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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六代導演浮沉錄:從台北電影節的王小帥與胡波事件談起

2024/06/14 李政亮

左為2008年獲得柏林影展最佳編劇獎的王小帥,右為2019年自縊身亡的《大象席地...
左為2008年獲得柏林影展最佳編劇獎的王小帥,右為2019年自縊身亡的《大象席地而坐》導演胡波。  圖/歐新社、金馬影展 

台北電影節邀請中國導演王小帥擔任評審團主席,然而,王小帥導演約7年前遭指控對《大象席地而坐》導演胡波言語霸凌、扣住電影版權等情事,導致不過29歲的胡波自殺的往事再度引發議論。最終,台北電影節取消邀請王小帥。

網路上的討論,多集中在為何台北電影節邀請王小帥?尤其7年前的指控,王小帥尚未對外公開說明。在本文當中,筆者試圖翻轉視角,從中國電影環境的變遷,來談所謂中國「第六代導演」(一般指生於1960年代後期至70年代後期、在1980年代末至90年代進入北京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等院校,接受過正規影視教育的青年導演,經常參與各大國際影展)以及王小帥的沉浮。

最後,從這個視角來看王小帥與胡波之間的關係。畢竟,兩人身上有些相同之處,例如北京電影學院是中國電影的重鎮,兩人都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前後輩。

此外,第六代導演王小帥導演生涯的第一部作品——1993年完成的《冬春的日子》,影像當中的壓抑以及主角所面對的已然破碎的生活,以及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的感覺,其調性與《大象席地而坐》其實有相互呼應之處。

中國第六代導演王小帥,近期受邀擔任台北電影節評審團主席,其過往遭指控迫使年輕導演...
中國第六代導演王小帥,近期受邀擔任台北電影節評審團主席,其過往遭指控迫使年輕導演胡波自殺的往事再次引發議論。圖為2001年王小帥獲得第51屆柏林影展銀熊獎。 圖/法新社

▌從「第五代」到「第六代」

王小帥,1966年出生,1985年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他的同學當中有婁燁,學弟有管虎。他入學的時間點,正值文化熱以及第五代導演的崛起。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重新打開國門與世界交流;在視野重新打開的年代裡,知識份子與文化人站在時代的舞台上,或思考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是否不同?其又如何發展?或思考如何在這開放的年代裡重新表述中國?

1984年陳凱歌《黃土地》引起關注,4年之後,張藝謀《紅高粱》更是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黃土地》裡的民歌或是《紅高粱》裡高粱田裡的家族史,都與文化熱的脈動相互呼應。

伴隨《黃土地》與《紅高粱》在海外嶄獲的高評價,中國電影受到矚目,中國導演所謂的代際劃分也在此時出現——第一代是1910、20年代開創中國電影的鄭正秋張石川等;第二代是1930、40年代創立社會寫實風格的蔡楚生孫瑜等;第三代是1950、60年代追求社會主義語境表達的崔嵬謝晉等;第四代是1978年至80年代追求電影語言革命的張暖忻謝飛等﹔第五代則是1980年代將中國電影帶向國際的張藝謀與陳凱歌等人,他們致力用影像表達民族寓言。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電影學院1956年改制為大學,第四代導演開始幾乎都是北京電影學院出身,可見其在中國電影界的地位。

陳凱歌的《黃土地》主要展現了在黃土高原上生活的農民的貧苦生活,落後的婚嫁習俗和缺...
陳凱歌的《黃土地》主要展現了在黃土高原上生活的農民的貧苦生活,落後的婚嫁習俗和缺雨多災的氣候。 圖/《黃土地》 

張藝謀的《紅高粱》,影片中高粱田裡的家族史,與文化熱的脈動相互呼應。左為女主角鞏...
張藝謀的《紅高粱》,影片中高粱田裡的家族史,與文化熱的脈動相互呼應。左為女主角鞏俐。 圖/《紅高粱》 

按代際劃分,王小帥和賈樟柯、婁燁、管虎、張元等人屬於第六代導演。他們是19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中期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畢業之後也開始導演工作。從中國電影的發展來看,所謂的第六代並不只是「第五代加一」的傳承,他們跟第五代導演在生存之道與電影主題有著明顯的差異。

就生存之道來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僅有16家國有電影廠有拍片權,陳凱歌、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之後,就分發到國有電影廠,這是社會主義式的工作分配。

到了第六代導演,表面上情況也是如此,不過,第六代導演既經歷了1989年的六四,也經歷了1992年底鄧小平宣示的全面市場化,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電影陷入低潮,電影廠能提供給年輕導演的資源極為有限。伴隨全面市場化的浪潮,年輕導演們把自己的名字仍保留在國有片廠的編制,藉以維持社會保險的資格,但實質上或拍攝MTV、電視劇謀生,或透過自己的人脈籌資拍片。

第六代導演作品的共同特徵是致力於城市空間裡的邊緣群體,張元的《北京雜種》(1993)或是賈樟柯的《小武》(1997)等,都是典型,至於王小帥,他的《冬春的日子》則表述了後六四時代年輕人的抑鬱狀態。1990年代中期,中國電影時而上演這荒謬的一幕:官方眼中「政治傾向不好的電影」,未經核准或電影審查就參加海外影展,而中國代表團動輒退席抗議。

官方的黑名單當中,第六代導演幾乎人人有案底,王小帥的《冬春的日子》便名列其中。而後,第六代導演們轉以「獨立電影」或「地下電影」的姿態在中國存在,他們的作品雖然無法電影院上映,但不表示中國觀眾無緣看到這些電影。盜版VCD乃至DVD成為流通的方式,此外,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許多城市陸續出現影迷俱樂部的組織,部分酒吧、咖啡廳裡會播放這些電影甚至邀請導演座談,這也是中國電影發展過程中,有趣的灰色獨立空間。

▌延伸閱讀:〈從「被禁」到「解禁」:中國第六代導演與他們的禁片〉

《冬春的日子》表述了後六四時代年輕人的抑鬱狀態。該作主要講述了兩個原本是戀人的藝...
《冬春的日子》表述了後六四時代年輕人的抑鬱狀態。該作主要講述了兩個原本是戀人的藝術家,後來在枯燥的生活中,壓抑地活著,最後分別的故事。 圖/《冬春的日子》 

▌與體制拔河

1990年代末期,北京街頭四處可見「與世界接軌」的標語。此刻,中國正為加入WTO進行最後衝刺。然而,在電影方面,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電影的低潮未見起色,為此,政府鼓勵社會資金與國有電影廠合作,甚至開放電視台也能拍攝電影。這些舉措,無非希望透過政策變革刺激中國電影發展,尤其加入WTO之後,中國電影可能面對好萊塢更大的衝擊。

也在這樣的時刻,第六代導演重新被國有電影廠想起,王小帥、路學長、管虎加入北京電影製片廠的青年導演培植計畫。不過,他們的作品《夢幻田園》(1999)、《再見,我們的1948》(又名《古城童話》,1999)與《非常夏日》(2000)普遍被認為失去批判的銳氣。

2001年,王小帥東山再起,他以合拍片《十七歲的單車》一舉獲得柏林影展銀熊獎,這座獎應是當時不過35歲的王小帥的人生高峰。這部電影透過一部自行車,勾勒了北京同為17歲的年輕人,一個城鄉移工,一個家住胡同的高中生截然不同的生存處境。儘管獲獎,但或因未送審參展,或因片中未正面再現北京,不利當年北京申請主辦奧運等因素,《十七歲的單車》當時未能在中國上映。

有趣的是,第六代導演與體制之間的關係始終複雜。2002年中國電影主管領導在北京電影學院與第六代導演舉行座談——何以過去封殺第六代導演的電影主管領導,變為願意與其對話?中國電影陷入谷底但又必須再起是根本原因。

會中,與會的北京電影學院教師張獻民朗讀包括王小帥、賈樟柯、婁燁等7人連署的聲明,該聲明要求開放電影審查,這一事件也被稱為「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之後,2004年王小帥的禁映之作《十七歲的單車》易名《自行車》解禁,雖然當時傳聞上海電影集團有意上映,但只聞樓梯響,真正上映,遲至2013年。解禁與上映,象徵意義大過實質意義,因為盜版早已廣為流傳。除了王小帥之外,賈樟柯的《世界》(2005)也得以公映,這也形同賈樟柯解禁。

2001年,王小帥東山再起,以合拍片《十七歲的單車》一舉獲得柏林影展銀熊獎。 圖...
2001年,王小帥東山再起,以合拍片《十七歲的單車》一舉獲得柏林影展銀熊獎。 圖/《十七歲的單車》 

▌大片時代下的掙扎

然而,接下來,第六代導演必須面對中國電影再一次的變革。為了因應加入WTO衝擊,中國一方面把16家國有電影廠結合地方影視資源集團化,另一方面2003年中國政府頒布〈電影製作、發行、放映資格准入暫行規定〉,原來16家國有電影廠才擁有拍片權的資格限制完全解除,私人資本也可以進入電影的製作、發行與放映的任何環節。

政策變革的衝擊有二,一是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大量資金注入電影業,中國電影市場爆炸性成長,中國電影總票房(含引進電影)2010年上衝百億人民幣、2013年破200億、2015年破400億,2023年總票房則是549億。199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引進好萊塢電影,媒體稱好萊塢電影為「大片」——高投資、巨星演出外加亮麗票房,自此,中國也進入自己的「大片時代」。二是在人人都可以拍電影的時代,代際劃分裡北京電影學院外加共通的電影風格2個元素,被為數眾多的電影數量與風格稀釋,代際劃分已然失去意義。

大片時代裡,電影變成印鈔機,原來再現中國社會現實、衝撞體制的第六代導演們再度迎來新的挑戰,挑戰不僅是電影審查,也包括資本。每個人的因應各有不同,其中有堅持自我藝術理念的堅持,也有試圖在藝術與商業之間平衡者,大片時代是嚴苛的電影審查與豐沛資金的弔詭組合,每一種實踐方式都是中國現實的縮影。最堅持自我藝術理念實踐的,莫過於婁燁。

他與體制的關係始終緊張,始終以不妥協的姿態與視角描繪眼中的中國社會。他最為瀟灑不羈的一段,或許是因六四為主題的《頤和園》(2006)被禁止拍片5年,這段期間,他又偷拍了《春風沉醉的夜晚》(2009)。賈樟柯又是另一種類型的有趣案例。賈樟柯的電影一貫強調人文精神以及對弱勢者的同情,他也曾以他的影響力推動平遙國際電影展

婁燁與體制的關係始終緊張,始終以不妥協的姿態與視角描繪眼中的中國社會。他拍攝六四...
婁燁與體制的關係始終緊張,始終以不妥協的姿態與視角描繪眼中的中國社會。他拍攝六四為主題的《頤和園》,導致被禁止拍片5年,這段期間,他又偷拍了《春風沉醉的夜晚》。 圖/《頤和園》、《春風沉醉的夜晚》 

不過,賈樟柯在2008年執導的《二十四城記》卻受質疑。這部作品透過國有工廠三代廠花的人生經歷,帶出中國社會與城市發展的變遷。雖是一貫的賈樟柯電影風格,不過,電影資金卻來自改建這個國有工廠的房地產商,國有工廠改建的樓盤也以二十四城命名。

大片時代起初10年,中國網上曾有「人傻錢多」的嘲諷,亦即爛片票房越高。管虎的案例說明這一點。他拍攝電視劇多年後重執導演筒,《鬥牛》(2009)與《殺生》(2012)都是讓人驚豔的作品。聲名累積之後,他得到更多的資金拍攝商業電影《廚子.戲子.痞子》(2013)。這部電影評價甚低但票房卻大獲全勝,管虎自己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這部戲想試試商業電影,沒想到第一天就把這倆(《鬥牛》與《殺生》)超了,能不心酸嗎?」

至於王小帥,在《十七歲的單車》之後,致力反思自身成長的故事。1960年代中國政府考量中蘇關係惡化,外加美國力量進逼亞洲,為防沿海的工業建設與鐵路沿線受到戰爭破壞,抽離大量人員前往偏遠的西南省份進行建設。王小帥還是4個月大的嬰兒時,便跟參與三線建設的父親舉家從上海遷徙到貴州,在那裡生活了13年,《青紅》(2005)、《我11》(2012)、《闖入者》(2014)都以此為背景,《青紅》並獲坎城影展評審團獎。可以說,王小帥一方面一如既往參加歐洲影展,一方面試圖打開中國市場中藝術電影的版圖。

如果以時間點較近的《闖入者》為例,這部入圍威尼斯影展主競賽單元的作品,拍攝成本2,000萬人民幣,其中,宣傳成本高達1,100萬。為了宣傳電影,王小帥微博上大聲疾呼「嚴肅電影最壞的時代」,呼籲影迷買票進場「請你挺我」!不過,最終票房1,000萬人民幣左右。究其原因,大片時代裡競爭電影眾多,宣傳費用大幅上升。此外,電影院追求利益最大化,電影內容不是重點,只要觀眾願意入場就是好電影。在此大環境下,並不利藝術電影。

王小帥的《青紅》故事背景為1980年代初期,講述19歲女孩「青紅」的第一次情感歷...
王小帥的《青紅》故事背景為1980年代初期,講述19歲女孩「青紅」的第一次情感歷程。 圖/《青紅》 

▌王小帥應以《闖入者》為鑑

正當第六代導演們奮力在大片時代裡勉力生存時,年輕的胡波歷經重考,2010年終於考入北京電影學院,這時他已22歲。關於胡波短暫的生命,康路凱的〈胡波:一個自殺者的傳說〉與谷雨的〈缺席的人〉兩篇長文,都是優秀的紀實作品,對胡波生命的重要環節做了深度探索。

其中,有三點值得一提。首先,是北京電影學院老師電影理念的變化。2篇文章都提到胡波在北京電影學院所受的電影教育,康路凱提到胡波讓老師氣得踹桌子,谷雨則進一步提到韓國電影崛起之後,其兼顧藝術性與市場性的特徵,也為北京電影學院老師所採納,文中提到胡波的老師也是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2001)與《潛伏》(2008)的導演。

伴隨中國電影制度變革,中國電視劇產業也在千禧年之後崛起,佳作不少,這2部電視劇在中國評價頗高。有趣的是,這兩部電視劇的導演,也是北京電影學院出身,與第六代導演是同代人。可以看到他們同樣試圖在新的時代裡,找尋藝術與商業平衡的可能性。

二是胡波與王小帥的相遇。在北京電影學院的胡波,鑽研著波蘭名導奇士勞斯基《藍白紅三部曲》《十誡》等作品,希望創造出自己的電影語言,走向自己喜愛的小眾之路。胡波與王小帥的相識、相互的欣賞,並不讓人意外。

胡波所做的,就是試圖在主流電影之外,走出一條自我的另類之路。《大象席地而坐》裡的...
胡波所做的,就是試圖在主流電影之外,走出一條自我的另類之路。《大象席地而坐》裡的主角們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影像裡瀰漫著一種找不到生命出口的抑鬱。 圖/《大象席地而坐》 

胡波所做的,就是試圖在主流電影之外,走出一條自我的另類之路。這與30多年前王小帥所做的事情是一樣的,更何況兩人電影的基調類似,《冬春的日子》與《大象席地而坐》裡的主角們都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影像裡也瀰漫著一種找不到生命出口的抑鬱。

當然,世代差異也是存在的,那就是谷雨文章裡所透露的有趣而重要的小細節。《大象席地而坐》的結尾是帶著魔幻寫實主義色彩的,幾個角色們坐上前往滿州里的大巴士,在暗夜裡,他們聽到了大象的吼聲。不過,王小帥原想更動這個結尾,也就是幾個角色們坐上大巴士之後,遇到警察攔車臨檢,角色們因為此前分別惹下麻煩,以為警察是來找自己的,但警察其實是來當地緝查他案要犯的。胡波的結尾讓絕望的角色們找到生命的救贖,王小帥的建議感覺上只是讓角色們逃過一劫。

三是2篇文章當中都透過訪談,指出起初的愉快合作很快變調,從監視拍片、威脅換導演、影片長度從4小時變成2小時、胡波想拿回自己所拍的4小時版,但王小帥的冬春影業將版權開價300萬(含王小帥200萬的監製費)天價等。此外,在網路上也流傳王小帥的言語霸凌紀錄。凡此種種,王小帥迄今都未對事件公開說明,僅指一切傳聞與攻擊為不實。

沉默的王小帥,讓筆者想起他的電影《闖入者》。電影裡,北京退休的老太太老鄧,因為家中的騷擾電話心神不寧,原來,電話勾起她的內疚。早年老鄧一家人從北京到貴州參加三線建設,文革時期,允許軍轉正回原籍。然而,北京名額只有1個,懷孕的老鄧一心要讓小孩出生在北京,文革中活躍於批鬥的她,不惜上報競爭對手的黑資料,就以穩穩獲取回北京的機會。雖然最終如願回到北京,但老鄧卻一輩子內疚。

王小帥經常談到歷史必須反思,《闖入者》便是對文革加害者內心世界的討論。歷史如此,而他與胡波的關係何嘗不是?沉默不足以應對指責,特別是胡波淚未乾的老母。到底他與胡波的合作關係究竟發生了那些事?公開說明應是唯一之道。

王小帥經常談到歷史必須反思,《闖入者》便是對文革加害者內心世界的討論。對歷史如此...
王小帥經常談到歷史必須反思,《闖入者》便是對文革加害者內心世界的討論。對歷史如此,而他與胡波的關係何嘗不是? 圖/《闖入者》 

責任編輯/賴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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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亮

李政亮,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關注視角是從大眾文化如電影、動漫、文學等解讀中國、日本與台灣的歷史與社會,此前作品以中國現場出發,希望文字耕耘能隨關注視角漸次豐收。近年作品履歷:《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獲2011年金鼎獎)、《中國課》(獲2012年《亞洲週刊》年度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獲選2018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展書),最新作品為《從北齋到吉卜力》(2019)。

作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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