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玩即政治》：如果生命是一場不能重來的大型生存遊戲
最近流行一系列迷因，把哲學家理念套上AI 生成的當代背景。比如，「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視察土城看守所，臉色凝重」、「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在臺灣韓系服飾店發現衣服都是韓系擬像，回家撰寫《擬仿物與擬像》」、「馬克思《資本論》拖稿太久，因此恩格斯叫他去紡織廠工作以償還生活費。」
▌本文為許佳琦為《電玩即政治：駕馭改變世界的電玩之力》（衛城，2025）撰寫之推薦序，原文題名〈如果生命是一場不能重來的大型生存遊戲〉。書訊連結
假如荷蘭史學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還活著，可能除了從原先的歷史、藝術及古文明以外，還能從當代新自由主義社會裡發現遊戲的無盡蹤影。他將會發現，上班打卡是積分遊戲，交友軟體是配對遊戲，戰爭與和平（照川普所言）是卡牌遊戲，甚至連遊戲本身的銷售策略、玩家應援或反彈，都已是遊戲的一部分。想必他會大受震撼，寫出一部截然不同的《遊戲的人》。
當我讀到《電玩即政治：駕馭改變世界的電玩之力》（Everything to Play For: How Videogames Are Changing the World），意識到它似乎也是這樣的一本書，充滿幽默批判，但並不沉重。
出身立陶宛的作者瑪麗亞姆．迪特（Marijam Did）本身也是一位電玩遊戲工作者與評論者。她想要指出的是，電玩遊戲從內而外，都已經是一個意義被無限延展的文本。無論是外部的生產條件、內部的文本世界、發表後的玩家社群，都完全無法自外於更大的社會背景、政治、種族及性別——意即「遊戲歸遊戲，政治歸政治」從來都只是個假議題。
▌最初的遊戲記憶與我的遊戲編年史
但與其將本書視為嚴肅的遊戲界「政治正確」辯論書，我更樂於閱讀她的自我遊戲編年史。好奇查了作者的背景，迪特成長於一九九○年末的立陶宛，年紀稍大於我。但她談起家用電腦當初如何進到家裡的馴化過程，還有自己作為年輕女性，對遊戲產業的矛盾經驗，跟我很相似。
那是一個家庭購買個人電腦是件大事的年代。因為不能擅自使用家用電腦，最初我對遊戲的記憶，來自電腦課偷玩《皮卡丘打排球》、《小朋友下樓梯》、一個名為尼奧寵物的電子遊戲網站，還有不少韓國製的flash 動畫遊戲。
但對我產生重大意義的第一款電玩，是低年級時，堂姊帶回來的初代《模擬市民》遊戲片。我們趁堂哥不在，窩在客廳電腦前（是的，個人電腦最初都放在客廳），一起編造角色，談戀愛，生小孩，用電腦扮家家酒。然後在家長或堂哥回來前，速速把螢幕關掉，在主機燈上貼便利貼遮住，並用電風扇將電腦吹涼。
長大後，因為工作關係而得以採訪許多人權與政治的相關報導，我反而開始沉迷於反烏托邦與科幻遊戲。最初來自同行的遊戲專欄推薦，我遊玩了《Beholder》、《這是我的戰爭》（This War of Mine），接著是《底特律變人》、《Not Tonight》系列與《極樂迪斯可》（Disco Elysium）。
二○二○年全球大疫，人們閉關面對孤立與死亡，對於田園風景、友善人際產生強烈需求。為了《動物森友會》，我跟很多人一樣入手第一台switch；累積超過兩百小時的《星露谷物語》。迪特認為，這類「暖心遊戲」的目標對象，是給九○後出生的千禧世代玩家營造一個懷舊田園烏托邦。此種浪漫投射，確實在疫後精神乏困的時期讓許多人度過困難。《路透社》近期也才刊登一個遊戲化頁面，報導了這種開發成本低、不起眼、從不被稱上大作的「暖心遊戲」，所象徵的時代意義。
當我因記者職涯而焦慮時，自己也正在玩鹿特丹獨立遊戲公司Sparrow Night 開發的報業經營遊戲《News Tower》。當我沉迷於初代《監獄建築師》（Prison Architect）的時候，同時矛盾地經歷了同行與受訪者因參與選舉與遊行遭到的大搜捕。某次更新增加了囚犯的種田功能（這種「雲種田」在經營遊戲十分常見），但當我分享給同事時，他卻皺著眉說：「那不是強迫勞動嗎，要大家去種棉花什麼的。」
後來同事也曾以中國音樂實境秀的歌詞審查清單作為資料庫，開發《你能當歌詞審查員嗎》這款遊戲，讓讀者／玩家扮演綜藝節目的工作人員。你的工作就是負責把流行歌曲中的敏感詞抓出來，通通改掉，讓樂團能「順利演出」。看似反烏托邦的遊戲文類，卻是奠基於真實的新聞資料庫改編而成。
遊戲是逃避現實與重造現實的空間。但它也無可避免地與現實對話。
▌被忽略的玩家：那些偷打電動的女孩們
然而，除了記者，作為玩家的身分，確實依然有其政治時刻。迪特寫道：
遊戲學者威瑟福德（Dyer-Witheford）和德福特（de Peuter）指出：「身為娛樂商品，雖然很多遊戲內容包含大量軍事化、市場化、推崇帝國主義等反動主題，電玩同時也是激發群眾合作、創造價值且具有實驗精神的數位產品。」
許多關於遊戲內容妥當與否的辯論，至今的根本邏輯還是環繞在「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之上。它的基本假設是：人們看的電視愈多，愈容易相信內容，並受其影響。後來被大量應用於「暴力電玩是否容易導致青少年行為偏差」的行為研究裡。作為回應，我熱愛一張關於遊戲的古老Reddit 迷因：「你以為會引發暴力的遊戲／實際上會引發暴力的遊戲」，兩邊各自放的是《俠盜獵車手5》（Grand Theft Auto V）與《胡鬧廚房2》（Overcooked!2）。
如果題目換成「你認為會引發特定仇恨的遊戲／實際上會引發特定仇恨的遊戲」，你會填入什麼呢？
二○二四年，Gameboy 遊戲機迎來三十五週年時，英國《衛報》在遊戲電子信Pushing Buttons 發布了系列報導分享玩家投稿，其中有許多就來自那些曾偷打電動的女孩。其中一封動人的信寫道：「在我八歲的時候，我爸爸說Game Boy 不是給女生玩的，因為它叫Game Boy 而不是Game Girl。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證明他是錯的。」
女性與少數族裔的玩家、遊戲工作者，是否有機會確實地被看見？是否有更有包容力的環境給予他們？怎麼樣才稱得上足夠？書中提到玩家門事件、暴雪事件，至今難以改善的產業結構問題，我至今確實真切感到不足，卻也尚無答案。
回頭看《電玩即政治》，作為一本充滿個人色彩的書籍，與其當成為了「政治正確而出的」遊戲批評文集，倒不如看成我們做為不同個體，有著不同身分與背景，重新閱覽遊戲史時，提供另一種視角的詮釋。它們有時甚至也並未與所謂的主流衝突，反而是在這種互相對照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其中閃閃發光的獨特時刻。
美國小說家嘉布莉．麗文（Gabrielle Zevin）寫過一本以遊戲業為背景的暢銷作品《明日，明日，又明日》（Tomorrow,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裡面的年輕女性遊戲設計師莎蒂，同樣也經歷了遊戲業的諸多黑暗時刻。
她說，自己沮喪的時候總會「想像大家玩遊戲的樣子，是我們做的遊戲，或任何遊戲都可以。我很絕望的時候，讓我充滿希望的畫面就是看到大家在玩遊戲，這讓我相信不管世界變得多糟糕，還是會有玩家存在。」
「也許是這種玩樂的意願，顯示出所有人類心裡都有一塊永遠完好如新的柔軟角落，也許是這種玩樂的意願讓人不致絕望。」
小說在最後點題時，亦直指遊戲的本質：
遊戲是什麼？就是明日，明日，又明日。是可以無限次再生，無限次彌補錯誤的機會。不是說只要一直玩下去，總有機會贏嗎？在遊戲裡，沒有什麼失去是永久的，因為沒有任何事物會永久不變。
當遊戲成為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無法剝離的我們也在日復一日玩耍的過程中，必須意識到，遊戲永遠都會有重新拆毀，建立，與彌補的機會，而作為玩家，我們絕對有足夠的動力與責任，將我們渴望的故事線延續下去。
作者：瑪麗亞姆・迪特
譯者：詹婕翎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5/06/25
內容簡介：電玩劇情植入了哪些政治訊息、該替哪種理念廣告或背書？電玩是否「過度男性中心」？電玩設計師與出資方的關係是否對等？是否在極為壓榨剝削的環境下工作？國家與企業是否正在把電玩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電玩該不該操弄玩家心理、藉機大賺一筆？電玩主機的生產是否環保永續？這些都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實際存在且長期為人忽視的重要議題，甚至能從中一窺當今時代的樣貌及發展軌跡。
立陶宛電玩工作者瑪麗亞姆・迪特根據其多年來的業界經驗，帶領讀者深入挖掘電玩及電玩產業，挖掘電玩所蘊含的龐大潛力，以及我們能否更加善用這股力量。隨著電玩遊戲產業正式超越電影、音樂及圖書產業的產值總和，電玩的政治意涵就成為房間裡再也無法被忽視的那頭大象，值得詳加分析檢視。如果我們希望自己所愛的電玩世界能夠長久維繫、自己及未來世代能盡情享受電玩帶來的樂趣，就得駕馭這股正在改變世界的電玩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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