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度流亡的巴勒斯坦難民：《邊境風暴》與75年未解的人道問題

2025/08/11 張景安

《邊境風暴》主角查帝拉（右）和表弟雷塔從巴勒斯坦難民營走向涉險犯難的未知路，此片融合難民題材與兄弟情誼，光榮入選坎城導演雙週並獲國際好評，目前將於8月22日在台上映。圖／佳映娛樂

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是當代中東第一起大規模、長期延續且至今仍未能解的人道問題。據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作署（UNRWA）統計，全球巴勒斯坦難民人數共計590萬人，其中約三分之一、超過150萬的巴勒斯坦難民，是居住於該署在加薩、西岸、敘利亞、黎巴嫩及約旦成立的58個難民營中，其他巴勒斯坦人則是和收容國當地民眾共居於城市。

雖然於近代至20世紀前，巴勒斯坦地區從未有過單一主權獨立國家，但透過不同時期當地統治者所留存之數據皆可顯示，阿拉伯人一直以來都是該區域的絕對多數人口，此為不爭事實，也被視為是當地不同世代阿拉伯人共同的家園。

然而，千年以來居住當地的「原生巴勒斯坦人」被迫成為難民之因，肇始於1948年，以外來猶太人口為主的猶太族群，於巴勒斯坦區域透過戰爭手段建立以色列國，並且以武力強制驅趕為數約75萬的當地巴勒斯坦人至其他國家，同時造成5至7萬不等的國內流離失所人口所致。而後又因以色列政府長期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控管和限制，使得巴勒斯坦人流亡在外，有家而不得歸。

許多巴勒斯坦家庭自1948年以來就一直居住在難民營社區。圖為兩名巴勒斯坦男孩在東耶路撒冷UNRWA轄下的難民營學校內玩耍。圖／美聯社

▌阿拉伯國家的態度變化

阿拉伯國家對這些巴勒斯坦難民的態度，則是歷經不同的轉變。衝突之始的數十年，正值區域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高漲，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對巴勒斯坦問題皆展現強力支持，產油國甚至不惜以石油禁運作為籌碼，試圖改變西方對以色列支持的立場，也曾透過幾次與以色列的交戰，嘗試協助巴勒斯坦人回到自己的家園，但最終都以失敗收場。

隨著巴勒斯坦人流亡於外的時間延長，居住於約旦、科威特的巴勒斯坦難民和收容國政府之間，也產生了政治問題，後者忌憚於巴勒斯坦難民的存在，甚至驅逐境內原先所收容的巴勒斯坦人。進入21世紀後，川普第一任期期間倡導的所謂以阿和平方針，承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從1990年代僅有兩個（埃及、約旦），2020年增加到6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摩洛哥、蘇丹）。（延伸閱讀：約旦河「兩岸一家親」？（上）：約旦和巴勒斯坦的恩怨分合）

又，近期爆發以色列政府對加薩民眾的種族屠殺式的暴行，也未見任何一個阿拉伯國家願意開啟國門，收容那些受盡荼毒、命懸一線的加薩民眾。種種跡象皆可得見，阿拉伯國家政府面對巴勒斯坦問題，現今所剩的多是口號式鼓勵，少有實質協助。這也讓巴勒斯坦人欲回歸家園的夢想，更幾乎成為一種奢侈的願望。

在回到家園的情況渺茫，收容國態度又曖昧不明的情況下，部分巴勒斯坦人被迫二度踏上逃難的旅程，去尋找另一個可以安身立命之地。這就是近期上映電影《邊境風暴》（To a Land Unknown）所探討的面向：那些流亡於歐洲的巴勒斯坦難民。

▌流亡經驗重現銀幕

《邊境風暴》是由巴勒斯坦裔丹麥導演馬赫迪・弗萊費爾（Mahdi Fleifel）所拍攝的劇情片，因為導演自身的流亡成長經歷，電影頗為完整地呈現由難民視角下的真實世界。

此片講述兩位來自黎巴嫩難民營的巴勒斯坦兄弟，在雅典社會邊緣掙扎求生的故事。他們懷抱著對德國新生活的渴望，試圖逃離困境。然而現實的壓力步步進逼，迫使他們鋌而走險，在道德與情誼的試煉中，經歷了關係的崩解與轉變。曾經，他們肩並肩坐在山頂神殿，俯瞰塵世，勾勒心中的願景，世界彷彿盡在腳下；然而，他們卻從未被世界好好接住。

需要說明的是，就分布數量而言，如主角兄弟查帝拉和雷塔一般，逃往歐洲國家的巴勒斯坦難民相較於其他國家的難民來說是少數（但不代表他們不重要）。

這種情形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在國際上屬於UNRWA的管理職責。當他們逃往至歐洲，當地政府會以這些人自願離開UNRWA轄下保護為由，認為他們不需要接受歐洲國家庇護，而拒絕他們的難民庇護申請。2019年就曾有巴勒斯坦難民家庭逃至保加利亞，當地政府以上述理由不給予庇護，更說明若他們需要庇護，可以再回去UNRWA所在的國家申請協助。

這樣爭議性的庇護規則，在2024年的歐洲聯盟法院中再度被提及討論，新的法院判決也說明，若巴勒斯坦難民可以指出原本的UNRWA不再能提供他們庇護的話，便可適用歐洲的難民保護法規。但這也是相對新穎且須待更多檢驗的一個判決。

2025年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社區，雖然還能過上生活，但在收容國種種限制下，好幾個世代的巴勒斯坦人被困在此處難以安身立命。圖／路透社

歐陸巴勒斯坦難民較少的原因之二，在於以色列對加薩和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監禁。在這兩個區域居住的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政府對他們的出入境掌有完全的決定權，沒有獲得以色列政府的同意下，該兩區的巴勒斯坦難民是無法自由離開、出國，更遑論逃難前往歐洲大陸。故電影中所描述的歐洲巴勒斯坦難民，大概人數總計20萬多，相較敘利亞100多萬的難民來說是相對少數。

而歐陸巴勒斯坦難民的來源，較多是來自非以色列控管的阿拉伯國家，像是敘利亞或黎巴嫩難民營中的巴勒斯坦人，因為社會經濟層面的限制或政治環境的情勢變化而面臨生存危機，比如說黎巴嫩遲至2010年才立法允許巴勒斯坦難民求職，並且禁止難民從事醫藥、法律或工程等專業領域，只能從事低薪、低技術且低保障的工作；又或者敘利亞內戰10多年造成的動盪不安，都迫使他們為了生存與生計，不得不再度啟程逃往下一個國家。

《邊境風暴》也刻劃了這樣的情景，希望能夠逃去其他國家的難民們，不僅需要給付走私者數千至數萬美元才能偷渡，但更令他們憂心的，卻是那一筆筆歷經千辛萬苦才攢下的偷渡費，可能在一夕之間化為烏有，甚至在通往希望的暗道上，遭無良的蛇頭榨取殆盡，連最後的生命安全也遭吞噬。

《邊境風暴》刻劃難民兄弟流亡的情感掙扎，難以從殘酷現實脫身而逐漸沉淪，那是距離自由最近、也最遙遠的一段路。圖／佳映娛樂

如同片中故事情節，難民流亡於外，多數會面臨許多令人唏噓、感慨涕泣之事。舉凡與親人的分別、收容國中的文化衝擊、來自當地人的歧視或攻擊、工作上的走投無路、經濟上的無助、難民彼此的競爭、性剝削以及對未來的惶恐與不確定，種種壓力，無時無刻重壓於這些被迫出走卻又渴求霎那安寧的難民身上，那些如同你我的血肉之軀，因為家園被毀，只能受盡苦痛和疲憊。

如片中所見，查帝拉和雷塔兩兄弟與遠在黎巴嫩的家人通話時，即便身處雅典的生活早已潦倒不堪、幾近崩潰，他們仍強忍著現實的苦楚，語氣故作輕鬆。不是因為他們好於說假話，而是無力啟齒。他們明知自己身陷泥淖，卻寧願用一個個精心編織的白色謊言，來遮掩在收容國所經歷的艱辛與侮辱——只為不讓遙遠家鄉的親人感到不安。謊言背後，是難以言說的羞愧與自責，是深知自己一無所有卻仍想讓家人以自己為傲的無聲哀傷。

身為難民的痛苦，對於不是身處其境之人而言可能永遠無法體會、想像，我們也僅能透過閱讀他們的故事或是與他們交流，隱約獲得表面上的理解。然而許多媒體、政要或是難民的相關研究，仍舊無法脫離對難民的沉痾刻板印象，將他們描繪為諸如社會問題的帶原者、政治問題的製造者或經濟問題的負擔，來檢視難民的狀況。

令人不安的是，當代世界對難民問題的討論似乎往往變成冷冰冰的數字問題，探究總共多少人、國家花費多少經費來救濟、又或者有幾件社會事件因難民而產生等等。但為什麼會有難民？誰又是難民？難民在成為難民之前又是誰？又該如何去解決這些人道問題？他們的未來在哪裡？這些問題，在巴勒斯坦難民流亡離散超過75年後仍懸而未決，迫切需要更多人討論與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