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血色大革命？中國《入戲》的文革實驗與「紅色青春記憶」

2020/09/18 李政亮

近日，中國高中歷史教材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從2018年的「在探索中走了彎路」恢復為原來的「由領導者錯誤發動」、「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等敘述。再一次，半世紀之前的文革進入到人們的視線當中。

關於文革的記憶，紀錄片作品不少，例如訪問了多位當年的紅衛兵、幹部子女的《八九點鐘的太陽》（2003），或是文革時期的攝影師李振盛40年後重回當年拍攝現場，訪問當時人們的文革記憶的《文化大革命40年後的證言》（2006）等。

這些紀錄片多從歷史的角度重建文革現場以及人們對文革的創傷與反思。對中國年輕人來說，文革或是遙遠的往事，也或是教科書裡所說的「錯誤發動、災難的內亂」。但是，走過文革時代並對那個時代深深懷念的導演葉京，2012年為了拍攝涉及文革時期的青春追憶電影《記得少年那首歌1969》，將13名年輕演員集中於四川偏遠的軍工廠，與外界隔絕，在13人的小世界裡過著兩週的文革「體驗」生活。

當年輕人進入到半世紀前的文革場景，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導演董雪瑩將這個過程拍攝為紀錄片《入戲》（2017），作品完成之後，引發不少討論。在筆者看來，這場在年輕人身上的文革實驗裡，最值得討論的應該是——為什麼在中國脈絡下，北京軍區大院（類似台灣眷村）子弟所生產的紅色青春記憶，取代了文革的記憶與反思？這種紅色青春記憶從文學到人氣電視劇，再從大眾文化與現實政治接合。未來，這種紅色青春記憶是否會成為另一種民族主義的支撐？

《入戲》記錄下這場在年輕人身上的文革實驗，但最值得討論的應該是——為什麼在中國脈... — 《入戲》記錄下這場在年輕人身上的文革實驗，但最值得討論的應該是——為什麼在中國脈絡下，紅色青春記憶取代了文革的記憶與反思？圖／《入戲》

▌一個文革，兩種敘事

發動這場文革實驗的導演葉京，是為了拍攝電影《記得少年那首歌1969》，讓年輕演員知道文革的時代氣氛而有此舉。

1957年出生的葉京，台灣知道的人或許不多，但如果把葉京的名字跟王朔、馮小剛乃至姜文放在一起，大概就可以感知到某種文化的氣味——除了姜文是1960年代初期出生，其他都是1950年代末期出生；至於出生背景，全數是北京軍區大院子弟；他們的作品當中，全數都有觸及文革記憶。

關於文革記憶，大家印象深刻的或許是張藝謀的《活著》或是田壯壯的《藍風箏》。1950年出生的張藝謀與1952年出生的田壯壯，他們的文革時期正值青年，有著上山下鄉經歷的他們看到文革的種種，包括他們自身的命運，也是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大學考試重新恢復，他們才得以有考試機會進入北京電影學院。他們電影中的文革，就是一場歷史與人性的劫難，不過，這樣的作品只能是禁片，田壯壯甚至因此十年不得拍片。

然而，當1990年代中期文革題材電影成為禁片之際，另一種文革記憶卻以青春記憶之姿蔚為主流。

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同樣觸及了文革的大時代背景。如同張藝謀的《活著》或是田壯壯的... — 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同樣觸及了文革的大時代背景。如同張藝謀的《活著》或是田壯壯的《藍風箏》，這類電影中的文革，就是一場歷史與人性的劫難。圖／《霸王別姬》

1958年出生的作家王朔，青年時期正逢改革開放，他也標榜為讀者寫作，作品中經常出現北京軍區大院的成長記憶。同是北京軍區大院子弟出身的姜文，生涯第一部導演作品《陽光燦爛的日子》（1993）就是根據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改編。《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中國電影經典，地位之一便來自這部作品以第一人稱——我——來表述歷史記憶。

軍區大院因中國軍人有著較特殊的地位，也因此占有優勢，政治中心北京的軍區大院地位尤其高。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對1950年代末期出生的軍區大院子弟的特質，有幾處精準的表述：一是他們以父輩為傲，他們也想像著跟父輩一樣拿著槍上戰場；二是住在政治中心北京的他們，尤其有早熟的政治學習，例如模仿著電影俄國電影《列寧在1918》當中台詞「瓦希里，快去救列寧！」模擬著政治上的敵我攻防。

▌被權貴子弟浪漫化的紅色青春記憶

這種被軍區大院子弟浪漫化的紅色記憶，2000年初期的電視劇裡蔚為高潮。

同樣是北京軍區大院子弟出身並有當兵經驗的作家都梁，是2000年初期中國電視劇重要的支柱，他2001年的作品《亮劍》成為人氣電視劇，2004年的小說《血色浪漫》在同一年也拍成同名電視劇，同樣是人氣作品。

《血色浪漫》把青春記憶的張力放在社會變遷的脈絡下，拉得更強。這部作品基本上奠定了此類紅色青春敘事的模式：文革時期北京軍區大院裡，幹部子弟們之間的兄弟情誼與愛情故事。而後他們得有機會入伍當兵，當他們離開軍隊重新回到社會時，已是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故事主題也就緊鎖時代變化，描述每個人的命運變化與滄桑。葉京2005年的電視劇《與青春有關的日子》依循著類似的套路，也因《血色浪漫》的熱播餘溫，得到一定的關注。

2000年初期，北京軍區大院子弟的紅色青春記事是彼時中國重要的一道文化風景線，弔詭的是，他們的青春成長記事，卻取代各地發生的文革悲劇成為主流的文革記事。在這類影視作品當中，可以感受到他們的1960、1970年代就是浪漫的紅色革命氣氛，人們為著某種理想而活，與之相較，改革開放的時代則像是世俗化的世界，人不得不面對柴米油鹽等現實的生存問題。

《入戲》裡葉京說得最直接，他看著毛澤東的新聞紀錄片說：

這是最有骨氣的時代，沒有人敢小看中國的唯一時代！

可以想像當年這些軍區子弟學著父輩推演著世界大勢，睥睨天下強國的模樣，但也可以看到即使時隔多年，至少葉京依然把那個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年代視為精神源泉，尤其是他認為現今年輕人沒有太多追求，最需要的就是他們那個時代的激情。

▌《入戲》的真正導演

《入戲》當中，最受人關注的大約是那13個過著集體生活的年輕演員的狀況。

他們集體生活大約一週之後，開始有人提出能否請假回家之類的問題，這些「個人」問題的提出，也帶出批鬥的「整體」——既然集體生活怎麼可以個人優先？

當批鬥啟動之後，所有文革儀式從批鬥者戴的高帽子、大字報到「鬥私批修」等口號逐一出籠，每個人也在這個過程當中找到自認足以保護自己的角色。這是《入戲》的重頭戲，但背後的權力關係相形之下容易被忽略，進行這場實驗的葉京在開頭大談紅色青春之後彷彿消失一般，但其實沒有消失，葉京像是黨中央，主導鬥爭的節奏與強度，是幕後的操控者。在葉京與13名年輕人中間，有調查員傳達葉京的看法，也在鬥爭現場進行協調。

《入戲》的微型結構裡，葉京不曾消失，他把浪漫化的革命話語與形式透過權力加諸在年輕人身上。為什麼葉京的紅色意識形態時隔多年未曾消逝？當文革還是禁忌時，權貴子弟們的紅色青春記憶取而代之成為主流的電影與電視劇作品，當他們的小世界變成中國的人氣影視作品時，這是葉京對紅色青春記憶樂此不彼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現實的政治當中，正當紅色青春電視劇在2004、2005年接續熱映之後，不過兩三年，薄熙來掌政的重慶也於2008年開始一場紅色實驗，也就是「唱紅打黑」（唱紅歌與打擊黑勢力）。

為什麼要唱紅歌？當時的著眼點是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以來歷經劇烈的社會變遷，產生貧富差距乃至一切向「錢」看的社會價值空洞現象。對此，就在重慶唱紅歌前後，中國民眾也有對鄧小平與毛澤東的各自評價。對很多中產階級來說，他們認為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重新打開國門，也就沒有現今他們所擁有的穩定生活；但對不少基層民眾來說，他們見證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富者更富也多是權錢交易的結果，這樣的群體懷念毛澤東時代的公平。

對不少基層民眾來說，他們見證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富者更富也多是權錢交易的結果，這... — 對不少基層民眾來說，他們見證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富者更富也多是權錢交易的結果，這樣的群體懷念毛澤東時代的公平。圖／路透社

重慶的唱紅歌，其實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民粹運動，薄熙來掌握到社會矛盾，也掌握到懷念毛澤東的社會基礎。儘管用紅歌導正社會風氣是空談，但重點是這讓葉京們的紅色年代再一次得到支撐，這也許就是為什麼葉京還著手拍攝《記得少年那首歌1969》的原因。

到底文革會不會再來？雖然教科書回復「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與「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的基調，但呼應領導者的紅色意識形態這回事，即使文革結束卻仍藉由文學與影視作品陰魂不散。至於嚴重的內亂也因言論自由因素相關的訪談、回憶與研究無法公開，導致文革究竟有多麼嚴重？其程度無法被充分說明與理解。

儘管文革早已遠去，葉京仍準備拍攝《記得少年那首歌1969》。2012年，也是習近平時代的開始，前面提到，不少中國人將毛澤東與鄧小平相互比較，但習近平政權八年下來，正一點一滴地準備取代毛澤東的歷史位置——毛澤東有一套激情的革命論述，習近平則有一套為他所詮釋的中華文化體系，兩者其實是一致的，革命論述與中華文化體系都是高度抽象的，最終　都是由有權者來詮釋。

權力沒有被制衡就是危險的。更危險的是，《入戲》裡我們也看到，當文革儀式一開展，人們為了生存自動入戲。《入戲》的文革實驗是個提醒。

呼應領導者的紅色意識形態這回事，即使文革結束卻仍藉由文學與影視作品陰魂不散。圖... — 呼應領導者的紅色意識形態這回事，即使文革結束卻仍藉由文學與影視作品陰魂不散。圖／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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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亮

李政亮，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關注視角是從大眾文化如電影、動漫、文學等解讀中國、日本與台灣的歷史與社會，此前作品以中國現場出發，希望文字耕耘能隨關注視角漸次豐收。近年作品履歷：《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獲2011年金鼎獎）、《中國課》（獲2012年《亞洲週刊》年度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獲選2018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展書），最新作品為《從北齋到吉卜力》（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