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維吾爾人養豬？（下）狂奔脫貧必須「解散故鄉」

2021/01/08 Kita

中國對新疆一系列高壓與懷柔並施的控制手段，從脫貧幫扶政策、送往再教育營、再到近期... — 中國對新疆一系列高壓與懷柔並施的控制手段，從脫貧幫扶政策、送往再教育營、再到近期《半島電視台》報導的新疆生豬養殖產業，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長年以來，發生在新疆的種種改變與影響？圖為示意圖，位於中國青島的一處養豬場。圖／歐新社

「不願意離開村落，不願意離開土地，是無法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實施）土地流轉，不可改變，（實施）轉移就業，不可改變，遇到多大的困難，我們只是化解，但這個方向不能變……（我們要）將農民從土地解放出去，（讓他們）可以專心地務工。」

調駐英吉沙縣烏恰鎮托萬亞巴格村的村第一書記楊明，滿腔熱情地對官媒記者如此說道。而他所陳述的，正是當前南疆大多數農業縣頻繁使用的脫貧手段：透過政府主導土地流轉，向外招商攬資、興建廠房，並將因此而「多餘」出來的勞動力向外地輸送轉移。

鏡頭前的楊書記，指著工廠裡的婦女們，豪氣地說：「兩年前這些人都是農民，全都在地裡忙活，現在都成了工人。」而很明顯地，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至少根據這支宣傳短片，當事者的意願並不是最重要的決定性因素，而是黨的政策絕對要被貫徹。

政府將各農戶的土地給「兜」成較大片的土地，以較沿岸省份更為低廉的土地使用權轉讓費用、較外省更為低廉的勞動薪資，吸引廠商進駐投資，而配合政策的企業大多數為國有背景，或是自 2010 年來已藉著「對口援疆」政策而在新疆各產業插旗卡位的沿海外省資本。

葉城縣棋盤鄉的伊力尼什村即是一例：整村土地因「易地扶貧搬遷政策」而全被流轉出去，全村住進了工業園區，原有的農人則加入某間上海援疆企業蓋的手套工廠。

「從一個農民，變成一個工人，我特別高興。」受訪者對官媒記者這麼表示。

至於鄉鎮工廠無法完全吸納的「貧困勞動力」，則可以藉著跨區轉移來「解決」。換句話說，倘若就地脫貧有難度，就把人送到外地做工脫貧。

在國務院扶貧辦的公開文宣中，「勞動力轉移就業」是新疆自治區政府為確保「如期脫貧」而施行的重要「扶貧典型」：

2017 年起，自治區政府便已著手規劃，大規模轉移喀什、和田地區的勞動力，並將其定性為「三年轉移十萬人」的「政治任務」；據此，2018 與 2019 年間，自治區政府以火車轉移了14 萬餘名的「貧困勞動力」至外地外省就業，完成所謂的「跨區域轉移就業」任務； 2020 年 3 月，為確保各縣能「如期脫貧」，自治區政府「審時度勢」後，又追加轉移了南疆共 5 萬餘人至外地外省。共計 3 年內，自南疆轉移了約 20 萬名突厥裔勞工。

中國政府的治疆方略，除了文化與思想的「再教育」外，另一部分也在於藉脫貧之名，向外... — 中國政府的治疆方略，除了文化與思想的「再教育」外，另一部分也在於藉脫貧之名，向外招商攬資、興建廠房，並將原本的維吾爾族人視為「多餘」的勞動力，重新安置與轉移。圖為新疆喀什地區葉城縣阿克塔什鎮的「扶貧安置點」。原本居住在崑崙山上的維吾爾族人被政府以扶貧為由，要求遷到新村生活，由政府提供住宅、工作、教育等服務，也使這些村民無法離開中國政府的監控與管制。圖／中新社

「不願意離開村落，不願意離開土地，是無法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圖為2020年，新疆... — 「不願意離開村落，不願意離開土地，是無法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圖為2020年，新疆于田縣達里雅布依鄉。該鄉114戶村民離開原先世代居住的沙漠腹地，搬至新的「扶貧安置點」。幾個村民走在剛搬入的新村街道上。圖／新華社

由此也可窺見，日前《BBC》專題報導的季節性勞務轉移並非特例，而是自治區政府支配區內少數民族勞動力的慣常策略。

與此相對，為了讓土地被流轉的外出工人們無後顧之憂，政府連帶推動了產業托管、老幼托養等措施。以喀什地區葉城縣為例，有近 16 萬多畝土地（約 1 萬公頃，約佔該縣的可耕地面的 14%）被流轉給養殖專業大戶或外來企業「託管」，共計 2,428 位老人與 1,941 位兒童被「集中托養」。

與去年 ICIJ 披露〈中國電文〉後，外界對拘留營體系疑似涉及強迫勞動的質疑相似（自治區指示各拘留營要「千方百計做好結業學員就業安置工作」），儘管官方已釋出不少樣板，依舊難以自現有資訊獲知在大規模勞動轉移之下，個體對於勞務與生活的安排，能保有多大的選擇餘裕。

日前《BBC》專題報導的季節性勞務轉移並非特例，而是自治區政府支配區內少數民族勞... — 日前《BBC》專題報導的季節性勞務轉移並非特例，而是自治區政府支配區內少數民族勞動力的慣常策略。圖為西安與新疆之間的扶貧列車。圖／中新社

外媒如《華盛頓郵報》及《南華早報》均曾嘗試接觸位於沿海城市的工廠，試圖採訪被流轉至此的維吾爾工人，可想而知，記者皆不得其門而入，且中國政府矢口否認在「職業技能培訓機構」或脫貧攻堅戰之中，存在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

就此，長期關注服飾產業勞工權益的人權組織 Clean Clothes Campaign 與維吾爾海外組織共同發起的倡議——End Uyghur Forced Labour ——內容很值得參考：

「顯然地，在拘留體系確實存在的事實之下，說出任何與政府論調不同的陳述，皆有可能使工人自身及其親友身陷險境。因此非政府組織調查高度仰賴的方法——現場調查並進行工人訪談，在新疆此一特殊案例之下，並無法取得可靠的真實資訊。」

該倡議因而認為，基於維吾爾與其他突厥裔少數族群遭受迫害的規模，中國應立即關閉類似設施，並呼籲在能夠證實情況改善以前，相關產業應調整其供應鏈、全面撤出新疆，並避免使用任何轉移出新疆的強制勞動力所生產出的產品。

不過，這些大規模的勞務轉移、職業技能培訓班，到底是否存在所謂的「強迫勞動」？又該... — 不過，這些大規模的勞務轉移、職業技能培訓班，到底是否存在所謂的「強迫勞動」？又該如何舉證？在中國政府矢口否認、又難以從工人口中得知實情的狀況下，人權組織認為，在情況確實改善以前，相關產業應調整其供應鏈、全面撤出新疆，並避免使用任何轉移出新疆的強制勞動力所生產出的產品。圖／法新社

▌「手機掃一掃，村民信息全知曉」

受近年已成為少數民族日常一部分的各類監控設施啟發（打分系統、檢查哨、警務站、臉部辨識系統），脫貧攻堅戰在新疆也不意外地應用了各類的監控技術。

據《新疆日報》報導，位於和田地區策勒縣的亞博依村，該村的第一書記李滿樹在辦公室掛起了一幅大型的全村家戶配置圖，李書記把村民們依收入多寡，分為紅色、橙色、黃色、綠色預警戶四個等次，每一戶配一個專屬的二維碼。任何幹部只要用手機一掃，就可以看到該戶所有人口的基礎資料與經濟數據，該數據會持續追蹤、每月更新。

李書記指出該「脫貧攻堅作戰圖」的目的是「透過二維碼，進行貧困戶收入的預警監測」，辨識出有「返貧風險」的村民，以「事前預警，事後幫扶」。有鑒於該「二維碼動態監測」的精準與創新性，這種將村落家戶分等次、訊息統整於同一平台、配二維碼以供幹部監測的設置，已在策勒全縣普及實施。

類似的資訊整合嘗試，於自治區政府內也已行之有年，除其他省份也常使用的「脫貧攻堅大數據平台」外，自治區人社廳建立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管理系統」，監控所有轉移就業人員的工作歷程、工作表現、薪資收入等。

受近年已成為少數民族日常一部分的各類監控設施啟發（打分系統、檢查哨、警務站、臉部... — 受近年已成為少數民族日常一部分的各類監控設施啟發（打分系統、檢查哨、警務站、臉部辨識系統），脫貧攻堅戰在新疆也不意外地應用了各類的監控技術。圖為2017年，兩名工人在喀什市的一條購物街上安裝監視器。圖／路透社

▌「少數民族」被給定的缺乏

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系列發生在新疆的改變——包含「生豬養殖產業」在內的脫貧任務——所帶來的影響？

在概念上，從以上所引述的政府材料皆可以看到，無論是扶貧或是本文未覆及的反恐論述，其共通點都是將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群體，預設為具有諸多先天性缺乏的客體：

需要監控、需要教育，需要幫扶，需要做思想疏導。

儘管接受了政府與黨的安排，突厥裔群體仍舊被視為為中國屢屢製造問題的麻煩根源，於是乎，官方論述屢屢公開以雜草、病灶等比喻維吾爾族人；在扶貧工作中，即使「蒙受黨的恩惠」而脫貧了，被數據化及指標化（或是二維碼化）的維吾爾家戶，仍舊需被政府持續監控、「慎防」返貧。

在中國政府的論述中，往往將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群體，預設為具有諸多先天性缺乏的客體。... — 在中國政府的論述中，往往將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群體，預設為具有諸多先天性缺乏的客體。突厥裔群體仍舊被視為製造問題的麻煩根源，官方論述更屢屢公開以雜草、病灶等比喻維吾爾族人。圖為喀什維吾爾婦女帶著孩子。圖／歐新社

而這裏面往往被忽視的是，南疆地區人口佔絕對多數的始終是維吾爾族。然而，在政府長期壓制之下，經濟上重要產業多被外省、國有企業把持，加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常態化政策，原生主流的維吾爾語言文化遭國家刻意邊緣化。整體社會結構、就業市場對突厥裔群體均十分不友善。

換言之，在原有的新疆脈絡下，並非突厥裔群體就一定顯得弱勢，而是國家早已意圖將新疆改造為一個以漢族為主的社會環境，使突厥裔群體成為弱勢，藉而合理化一切的社會改造、全面監控措施。

就此，西方學者則認為其脫貧政策在新疆，對維吾爾族所產生的衝擊，已經超出社會主義式扶貧政策的範疇，反倒更像是國家資本與科技監控體系的新合謀（關於學者們提出的「數位圍場」、「恐怖資本主義」等概念，請參考筆者前文）。目的在於社會控制，且擴展潛在的廉價勞動力來源，亦即使維吾爾族保有政治層面上的乖順與經濟層面上的生產性（to make them politically docile yet economically produ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