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留營中綻放的GAMAN之光：二戰的日裔美國人將苦痛轉化為家族藝術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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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日語：がまん，Gaman），是我第一次讀到便停下腳步、沉思良久的一個詞。在日文原意中，「我慢」是從漢文傳入日本的佛教用語，現在日文裡多用來表達「忍耐」、「忍受」之意。而在英文語境中，它常被詮釋為「以耐心與尊嚴承受看似無法忍受的困境」。然而，當我聽到日裔美國設計師達娜・棚町（Dana Tanamachi）的故事時，我深切感受到，對她來說，Gaman 不僅是一個詞語，更是一種深植於家族記憶中的精神信仰——在二戰拘留營中，她的祖輩以藝術昇華尊嚴，在極端處境下仍選擇隱忍與堅毅地過好每一天。

達娜是紐約知名的設計師與藝術家，長期以來依循客戶需求創作，擅長以設計傳遞明確訊息。然而，在參與一項位於德州的駐地創作計畫時，主題卻是「表達更多自我」，這對她而言格外困難——她該呈現什麼樣的故事與視角？又該如何揭露真實的自我與情感？

她的答案，是在一段美國西南部的公路旅行中找到的。當她凝視田野間辛勤耕作的農人與工人，那些在烈日下默默勞動的身影，彷彿喚醒了塵封已久的家族記憶——她的祖父母，曾是被強制關押於二戰拘留營的日裔美國人。

達娜永遠不會忘記祖父講述的那段經歷：1944年，隨著戰爭接近尾聲，美國政府終於撤銷對日裔美國人的拘禁命令，數萬人得以重獲自由。她的祖父湯姆・棚町（Tom Tanamachi）回憶起他們初抵德州南部格蘭德河谷的情景，是這麼描述的：

對他們而言，那不只是地景的轉變，更是象徵新生活的希望與重生。這段記憶也成為棚町家族代代相傳的精神傳承：即使歷經如沙漠般的艱辛歲月，面對不公與苦難，也要懷抱信念與尊嚴，勇敢迎向未來。

當我聆聽達娜分享這段故事時，心裡彷彿也穿越了一片沙漠——那種掙扎過後迎來的清新與光亮，是一種靜默而堅定的力量。這段回憶後來也被作家湯瑪斯・K・沃爾斯（Thomas K. Walls）收錄於其1987年出版的歷史著作《日裔德州人》（The Japanese Texans）中。達娜的祖父母與無數日裔美國人重建家園的歷程，至今仍深深影響著她的創作與人生觀。

達娜的藝術成就斐然，作品曾登上《O雜誌》與《時代雜誌》封面，並獲選為美國郵票設計。她的手繪粉筆字壁畫風靡全美，長期受 Google、Starbucks、《華爾街日報》等品牌邀請合作。但這趟公路旅行，讓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己也有一個故事值得訴說。

她將祖父的那句話——「我喜歡我所看到的」（I liked what I saw.）——作為最終的駐地策展主題。因為那不只是對祖父母歷史的回望，也是一段關於創作與記憶、個人與集體之間的深刻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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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令與牆之間，重拾家族記憶

回到童年記憶的源頭，達娜開始深入挖掘自己的家族歷史。她在德州休士頓長大，外祖父母是來自墨西哥的季節性農場工人；而她與日裔的祖父湯姆．棚町（Tom Tanamachi）和祖母米茨・仁村（Mitzi Nimura）之間，更有著深厚的情感連結。那段封存在祖輩記憶中的過往，其實早已靜靜沉澱在她心底——他們曾是被迫遷入亞利桑那州拘留營的二戰日裔美國人。

這一切始於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襲珍珠港，震驚全美，也徹底改寫了美國日裔社群的命運。事件之後，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中，摻雜著歧視與偏見，迅速點燃社會對日裔的恐懼與敵意。僅僅三個月後，時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簽署第9066號行政命令，授權軍方劃設軍事禁區，強制撤離區內所有日裔美國人，將他們遷往內陸的拘留營。

聯邦政府特別針對社區中被視為「關鍵人物」的數千名男性進行拘捕——包括宗教領袖、企業主、社區組織者、新聞工作者，甚至是在漁船上使用短波收音機的漁夫。而這些人之中，沒有一人被證實曾犯下破壞、顛覆或叛國行為。

這場大規模拘捕最終導致約122,000名日裔美國人遭驅離並監禁。許多人被迫在短短 48 小時內打包行李，以低廉價格拋售房產、農場、商家與各種財產。大多數被迫「撤離」的人攜帶著裝滿衣物與生活用品的行李箱，前往懷俄明州、加州、猶他州、亞利桑那州、科羅拉多州、愛達荷州與阿肯色州等偏遠地區的十個戰爭安置局營地。

這些拘留營多建在荒漠或無人地帶，遠離城鎮，生活條件極度惡劣。擁擠簡陋的板屋、匱乏的飲食與衛生設施，再加上夏季酷熱、冬季酷寒的極端氣候，使得生活倍感艱辛。雖不名為「監獄」，但日裔美國人的行動自由早已被高牆與監視塔牢牢限制。

然而，正是在這片荒蕪之地，這群被迫遷徙的日裔美國人努力重建生活的秩序與尊嚴，也孕育出彼此之間的愛情。達娜的祖父湯姆與祖母米茨，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相識、相知、相惜，在年僅19歲時決定攜手共度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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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絲網內自給自足的工藝之光

初抵營地時，他們被安置在馬廄裡，唯一的配置是一張金屬床架與一個空布袋，需自行尋找稻草填充作為床墊。幾個月後，才轉移至沙漠中簡易搭建的木造兵營。家具極度短缺，許多人只能靠拾取營地施工遺留的木料，自製桌椅、衣架。由於禁止攜帶金屬器物，他們便以奶油刀、報廢汽車零件，或是用破碎玻璃片來製作工具與砂紙，克難地延續生活。

雖然營內可透過郵購目錄訂購商品，但多數家庭經濟拮据，只能優先購買衣物與基本生活用品。於是，人人開始物盡其用：洋蔥袋上的蠟繩被編成籃子、舊牙刷柄削成墜飾、美乃滋空瓶成了展示盒；錫罐變身玩具火車、桃核被磨製為戒指、水果木箱雕成鳥形胸針，甚至連餐後的骨頭也被切片鑽孔，串成飾品——在拘留營裡，沒有任何東西被視為「廢物」。

人們也自製椅子、抽屜、門牌、佛壇、浴鞋，以及桌巾與裝飾品，一針一線地為帳篷式宿舍添上生活的秩序與一絲溫度。隨著時間推移，營地逐漸出現社區活動：人們舉辦運動比賽、教授插花與縫紉，也製作和服娃娃，從一切可用之物中尋找創作靈感。

當一個人被困在狹小的圍牆內，如何在困境中維持清明的心智與內在的平靜？達娜的家人，以及無數其他拘留者，不只為了生活而創作，更透過藝術表達自身情感。他們利用紙片、木塊、塑料碎片，製作出富含象徵意義的作品，尋找靈魂的出口。這些創作，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讓營地裡的孩子們，感受到一絲正常生活的氣息與希望。

達娜在深入研究家族歷史的過程中，發現了曾祖母手工製作的「摺紙傘」——這是她最珍愛的寶物之一。這把約巴掌大小的摺紙傘，是由火柴棒與從垃圾中撿來的香菸包裝紙製成。這類摺紙傘在拘留營中極為流行，因為它們能夠利用簡單的廢棄物，如舊香菸包裝紙、牙籤和筷子來製作。儘管材料簡單，這些小傘的精緻工藝卻展現出驚人的美感。

這份創造力，也傳承到了達娜的祖母米茨身上。她總能運用手邊現有的材料，化腐朽為神奇。「我記得她會用馬鈴薯袋縫製洋裝，再加上自己的刺繡與亮片點綴；她用地毯邊角料做成手提包，還能把舊牛仔褲改造成牛仔裙套裝。」達娜回憶道，「她把愛灌注進每一件作品。我穿著她親手做的衣服時總是覺得驕傲，她讓我相信，我可以成為任何我想成為的人。」

這樣的美感與精神，也成了達娜藝術創作的象徵。她的畫布上，經常描繪象徵重生與希望的花朵。「我一直深深敬佩我的長輩們，即使身處極端艱難、近乎絕望的環境，也能將有限的資源發揮到極致，綻放出創意之花」她在演講時自豪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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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苦痛的藝術創作

如同「摺紙傘」，另一種常見的日裔拘留營館藏品是「鳥類胸針」。有些胸針由貨運木箱的廢木雕刻而成，鳥腳與爪子則以窗紗金屬線製作。營中人們常參考《奧杜邦野鳥圖鑑》（Audubon field guide）或《國家地理雜誌》製作各種鳥類：仙鶴、林鴨、走鴞、雉雞、老鷹，還有巨嘴鳥。這股雕刻鳥類的風潮，也可能透過書信或包裹的方式，逐漸傳到其他營地。美國工藝學者艾倫・伊頓（Allen H. Eaton）於1952年出版的《鐵絲網後的美》（Beauty Behind Barbed Wire）一書中，也記錄了這段歷史。

至於為什麼在拘留營中，雕刻鳥類會如此普遍呢？這些能夠自由飛翔、無拘遨遊的生物，在鐵絲網與高牆圍繞的世界中，成了最深刻的象徵——某種程度上，它們象徵著被拘禁者那顆渴望自由的心。伊頓的記錄強調了鳥類木雕的數量與精緻程度，而後來的藝術評論與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對日裔美國人而言，這些小鳥不只是工藝品，更是一種情感寄託，是在不自由處境中對自由的凝視與想像。

這些手工藝創作的素材，也常因為所在營區的自然資源而有所不同。北加州的圖利湖（Tule Lake）與猶他州的托帕斯（Topaz）營地，建於遠古鹽水湖床之上，地面散布著可漂白、分類、再製的小貝殼，成為製作胸針與飾品的天然材料。愛達荷州的米尼多卡（Minidoka）則遍佈鵝卵石，營地的人們將它們打磨成首飾、容器，甚至繪上迷你畫作。亞利桑那州的吉拉（Gila）與波斯頓（Poston）營地位於印第安保留區內，當地生長著鐵木、仙人掌與豆科灌木，適合雕刻成兼具實用性與美感的物品。而在阿肯色州濕地森林中的羅威爾（Rohwer）與傑羅姆（Jerome）營地，則可找到珍貴的硬木與松木。

在命運無常的環境中，創作不只是逃避現實的出口，也是一種透過雙手重建內在秩序的方式。十座拘留營中，幾乎都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工藝課程；但更多時候，人們是在日復一日的摸索中自學，嘗試木雕、沙雕、染布等各類創作。想像力與勞動並肩，在荒涼的土地上，一點一點雕塑出生活的形狀，也悄悄開出了堅韌的花朵。

直到今天，這些鳥類胸針仍偶爾出現在Etsy或eBay等拍賣平台上。或許，還有更多來自當年被囚之人親手製作的作品，仍靜靜躺在某個地下室的紙盒中，或是某位子孫的首飾盒裡，等待被重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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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段歷史還有一段引人注目的後續故事。2015年，美國雷戈拍賣公司（Rago Arts and Auction Center）計畫拍賣450件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創作的藝術作品和生活文物，包括水彩畫、手工藝品和黑白照片等。這些物品曾屬歷史學家伊頓的收藏。沒想到，就在拍賣前夕，數以千計的拘留營倖存者與家屬群起抗議，並提起法律行動，成功讓這場拍賣喊卡。他們堅決反對將那些源自種族歧視與不公拘禁歷史的物品，當成商品買賣。最後，整個收藏——總共 450 件文物——全數由洛杉磯的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接手收藏。

無論如何，這些藝術創作的多樣性與創造力，不僅展現出囚禁者面對現實的堅韌與智慧，也逐漸發展出一種跨文化的美感語言。有些創作進一步融合了日本的傳統美學與美國的藝術風格，反映出日裔美國人在身份認同上的雙重軌跡。它們不僅是實用或美觀的物品，更成為心靈的出口，見證了無法言說的傷痛與堅持。

以藝術家高村勘吾（Kango Takamura）為例，他的作品融合了西式的寫實技法與日本式的「静観（せいかん）」。雖然形式上更接近西方風格，卻在題材與情感處理上蘊含東方美學的內斂與深沉。他以細膩的素描和水彩畫記錄自己在聖塔菲與曼贊納拘留營中的生活——畫面中的拘留營風景與人們的活動，既具備西方繪畫中成熟的透視與比例掌握，又帶有某種東方式的冷靜與含蓄。

高村勘吾不渲染情緒，而是以極為節制的筆觸，描繪那些在苦難中維持日常節奏的片刻。這樣的表現方式，讓人聯想到一種精神上的日本美學——一種隱而不宣、含蓄卻深刻的情懷，這種情懷反映了對無常與日常脆弱的細膩感受，雖非高村本人明確追求，卻在作品中悄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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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在逆境中綻放的生命哲學和家族傳承

回到棚町家族的歷史，達娜在回顧自己的人生時，發現自己深受日本文化中「我慢」（Gaman）精神的影響。對她而言，這種精神的體現恰恰來自她的一項「最引以為傲」的計劃，但它的誕生卻源於她最大的痛苦。

2022年，她在帝國大廈內的星巴克手繪了一幅三層樓高的壁畫，也為《ESV彩繪聖經》（ESV Illuminated Bible）創作了500多幅手寫金墨插圖，這是對中世紀彩繪聖經的現代詮釋。然而，這項工作來臨時，正好與她人生中最艱難的時期重合——她正與抑鬱症作鬥爭。這些紙頁上的美麗，乘載著她最深的痛苦。在那個內心混亂的環境中作畫，她從未確信自己能夠完成作品。「那時，是我的家族，尤其是我的祖先，那些透過在困境中的堅持與『我慢』（Gaman）精神，為我提供了力量」她說。

達娜．棚町的創作就像是對家族的致敬，也是一種信念的延續——她將這段歷史和身份認同融入她的藝術創作中，並讓這段「即使在最艱困的時刻，也能用雙手與想像力創造出希望」的精神得以延續。

而我相信，這些日裔美國人的故事帶給我們的，並非是苦難的痕跡，而是關於堅韌與重生的光輝。即使身處最嚴峻的環境，人們依然能迎來清新與明亮，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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