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都辦金雞獎：中國電影淪為走不出去的「內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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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國政府除了抵制金馬獎之外，也刻意把金雞百花電影節的時間與金馬獎同期，大有互別苗頭之意。金雞百花是中國兩個較具指標的電影獎項，金雞獎成立於1981年，因該年為雞年，所以稱為金雞獎，這個獎項是由專家評審；百花獎創立於1962年，為觀眾投票的獎項。兩獎每年交錯輪流舉辦，合稱金雞百花獎。

這屆的金雞百花電影節裡，主辦單位也宣布金雞獎將改為每年舉行一次，不少人認為這是制度性地與金馬獎抗衡。在筆者看來，這樣的調整或有雙重用意：一是與金馬獎抗衡，二是對中國電影內部來說，透過電影節儀式的強化與獎項的授予，漸次建立中國電影經典（canon）的標準與影響力。

之所以如此，應當是看似紅紅火火多年的中國電影，已經開始有危機感。

▌中國電影超越好萊塢之夢

2012年習近平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以來，中國媒體鋪天蓋地大加宣傳，就中國電影來看，那確實是個中國大片的亮麗時代。為了因應中國加入WTO之後好萊塢電影的衝擊，中國電影進行了制度性的變革，原來中國只有16家國有電影廠有拍片權，2002年開始，民營公司得以進入製作、發行與放映的所有環節。

從這個變革開始，以2003年為起點，中國電影市場總票房（中國電影加上好萊塢引進電影）便已連續13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連年增長。2012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2015年中國春節檔期票房超過同期好萊塢美國票房，更讓中國媒體振奮，趕超之情溢於言表。當時一些樂觀的預測甚至指出，2017年中國將取代好萊塢成為世界第一大電影市場。必須指出的是，這裡比較的標準是中國與「北美」的電影票房，不包括好萊塢真正的利基——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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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樣的樂觀情緒卻在2018年開始趨向謹慎。雖然年度總票房高達609億人民幣（折合約新台幣2,642億），但票房成長率卻出現十多年來首見的個位數9%，這意味著中國電影市場的成長已面臨挑戰，接下來的課題是穩固市場。

這一年，也是中美貿易戰開打的一年；對中國紅紅火火的影視產業來說，最大的衝擊莫過於知名女星范冰冰逃稅繳交將近9億人民幣的逃稅罰金事件。這個事件既是殺雞取卵也是殺雞儆猴，中國政府既向范冰冰為首的大明星抽稅，也警告影視公司與工作室不要逃稅，其結果是資金對影視採取觀望態度。中國政府之所以大動作向大明星開刀，合理的解釋是中美貿易大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急需稅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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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2019年，春節檔因農曆新年連續假期之故一向是中國電影的重要檔期，2019年的春節檔雖然票房創新高，但觀影人次相比起2018年同期去下降了約10%。整體來說，中國電影市場成長放緩，三、四年前媒體充斥「中國電影可望超越好萊塢」的樂觀論調已少有人提及（近年改為強調：賣座電影中，中國電影力壓好萊塢），畢竟中國目前只有電影院的銀幕總數超越好萊塢，好萊塢在北美票房以外的驚人的票房更是中國電影難以項背。

值得注意的是，放緩的背後仍隱藏著危機，中美貿易大戰下，電影勢必也會成為談判對象，事實上，早在十二年前美國政府就已向WTO就中國在電影方面的盜版與壟斷問題提起訴訟，雙方對此已交手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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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大銀幕裡的交鋒

1999年中國與美國就中國加入WTO問題達成協議，電影引進方面是中國承諾加入世後第一年，中國進口外國電影的配額增加為20部；三年後增加到50部，其中20部採票房分帳制。

2001年中國加入WTO，在引進電影數量上，大抵依承諾進行。然而，如何引進以及票房分帳比例等問題卻成為中美之間的交鋒。2007年美國世界貿易組織使團向WTO就〈中國：關於影響貿易權利的措施和影響若干出版物及娛樂音像產品的分銷服務的措施〉，向中國政府提出磋商要求。

在這份報告中，重點有四：一是中國進口影片審查週期影響美國影片的上映時間，這導致大量盜版出現，美方損失高達每年25億美元。其二，中國電影集團專營電影進口，只此一家，造成壟斷。其三，中國只允許兩家發行公司發行進口影片，造成美國電影進入中國市場的壁壘。其四，中國進口影片設有配額限制，這導致中國消費者無法獲得充分的電影商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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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WTO公佈裁定報告，認定中國政府違反〈中國加入WTO議定書〉的相關規定。同年，中國上訴，但WTO支持原裁定。面對判決，2012年，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美，其間與美國簽訂〈中美雙方就解決WTO電影相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

協定裡最重要的部份，就是中國每年20部的票房分帳配額之外，再增加14部配額，但這14部必須是3D或IMAX電影。此外，美方電影的票房分帳也從13%提高到25%。備忘錄有效期為五年，2017年中國與美國政府應重啟談判。不過，2017年伊始，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中美雙方在貿易上有諸多議程有待談判，目前還未到電影，中國基本上仍依原協定引進好萊塢電影。

中美在大銀幕的談判裡，美國的籌碼明顯佔有優勢，那些好萊塢電影能進中國市場不是自由市場，而是中國電影集團旗下的中國電影進出口公司決定，這明顯是壟斷。此外，好萊塢電影在中國電影市場25%的票房分成，也明顯低於好萊塢在其他國家的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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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的電影強國夢?

前述中美針對電影的交鋒，其實就像其他產業的縮影。中國的弱勢項目，先架設屏障保護，透過政策帶動產業與市場發展，面臨訴訟，運用上訴拖延時間換取產業成長。

今年在廈門所舉行的金雞百花獎電影節期間，中國電影家協會也在電影節會議中提出「從電影大國到電影強國」的說法。對中國來說，電影是意識形態的一環，主旋律電影就是這樣思維的產物；電影是文化產業的一環，2009年中國政府提出「文化產業振興計畫」，這是包含電影在內的文化產業化的藍圖。在意識形態與文化產業的雙重基礎上，「電影強國」的樣貌會是如何？又如何應對好萊塢電影未來更進一步開放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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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金雞百花獎電影節的入圍名單，不難發現點到為止的社會寫實類型與商業化的主旋律電影，將會是未來幾年中國電影的支柱。

所謂的「點到為止的社會寫實」，可以《我不是藥神》為例，這部電影在中國口碑與票房皆屬上乘，從電影內容來看，電影題材與描述方式從民間視角出發，帶出醫療問題的缺陷，但最後字幕也得加上中國政府其實已有相對應政策的補述，這類型接地氣又在電影審查許可範圍內的題材，會是未來幾年的中國類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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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類型是「商業化的主旋律電影」。主旋律電影從1990年代初期問世以來，就是需要中國政府資助的電影類型，但隨著2002年中國電影市場的崛起與民營公司進入市場，主旋律電影開始出現兩種變化：一是仍舊依賴中國政府資助的類型，主旋律電影在中國自成體系，從製作到放映都有政府體系支持，甚至也有華表獎專門獎勵主旋律作品，依賴政策的主旋律電影依舊存在。二是把主旋律題材以商業電影的手法表現與營銷，2007年的《集結號》就是這種手法的起始，雖是主旋律題材，但更戲劇化的情節與明星的演出，創造更高的票房，完全無需政府政策資助。

這幾年的賣座電當中，「中國英雄」的商業主旋律電影大行其道，從《戰狼二》、《紅海行動》、《流浪地球》、《中國機長》都是這樣的類型。值得注意的是，從票房結構來看，中國一線二線城市的電影市場早已飽和，三到六線城市與村鎮約2億7,000萬人口的「小鎮青年」成為票房新興主力。

小鎮青年的數量是一二線同齡人口的三倍以上。很有趣的是，小鎮青年也是「中國英雄」的鐵票部隊，在中國電影趨向成長停止之際，小鎮青年品味也將成為未來三、五年的主導，在大國意識形態與市場結構的雙重考量，「中國英雄」電影題材只會多不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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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也會出現一個弔詭的現象——多年前，中國政府便試著要讓中國電影走出去，但結果慘淡，最主要原因在於中國賣座電影經常與國際的普遍價值相違，尤其是商業的主旋律電影，主要都在頌揚戰爭或革命英雄。而今，中國政府宣稱要成為電影強國，但更加走不出去的「中國英雄」電影卻越來越多；應該說，中國電影將會變成「走不出去的內需產業」——票房依舊驚人，但能走進國際市場的作品也依舊稀缺。

除此之外，也在中國宣稱要成為電影強國之際，撤檔卻頻頻出現，從民營電影公司龍頭的華誼兄弟的《八佰》、《小小的願望》再到近日的《刀背藏身》、《蘭心大劇院》等，這些理由不明的撤檔，也只能說明電影強國在電影審查等方面的不透明。

總而言之，金雞獎每年舉行的背後，是中國政府意識到中國電影市場的危機，輔助電影的方法很多，但電影審查越趨嚴格與不透明，創作者也就難有發揮空間。一流的電影導演受限電影審查，其結果就是二流的導演索性依電影審查與市場喜愛的尺度來拍電影，「中國英雄」們會越來越多，但那已很難說是「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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