自己的信仰和我天天看的書——就是聖經,對我的日常生活、activist life,有很大的影響。」看見同胞們所深陷的心理困境,

「我實在不能把他們給放下。」

雙親獲釋,他參與維吾爾人權運動的目標,也踏入了另一層次,一方面持續倡議,要求中國全面終止當前的治疆政策,另一方面,他開始關注海外維吾爾人的心理健康。

 圖/在Twitter上呼應 #MeTooUyghur 行動的支持者。
圖/在Twitter上呼應 #MeTooUyghur 行動的支持者。

▌#維吾爾族諮詢熱線:一場傾聽行動

往來各國奔走串連,許多親人失蹤的海外維吾爾人請求和他保持聯繫,希望在談話中獲致安慰。但人累積多了,「隨時都給你打電話過來,那也不行。」於是他改採定時制,固定每週的對談時間與時數;當規模越做越大,面臨談話的性別隔閡,他又找了幾位合適的熟人與維吾爾女性,一起加入接聽電話的行列。

哈瑞以自身的觀察指出,如同所有的移民社群,維吾爾社群也面臨著學習新語言、適應文化等諸多挑戰,而近年新疆的大規模拘捕,更是讓海外維吾爾人的心理健康狀況雪上加霜。由於經濟、語言等因素,再加上內部社群對心理諮商的陌生所致的潛在污名,諸多條件限制了維吾爾族人尋求專業協助的可能性。

移居國的社會或朋友,往往難以完全理解這以集體形式所承受的維吾爾創傷;與此同時,社群內部也正面臨著一體兩面的問題:大家都是受害者,都有親友失蹤,也都深陷在低盪的情緒之中,要如何找到彼此扶持的出路?「(如果)你天天跟他們講死的問題,人家也跟你講死的問題,那樣的話他們也不會得到幫助。」

就此,哈瑞和朋友們自 2018 年中期,開始一連串的電話聊天行動,「他們給我們打電話,我們根本不講我們自己所經歷的東西,我們就是聽。然後給他們提供這種,怎麼說呢,一個釋放的機會。」久而久之,整起「傾聽行動」就成了哈瑞口中的「諮詢熱線」。

「他們給我們打電話,我們根本不講我們自己所經歷的東西,我們就是聽。」圖為示意圖,...
「他們給我們打電話,我們根本不講我們自己所經歷的東西,我們就是聽。」圖為示意圖,為維吾爾族在 2008 年新疆一間公共電話亭。 圖/路透社

熱線不收取任何費用,由幾位維吾爾母語使用者志願參與經營(但與談者可以選擇自身較為舒適的對話語言),每週限定通話的日期與時數。為防止負擔過荷,或是粉紅混進來消耗諮詢資源;熱線的「客戶」來源都是哈瑞在各國奔走所認識的族人,以及受「老客戶」介紹而來的「新客戶」。

兩年半來,各人有各人的抑鬱,哈瑞聽了不計其數的「客戶」的苦楚。其中也包括了希望以自身的死亡,來喚起世人對維吾爾議題關注的朋友,「想自殺的時候,他們給你打電話的時候很安靜,他們好像已經想通了,已經準備好了,不過還是有一種,一絲的希望吧。然後你就是那個他們給希望的那個人,然後他們就最後想再跟你聊一次天。」哈瑞嘆了口氣,敘述的口氣變得更加沉重,「他好像就是除了死,也沒有其他的了。」

關於死亡的對談往往是怎麼作結的?哈瑞僅再次強調傾聽、不刻意判定對錯、給予適度支持等原則的重要性,「我只是想讓他釋放,釋放出來之後他會想通的。」然而他也坦承,「真的好多維族的(人們)已經承受不了了。」

最新一期國際特赦組織的專題報告即顯示,中國政府目前仍持續透過各種手段,包括沒收護照、拘留等手段拆散維吾爾家庭,並透過騷擾、威脅等方式,企圖操控海外維吾爾社群,使他們在議題上噤聲。

▎下篇接續:從血淚拘留營到我愛新疆棉:漢人與維吾爾人還有對話可能?

 中國政府目前仍持續透過各種手段,企圖操控海外維吾爾社群,使他們在議題上噤聲。圖...
中國政府目前仍持續透過各種手段,企圖操控海外維吾爾社群,使他們在議題上噤聲。圖為 2009 年,一名維吾爾族老師在新疆一家幼兒園教授小孩學習漢字——「說話」。 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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