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血淚拘留營到我愛新疆棉：漢人與維吾爾人還有對話可能？
筆者於本月聯繫了現居芬蘭的哈瑞·哈爾木拉提·維吾爾（Halmurat Uyghur）醫生，他是較早站上風口浪尖的海外維吾爾族人士之一。哈瑞的父母接連被政府送進所謂的「培訓中心」後，他是首批公開錄製影片，呼籲中國政府交代親人的下落的維吾爾人。哈瑞在上篇主要談及他為何踏上維權之路；接續下篇，哈瑞將談談維漢之間開啟對話的可能性，以及國際力量的串聯。
二月，《BBC》的調查報導指出拘留營內存在系統性的性暴力，一時之間，維吾爾議題再度引起國際重視。然而，記者也在報導中陳述，出於新疆的封閉與無可查證等特性，以及中國政府慣常的拒斥姿態——怒斥幾位作證者是「演員」，而非認真看待施虐指控——記者並無法取得直接事證與背景資訊。所能仰賴的，僅有倖存者的證詞，以及基於證詞所做的輔助查證。
我追問哈瑞，該如何理解這幾位倖存者的證詞？這麼恐怖的事真的發生在拘留營體系之內？
「《BBC》報導之前，我去不同國家採訪維族同胞，也聽說過類似的故事，然後我覺得那根本不可能（是）系統性的東西，當時我是這樣想的，」字字斟酌，語速放慢，他謹慎地陳述，「不過看新疆的政府體系，既沒有媒體的監督，更是極權的情況，這種環境完全提供了一個作惡的天地。（一個地方）要是有不公平的話，那樣的事情肯定會發生。」
最壞的環境，引出最惡的人性。他以著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為參照，認為當前的新疆就是一個超大型的監獄實驗：任職於權責歸屬較監獄體系更為晦暗不明的拘留營，營裡的工作幹部若是涉及性暴力，「當局肯定（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那樣的話，算是默許了他們犯法，默許他們愛咋樣就咋樣。」換句話說，他認為中央或新疆當局可能並沒有下達性侵、輪暴維吾爾婦女的命令，然而
「他們提供了這種環境，讓它們發生。」
世象幽微而無從查究，對長期為憂傷所拖磨的人們而言，效應終究是產生了，大量來自海外維吾爾人的憂心湧進熱線，令哈瑞和他的同事們接應不暇。人們擔慮自己的親人也經歷了性暴力。
「一個我認識的朋友，他老婆也是做國際貿易的，回去（新疆）以後被抓進營裡面一段時間，後來被釋放，」哈瑞舉了個實際案例，「釋放以後，她只和海外的家人、孩子們視頻聊天過一次，就不願意再跟他們有過多的接觸。」日後，丈夫試圖聯繫妻子，妻子不願意接聽、也不願跟自己的孩子說話，「他之前想的就是，（她）很有可能害怕重新被抓進去，不過這一波（報導）出來以後，他也崩潰了，他想到她是不是也受到過這樣的待遇，所以沒辦法面對我和孩子們？」
「那段時間我們的熱線突然變忙，有一些人甚至三更半夜打電話來，」情緒與悲哭席捲而來，下一輪被衝垮的，則是支持熱線運作的志工們；多位志工在接聽爆滿的熱線數日後，承受不了心理負荷，提出暫離休息的要求。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新疆這個集中營已經有四年多了，好多國際上的知名度已經有了，不過國外維族的心理健康問題，（目前）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或地方在做，（但）我們在做，」身處新聞焦點的議題攻防與個案創傷的交相連動間，哈瑞看見了手邊工作的價值及限制，「我們從來沒有接受任何國家，或是組織的援助，我們以自己的努力已經延續了兩年多，（但現在）我們想的就是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專業化。」然而在資源缺乏的情況下，這一切不會憑空實現。
對談前，我在群眾募資網站上細細讀過哈瑞撰寫的募款計劃，洋洋灑灑近一千多字，詳列了計劃目標、執行途徑、預算分配等規劃，募款目標以熱線團隊所欲達成的目標相比，數目實在是不算大。需要資源挹注的事項包括 IT 相關支援、群體支持系統的建立，以及心理諮詢的專業協助。
後續運作尚需面對法規、確保個資安全、建立熱線機制的可究責性等難題，然哈瑞坦言，募資計劃早在去年已上線，卻始終乏人問津，近期因《BBC》報導放送，才不得不面對熱線超荷運作的根本問題，把計劃摘要寫得更全一點，重新努力募款，「作一個好撒瑪利亞人。」
▌ 維吾爾族與漢族的對話契機？
對談後半，聊到二月份話題度竄升的 Clubhouse，以及持續 14 個小時的新疆房——「新疆有个集中营？」，哈瑞肯定新的平台確實提供了靈光閃現的對話契機，「之前我在網上寫了一些東西，好多那種鍵盤俠、粉紅之類的，他們就是攻擊，說你活該、你是恐怖份子，（讓）感覺你很孤獨，好像所有的聲音都是負面的。（也會感到）漢族的好像真的特別恨維族的......（因此）碰到那些敢講話，敢同情維族的漢族人，還是特別高興能建立溝通。」
不過他的壓力來源從不只是單向度的，這類他口中「不那麼政治正確」的對話立場，使哈瑞在維吾爾—漢族關係上的發言舉步維艱。
「我在維族當中經常說，我們應該把我們的苦難給漢人聽到。好多人就是批評我說，你這樣講是因為你得到他們的同情......（然而）我說，中共跟漢族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們的問題要是最終能解決的話，那必須得跟漢族一塊面對這個問題......現在新疆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會成為一個歷史問題，我們和我們的後代都必須得面對，不管中國的政治未來如何。」
他像是個走鋼索的人，兩面都難以討好，兩面都是可碎骨的深淵。
「漢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民族對吧？他們應該有那種（相應的）大度，寬容的那種心，」回過頭，他也呼籲中國的漢人，「有時ㄧ些維族的講自己的政治觀點，或是講一些話，他們（漢人）就特別激動，（常常會）說，誒，他們的講話好像就是，『你（維族）有本事來跟我們（漢人）打』，之類的那種，好像動不動就要耍脾氣，動不動就要用自己巨大的身體來碾壓其他人。但你這樣的話，誰都不服你對吧？」
「所以我覺得漢族應該（要）有這種大度，更寬容的心，來對待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維族）是受害者，好多漢族在國外的，他們經常跟他們家人聯繫，他們想回家的話，也可以回家對吧？但你看維族的，已經好幾年了，沒辦法跟他們家人聯繫，也沒辦法回家，以後能不能回家也不知道。」
「比如，以我來說，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再有機會）回家看我的家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自然地，群體的困境再度返照於個體的日常處境之中，「猴年馬月吧。」慣以漢語成語註解自身處的他，笑著做了這麼一個小結。
話題接著轉到了中國最近話題火熱的新疆棉，對此，哈瑞提醒社會各界應該想想所謂的「支持新疆棉花」，是否真的等同於支持紡織業第一線的勞工？新疆的經濟發展應惠及百姓，但事實是新疆棉花及紡織業市場的命脈緊握在兵團手中，「對本地農民並非真正意義上帶來好處。」
他口中的「兵團」，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簡稱，其為兼具屯墾功能的準軍事組織，屬中國國務院轄下的省（部）級單位，人口約 260 萬人，經濟產值佔全新疆 GDP 近 20%，可不受自治區政府干預，自行管理內部之行政、審判、檢察、軍事事務。2020 年七月底，美國率先發難，以「侵犯人權」為由宣布對兵團及其相關組織實施制裁；今年三月，歐盟也宣佈針對兵團公安局及書記施行制裁。
確實，哈瑞認為當前媒體報導的強制勞動是問題的一大重要面向，然而另一面向的根本，是新疆長期「資源和權利分配的不公平帶來的經濟發展不均勻，（以及）維吾爾族等當地居民被邊緣化和維吾爾族的自治權利被剝奪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特別是新疆的石油、棉花、番茄和旅遊產業等，長期為兵團和黨政體系的裙帶企業實體所控制，「嚴重破壞了維吾爾族的自治權和新疆本土的的經濟發展，從而導致了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興起，民族矛盾的加深和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不信任。」
那麼當雙方對於新疆現況有不同認知，國家又以愛國主義情節做了一個 #我愛新疆棉花的 hashtag movement，讓中國社會大眾激烈抵制外籍產業，如何能與部分漢人建立起對話的共同基礎呢？
「我覺得政府在利用大眾的民族情懷和愛國主義情懷。」他直言，「應該把民族主義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約束放一邊，試圖去聽彼此才能有機會理解對方。」哈瑞表示他可以明白絕大多數中國人，是出於自身立場，以自身對於新疆的感情及為新疆好的態度來看待此事，然而，遇上政府以愛國主義的口號煽動，關於強迫勞動等等的異音就很容易被推到對立面。
「我想應該從知道新疆棉花的受益者是誰？來開始轉變看法。」他重申先前的觀點，「新疆棉花產業的受益者是兵團，兵團的上層，準確地說是中國的上層利益集團。同一個利益集團也在其他地方剝削漢族和大眾，我們，不管是哪個民族，都是受害者。」換句話說，是黨政利益集團在利用人民之間的理解的不足，來模糊焦點、煽動民眾來保護既得利益者們。「新疆棉花其實跟（中國）大眾沒有直接利益關係，而新疆當地人直接和間接地因為新疆棉花而被剝削和邊緣化，我們應該站在他們那一邊。這是我的看法。」
就此，哈瑞更認為一個政權該思考的是如何以公平和公正來爭取人心，而非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新疆人要獨立，罪魁禍首不是什麼極端思想的滲透，而是中國國家主義沒有得到他們的心，因為他們在資源分配和權力平衡體系中被邊緣化了。」
▌ 台灣可以怎麼做？
而作為華語圈中保有相對較高的言論自由的台灣，對於維吾爾族當前所承受的困境，哈瑞有什麼訊息想傳遞給轉角國際的台灣讀者們呢？
熟讀維吾爾歷史的他，指出台灣過往因為國民政府，而被動地與維吾爾族有所歷史關聯，近代維吾爾民族自決史也是對國民政府的抵抗史，再說曾殘酷統治新疆十年的盛世才，也是跟著國民黨逃到台灣，安享晚年，「根本沒有受到過什麼法律的責任之類的」。
之後他話鋒一轉，再論當前台灣與維吾爾的連結紐帶，在於對自由主動的企求：「我希望更多的台灣人關注現在新疆所發生的問題，作為一個亞洲人，把人權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畢竟在新疆發生的人權危機，我們不知道以後會擴展到什麼地方，現在剛開始發生的時候，我們應該讓中國政府知道，他們這樣做是世界所不能接受的。」他以自己的家鄉為例，提醒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個不可信的誘餌，「雖說新疆現在是維吾爾自治區，對吧？但你看現在維族在自治區根本沒有自治權。」
「我希望台灣能保持現有的民主環境，我真希望其他亞洲國家，然後中國不管是漢族的還是哪一族的，都能享受到台灣人現在所享受的這種，怎麼說，對我們來說特別奢侈的一種自由的環境。整個亞洲其他地方沒有民主的話，台灣的民主也是有被影響的可能性。」
畢竟相比於其他亞洲國家，台灣因中共政權的野心而與維吾爾有更接近的命運關聯。
至於有什麼樣的具體實踐舉措，可促進維吾爾族現況的改善呢？他則是答得客氣，「做自己能做的吧，也不要求就是上街遊行啊之類的，就是 create awareness 吧，多看一下現在所發生的事......盡力而為吧，能幫忙就幫忙，像是在 Twitter、Instagram 或任何社交媒體上，說一下新疆正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 尾末：走在鋼索上
訪談的末尾，我關心起他近期投入較多心血的芬蘭本地倡議工作，當荷蘭國會認定維吾爾族正遭遇種族滅絕，開歐盟國家之先例，芬蘭政界對此的看法為何？
由於歷史上缺乏直接的文化、政治、經濟交流，哈瑞認為芬蘭社會對維吾爾族的認識不多，目前仍需盡量與媒體合作，擴大相關報導的廣度與連續性，「不過他們知道以後就是特別感動，特別同情現在維族的情況。」例如二月芬蘭總理馬林（Sanna Marin）在獲知《BBC》的報導內容後，立即在推特上表示關注與譴責，政府首長也多允諾將會在各大國際場合，提及維吾爾族的人權危機。
至於芬蘭政府有沒有計畫跟進，將當前的人權危機定性為種族滅絕，他表示，「這個還不能講，不過好多國會議員已經承認新疆所發生的事是族群滅絕，他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不過還沒有提交到國會。不過據我所知，已經有計劃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我也盡力而為。」
他認為自己作為一個亞洲人，自然由衷地希望亞洲各國繁榮，但不應為此失去價值原則，「我的目的不是把芬蘭和中國的關係搞壞，我甚至願意中國與芬蘭的關係更加密切，不過這不能以人權為代價......（然而）跟芬蘭的政界一些人聊天的時候，我給他們講的還有，人權危機確實在發生，我們不能把現在的疫情也罷，或是新疆的種族滅絕也罷，不能把這些是作為一個對中國人、亞洲人種族歧視的一個原因，我也給他們這麼說。」
在這艱難的課題上，隱然間，他又邁開了步伐，走起了另一條鋼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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