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學者熊倉潤：「中國特色的種族滅絕」與新疆民族的改造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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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國際政治學科副教授熊倉潤著作《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中文版即將於2月1日在台灣出版，熊倉潤專精中國、蘇聯民族政策及中亞地域研究，而新疆在地理上位處中亞、卻又被視為中國邊陲，「少數民族」的身分更使當地人陷於矛盾之間——自中國共產黨1949年「解放」新疆以來，新疆出現大量民族幹部，然而當地民族地位卻不斷下墜，終至落入如今國際社會所譴責的高壓統治和「文化的種族滅絕」。

本文作者Kita專訪熊倉潤副教授，探討並爬梳新疆在中共治下，當地民族何以失去政治權力、而新疆民族政策又是如何得到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支持，以及如何破解中國政府對「種族滅絕」指控的反駁說法？

問：這是熊倉老師第一本在台灣出版的專書，讀者可能對您的背景較為陌生，是否請老師簡短介紹您的研究？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撰寫這本書？

熊倉潤：在簡單介紹自己時，我都會提及我住過四個國家：先是在美國耶魯大學待過十多個月，在莫斯科待過一年，接者在中國北京大學待了一年半，後來搬到台北，在台灣待了超過兩年的時間，所以我不算是在日本土生土長的研究者，而是在不同的地方移動，慢慢完成博士論文。

最有興趣的研究領域是政治史，特別是蘇聯統治下的中亞，以及中國統治的新疆兩者的比較研究。第一本學術專書是《民族自決與民族團結：蘇聯與中國的民族菁英》，聚焦蘇聯如何統治其下作為社會主義加盟國的哈薩克、中國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統治，以及兩個區域的綜合比較研究。

2016 年自東京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就打算繼續做新疆研究，這個選擇跟當前新疆的種族滅絕議題與並沒有太大關係，我關注的是1949年起，中共在新疆培育出大量的少數民族幹部，經過各種事件、文化大革命、1989年政治風波，儘管政治局勢有所變動，但依舊有大量少數民族幹部黨員參與在其中，我認為新疆有這麼大批的少數民族幹部，從政治歷史的角度來看是一件非常有趣、值得探究的題目。

至於這本《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則是2021年受日本中央公論新社邀請，撰寫這本關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當代史的大眾讀物，在寫書的時候就很希望它能在台灣出版，因此非常榮幸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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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本書前半回顧二十世紀中共治疆歷史，其中是否有格外重要的事件，是熊倉老師認為影響當代新疆政策至今，以至於值得讀者特意留心的？

熊倉潤：1950年代是個特別的時期，當時本地民族幹部希望新疆能成為一個加盟共和國，如「五十一人座談會」這個在伊寧開辦的政治會議（1951），參加會議的本地民族幹部提出，新疆應該依循類似於蘇聯其下聯邦共和國的路線，成立維吾爾斯坦共和國，並且反對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方案，也反對「新疆」作為區域稱號，因那是漢族中心主義的表現。

不過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中共高層認為少數民族幹部對新疆的政治體制想像，以及對黨的批評，皆是所謂的「右派」、「地方民族主義」，這類來自少數民族幹部的聲音與政治活動，基本上在1958年反右派運動後都消失了。後續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大型政治運動，都是從「內地」來的，而不是由新疆本地脈絡發起的政治運動。

儘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在複雜的局勢中，民族幹部對於自治區政治一度有不同的聲音出現，但最終他們的希望與理想仍是被中共給打壓下去了，這部分詳細的內容可以參考本書的第三章。

雖然政治體制的變革不被允許，但就整體來說，80年代的新疆漢族幹部勢力確實不如今日強勢，加上新疆與蘇聯接壤，許多維吾爾、哈薩克知識份子與蘇聯中亞地區有歷史淵源，因此在中蘇交惡的脈絡下，基於戰略性的考量，中共希望拉攏少數民族幹部，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民族團結」仍是重要的政治口號，漢族幹部對少數民族幹部還是相對地客氣，目的是建造包容團結的氣氛以穩定統治。

問：那麼對於1980年代後中共在新疆的統治，維吾爾人有越來越多的不滿浮上檯面，請問熊倉老師如何看待其中的潛因？

熊倉潤：從少數民族幹部的政治參與來說，民族幹部的數量沒有變化，但是在質量上有所變化，民族幹部越來越變成傀儡，無法掌握關鍵的決策位置，實權皆掌握在來自外地的漢族幹部手上，民族幹部往往不能參與決策，只能被告知政策決議，長期累積下來，當地幹部對於不能自主決定的政治現實深感不滿。

「西部大開發」就是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外地勢力主導的發展主義加深了民族之間的誤會：漢族幹部認為西部大開發對當地經濟貢獻甚多，少數民族應該感謝黨的「恩惠」，但從當地民族的角度來看，整個開發政策均由外地人主導，不可能對此有好感，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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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書中您提及2000年後中共對「恐怖份子」的定義擴張，您會怎麼看待中共對於「恐怖主義」此一概念的使用？倘若我們不贊同中共的定義，又該如何看待新疆各類的抵抗事件呢？

熊倉潤：「恐怖主義」是中共的說辭，但我認為這裡面最重要的是，為什麼會有抗爭事件發生？這個是最重要的層面，然而中國政府對於他們所指稱的「恐怖活動」的根源卻鮮少深入探討。

2002年中國國務院發表了政策文件〈「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該文以「恐怖主義」的視角來重新審視過去新疆的衝突事件，對於所謂「恐怖事件」的恐怖性質、海外極端組織的勾結等等多有著墨，卻未曾解釋為什麼新疆會有這麼多的衝突事件。這和書中第三、四章所提及的歷史脈絡有關，1980年代起新疆就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抗議事件，但中共始終沒有處理或回應，只有單方面的鎮壓。

如果80年代時中共能對社會矛盾、對少數民族的訴求有所回應的話，事情可能會有所轉圜。單方面的鎮壓是暴力的一種，就少數民族的感受而言，也是國家恐怖統治的一環啊。例如1997年的「伊寧二五事件」，軍警在寒冬中以高壓水柱沖擊群眾，導致示威者失溫凍死在街上，從當地少數民族的觀感出發，這樣的鎮壓模式才是所謂的恐怖主義不是嗎？所以造成了長期的惡性循環：早期社會問題浮現時，政府沒有對應，只有單方面鎮壓，以至於新疆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的出口只能訴諸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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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於中共自2017年起一系列針對維吾爾的極端政策（結對認親、職業培訓、一體化作戰平台、清查兩面人、強制勞動等），可否請熊倉老師簡要說明您對此的分析與解讀？

熊倉潤：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始終認為他們所定義的「恐怖主義」勢力，是治理新疆所遭遇的重大問題，需要對付甚或是處理。另一方面，中國老百姓的主流意見是支持政府強力鎮壓，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在中國當時很少能看到同情維吾爾人的說法。這樣的社會輿論也對政府造成壓力，打壓不完，於是政府的政策就被導向了一個邏輯：

那要怎麼知道誰可能是「恐怖份子」？要如何著手改造呢？因此「結對認親」是眾多手段中重要的一環，讓幹部、公務員到維吾爾人家中當「親戚」，實際做調查與紀錄，指出每一戶中哪些人可能是「恐怖份子」、具影響力的人物，進行分類，其中被視為有問題的人，也就是所謂的「不放心人員」，就送進集中營。這就是習近平所說的「改造土壤」的意思。換言之，這種我們外界視為極端政治的統治手段，其實是中國共產黨解決「恐怖主義」問題的務實手法。

其實民眾如何看待「恐怖活動」對共產黨而言非常重要，特別是習近平，只要大多數老百姓討厭維吾爾族，討厭維吾爾族的抗議事件，那麼習近平絕對會下重手來解決問題。所以我個人其實認為維吾爾族是不幸的，由於被人口佔絕對多數的漢人所排斥，中共在新疆一系列極端的政策才會獲得全中國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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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2021年年底自治區書記換人，由政治辭令較為軟性的馬興瑞接任，在本書第六章有簡短談到您對馬興瑞的看法，想請教老師對於馬興瑞至今的作風，以及新疆的前景看法如何？

熊倉潤：馬興瑞這個人過去跟新疆沒有任何瓜葛，不像陳全國過去是西藏自治區書記，因此一方面來說，民族政治並不算是馬興瑞的專業，看似比較開明，甚至有點像之前張春賢的作風，可能未來不會像陳全國時期那樣，不會再頻頻端出極端政策，可是你仔細觀察馬興瑞的政治動向，你會看到陳全國的反恐會議與政策，馬興瑞還是持續執行，沒有通盤改變。

另外在教育文化層面上，亦即外界所認為的同化政策，我認為馬興瑞會更積極地執行，因為在中國沒有人會對漢化政策有所異議，所有人都視其為理所當然。也就是說，在中國脈絡下，習近平提出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句話是沒有任何問題的，沒有人會反對。

馬興瑞這個人完全不認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套用在維吾爾族上有什麼問題，他會滿懷善意地推動同化政策。「善意」是我在日本學界討論新疆問題的一個關鍵字，漢族幹部在落實新疆政策時，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他們往往沒有惡意，倒是滿懷「善意」地要幫助維吾爾人，問題在於這種「善意」始終是自我中心、漢族中心的。

於是出手暴力的陳全國走了，換來滿懷「善意」的馬興瑞，我認為在文化意義上，這樣的統治並沒有比較不可怖。馬興瑞百分之百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好的，是對的，認為維吾爾人就該熱愛祖國，儘管對於維吾爾族人而言，這樣的善意是災難性的，是另一種軟型態的同化暴力，但馬興瑞會毫無反省地執行下去，畢竟所有的阻礙與異音都被陳全國給剷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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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本書終章，熊倉老師對於「種族滅絕」此一概念與維吾爾處境有非常精彩的思考，是否可簡要向讀者說明您的觀點？

熊倉潤：種族滅絕是國際法的用詞，具有明確的定義條款，其中一項是要件是「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之生育」，這點是符合維吾爾族的處境，因此確實可由此說中共對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這個我不反對。

不過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種族滅絕的定義是源自西方對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罪行的反省，70多年前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與當前維吾爾族所遭遇的種族滅絕，兩者還是有距離，還是有些不一樣。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納粹德國聲稱要與猶太人「結對認親」、沒聽過要讓猶太人成為「日耳曼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猶太人是被排除於德國社會之外的，相較之下，維吾爾族則是被要求一定要在中華民族大家庭裡面，中共聲稱他們是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對中共來說，維吾爾族是一定需要活下去、存在的。

中共需要維吾爾人的勞動力，要讓他們融入中國社會，這點跟希特勒有根本上的不同，希特勒並不希望猶太人融入日耳曼社會，中共則是要求維吾爾「一定要融入」，不可拒絕，這點是一百八十度不同。當然這只是在比較概念上的釐清，對於受害者而言，這絕對是很痛苦的。

或者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採取的滅絕作法與日耳曼人不同，現在維吾爾族所遭遇的是2.0版本的種族滅絕，相比70年前希特勒的手法，甚至有進化的感覺，再加上中共重於同化政策的關係，我才在書中稱維吾爾所遭遇的是文化的種族滅絕，也可以說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種族滅絕」。而我認為這樣看法的釐清可能是會對中共最大的攻擊。

近年中共完全不在乎西方的抗議，因為中共清楚知道他們的治疆手法與希特勒的滅絕政策有著形態上不同，他們利用了西方種族滅絕的定義，不斷強調國家對維吾爾族的善意與恩惠，轉移焦點，跟西方在種族滅絕議題上打轉，卻刻意淡化了其中國家暴力與文化滅絕的政策性質，以及維吾爾族所承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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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

作者： 熊倉潤

譯者： 鍾寧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3/02/01

內容簡介：本書爬梳中共在新疆的統治歷程，可謂是新疆從「解放」至今在中共治下的一部通史；在梳理歷史脈絡時，也側重新疆當地的民族幹部地位如何衰退、以及來自內地的漢人幹部的權力上升的過程。更能使讀者明白，自新疆「解放」至今的七十年間，中國共產黨曾經自詡為少數民族的「解放者」，如今卻成為拘禁並改造少數民族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