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織「新疆棉」？中國再教育營的強迫勞動產業鏈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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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篇：〈吐魯番文件：新疆再教育營「機密外流」的釋疑與突破〉

關於新疆拘留營，今年11月有兩批爆炸性的外洩文件，分別是《紐約時報》披露的400多頁內部文件，以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取得的〈中國電文〉。這兩批文件關於新疆穆斯林群體大規模拘禁的直接證據，「白紙黑字」地逐項證實過去中國政府矢口否認的惡行，更是外界瞭解新疆現況的可靠參照點。

外洩文件中，共計7頁的〈吐魯番市集中教育培訓學校學員子女問答策略〉（以下簡稱為〈問答策略〉）一文，白紙黑字證實了外界對新疆拘留營目的的推論：強制拘留之後，執行思想上的「轉化教育」及關乎生計勞動的「職業培訓」。這份文件讓我們對於後者的施行，有了更多的瞭解。

如文中持續強調，政府一方面要治病般矯治「患者」的「錯誤思想」，另方面則需將被拘者轉換為「有技術的勞動力」，成為「懂漢語、學法守法、對社會有用的人」，而政府「正在通過招商引資，引進企業」來疏通渠道，好讓被拘留者「就地就業」，讓他們的家庭脫離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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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底由ICIJ披露的自治區機密電文（以下簡稱〈電文〉）也證實了這點，所有具備結業資格的「學員」，一律要再進入為期三至六個月不等的「職業技能提高班」，以強化職業技能（要點編號19）。

被拘留營視為有用的「技術知識」包括了法律規範、就業技能以及國／漢語，即〈電文〉中要求每天集中學習的「三學」（要點編號8）。此外，〈問答策略〉宣稱在完成「職業培訓」後的勞動力引介程序中，受拘留者仍保有選擇性，只要符合「沒有工作」與「願意就業」兩項條件，就可以參與政府的介紹就業。

〈電文〉中的指示，則要求各單位要「千方百計做好結業學員就業安置工作」（要點編號20），保證有就業意願的人員可順利就業，並且結業後全員列管一年（要點編號21）。

然而這即是外界仍有所疑慮之處：政府宣稱「職業培訓」完的被拘留者，可依意願、自由選擇政府引薦的工作機會，但事實真是如此嗎？換句話說，除了目前已有機關文件證實的強制拘留、強制接受集中教育外，中國政府是否還執行了強迫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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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勞動與棉花產業的疑慮

就此，西方媒體最早由《紐約時報》提出疑慮，認為拘留營的「培訓」很可能與政府疏通的勞動機會所強制掛鉤，被拘留者將無法自主選擇是否要參與勞動、勞動地點。其中，棉花—服飾製造產業鏈是首批被質疑可能涉及強制勞動的產業。

由中國異見人士所發起的民主倡議團體公民力量（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 for China），在今夏發佈的調查報告指出，由於自治區政府近年積極促成紡織產業的垂直整合、吸引廠商至區內投資，促進接受過「職業培訓」的穆斯林勞動力與紡織服裝產業掛勾就業，再加上棉花從種植、採摘到加工，從紡織廠到成衣服飾生產，整個棉製品的產業網絡錯綜複雜，且實證資訊不透明，因此來自新疆的棉產品中，哪些是經手於一般勞僱體系，哪些又來自具有強制勞動疑慮的拘留營體系，現階段已難以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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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在使用新疆棉？

由於新疆的棉產量佔中國總量的八成以上，外界因而對中國棉製品的勞動力來源表達疑慮，例如《ABC》及《BBC》在報導中點名了標榜使用新疆棉的無印良品、Uniqlo，《華爾街日報》則點名了H&M、Esprit、Adidas、GAP等著名品牌，在產品供應鏈中使用了有疑慮的供應商的棉產品。

根據非營利機構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針對新疆棉議題的追蹤，Adidas、Nike、Uniqlo、Esprit、H&M、IKEA等品牌皆已對此做出回覆。面對外界質疑，大多數品牌表示由於產業鏈分工的緣故，並沒有直接位於新疆的合作供應商，但並不能確保更上游的次級供應商沒有使用來自新疆的棉花，僅表示會針對各級棉花來源進行清查。

但其中幾家已確認部分棉料來自新疆的品牌，如H&M、Adidas、IKEA，也強調其供應商都有通過全球最大的棉花生產認證組織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的永續性認證，確保棉料生產過程符合國際勞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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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BCI發佈了聲明，表示瞭解公眾的疑慮，但目前並仍無直接證據證實其認證廠家使用了強制勞力。然而，BCI理事會已決議針對新疆現況進行追蹤與介入評估，計畫於2020年一月前，繳交一份針對新疆現況的第三方分析報告，檢視現有認證機制。並依據報告結果，修正現有認證機制，確保其棉花產品不涉及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最終BCI宣示，對新疆棉生產過程的清查，將會是該認證組織2020全年的工作重點。

簡言之，目前有充足理由可懷疑拘留營「培訓」出的「技術勞動力」，已被導入新疆的棉花紡織業，但尚未有直接證據可證實其勞資關係屬強制勞動。無論有無（直接）使用新疆棉，各國際品牌皆已意識到此議題的嚴重性，並正逐步清查供應來源。

這樣的「難以證實但有高度疑慮」的道德考量，也逐漸擴及其他產業，杯葛任何與新疆廠商有生意往來的公司的聲浪也日漸擴大。以德國為例，《德國之聲》已開始對在新疆投資，與中國監控設備產業合作的德國企業——福斯集團和西門子——報導施壓；又如世界銀行，儘管尚未有直接證據，其仍決定縮減在新疆的貸款項目，以避免不受監督的款項，流入有問題的「夥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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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技術的「富餘勞動力轉移」

事實上，全面抵制背後的疑慮並非空穴來風。

聲稱「職業培訓」的強制拘留營，於2017年春季開始大量設置、運作，同一時期，新疆的政府文告與黨政媒體，也出現一連串以「城鄉富餘勞動力轉移」為關鍵詞的政策宣傳。該年4月，新疆自治區政府啟動了喀什、和田地區的「城鄉富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政策目的計劃在三年內完成十萬人的轉移與「吸納安置」，政策執行似乎極其成功，僅2018年上半年間，兩個地區就有近四萬人被轉移就業。此後轉移工程也拓展到阿克蘇地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等地。

為滿足特定政策目標、以政府主導，針對特定對象安排跨區域就業的「富餘勞動力轉移」，並不是新出現的政策工具，中國其他省份在過去數十年間也實施過類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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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17年新疆重啟該政策的特殊之處，在於政策目的並不限於經濟考量，還包括了反恐維穩。實施重點目標為少數民族的農牧民，並喊出「培訓一人，就業一人」的口號，無獨有偶，〈電文〉中關於營內「技能培訓」的指令恰為「結業一批，就業一批」（要點編號20）。「富餘勞動力」經「全員培訓」後，由自治區國有企業和駐疆央企分批次接收，完成安置與就業，例如，自治區政府獨資的新疆中泰集團是報導常出現的集團公司之一，其涉及安置勞動力的產業類型幾乎無所不包，涵蓋了棉紡、化工、能源、聚合物包裝等。

這會是巧合嗎？政府開始大量關押穆斯林群體，依〈問答策略〉中的目標，將被關押者轉換為「有技術的勞動力」，在同一時間段內，國家也強勢主導了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種種資訊，都在在增強了外界對於新疆產業中存在強制勞動的疑慮。

「城鄉富餘勞動力轉移」，是否即是政府「強制勞動」政策的變異詞？目前尚未有明確的政策文件證實兩者之間的關係，但這將是未來值得持續追蹤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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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相對「溫和」的「嚴打」階段

最後，《紐約時報》的洩漏文件，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參照點——陳全國「應收盡收」的政策思路，讓我們得以由此出發，回頭對照前幾年陸續傳出的，去極端化政策執行的新聞片段，歸納出一個政策收緊的動態圖像。一個從嚴厲到更嚴厲，從針對個體到無差別拘捕的加壓過程。

總部位於香港的鳳凰衛視，旗下鳳凰網於2015年所做的專題「新疆去極端化調查」，內容囊括多位縣委書記、地方幹部的專訪，儘管觀點仍不外於中國官方論述，但已是當時少有的、出自區外媒體的系列報導，即可作為官方論述趨勢的一個參考。

但最有意思的一例，是《鳳凰周刊》（同屬鳳凰衛視）記者與喀什地區行署副專員、疏附縣委書記的訪談，頗具有對照性。受訪的朱雪冰書記和記者的談論主題，圍繞在2014年呼應習近平新疆講話（相關背景可參考《紐約時報》報導主文），而啟動的「嚴打暴力恐怖活動專項行動」的地方執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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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在「宗教氛圍扭曲」下執行「嚴打」政策，朱書記認為工作量大、牽涉的人也多（當時「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一類的數位監控工具尚未普及），因為不只要找出特定的非法活動人士，還要「做好家屬的教育與轉化工作」。無獨有偶，小規模的再教育營也是在與此相近的時間段開始運作。

「會有誤抓的可能嗎？」當時政治氛圍還容許刊出記者的追問。朱只屢屢強調甄別工作的重要性、官員會慎重地反覆核查。並指出當時的工作重點，仍在於識別出國家認為有問題的特定人士，給予轉化教育。然而，儘管安插了黨政幹部進入鄉鎮，每座村落設置八條不同的秘密通報管道，且將線報數量與年終考核掛鉤，仍舊有政策宣傳覆蓋度、針對性不足的問題。於此，朱在訪談中點到為止地，說了句——對照當前的洩漏文件——意味深長的話：「具體怎麼做，我們也進行了一些探索。」

在這個當前看來相對「溫和」的「嚴打」階段，將伊斯蘭思想描繪為病疫的修辭已開始浮現，然而基層幹部似乎在政策執行面上，仍可保有一定的操作彈性。例如，朱屢屢提及要「充分信任少數民族幹部」、「不要把所有人都推到對立面」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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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收緊：從「不能冤枉人」到「應收盡收」

他甚至舉了個當時的實際案例：「有個村裡的支部書記一直幹得很好，沒想到前幾個月，他的侄子參加跨國恐怖組織了……我們該怎麼評定這個幹部？……這樣的問題需要認真處理好，不能冤枉一個好幹部，也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隱患。」該案例若出現在今日，依據ICIJ公開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每日要情—第20期〉，標準處置程序將是「暫不能排除嫌疑的［涉恐嫌疑人］，要集中培訓」。

朱還提及當地的刑事治安案件，最多也不過是其他省份的十分之一，但中國社會公眾往往有所預設地看待維吾爾族，「［維吾爾族］現在到處受歧視。但這是1000多萬人，如果把這個群體全部推到對立面，那是一個什麼概念？其實維吾爾族人……有時候可能對自身價值有一些需求，這是很正常的，關鍵是我們怎麼理解。」

在崗位上的黨幹部各是怎麼理解的呢？官方資料顯示，受訪當時，朱雪冰還兼任了喀什地區行署副專員一職，而他的一位同為行署副專員的同事，正是《紐約時報》報導中，認為主政者應當「更好地瞭解維族傳統」的王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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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而易見地，隔年（2016）強硬派的陳全國主政新疆，被ICIJ稱為「拘留營設計師」的自治區黨委政法委書記朱海侖上任，一系列的政策趨勢便不再容許「不能冤枉人」、「信任民族幹部」、「不把人們全推到對立面」這類言論了。任何有嫌疑的少數民族幹部、知識份子皆未經審判甄別，在「應收盡收」的政治教條之下，全數納入再教育營系統了。

《紐約時報》的披露報導中，日後轉專任莎車縣委書記的王勇智，配合了新的治疆方針，提高安全開支達13.7億人民幣，用於設置檢查站和監視設備，但卻在執行強制拘留政策的過程中，因試圖軟化上級要求、「打折扣」，甚至釋放營中拘禁的七千餘人，而在2018年被雙開、立案調查。諷刺的是，這位當年仍主張要「詳加甄別、充分信任」的書記朱雪冰，似乎做足了適當的思想調整，對上級政策做了與王勇智不同的選擇，也在黨政體系裡扶搖直上。

事實上，當〈教育管理〉和〈問答策略〉這兩份震驚世界的冷血文件，於2017年夏季在吐魯番市發佈、實施時，他已獲升任，擔任吐魯番的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執行著自治區政府「應收盡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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