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道越南移工「討薪記」：不當解雇實習生的勞動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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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台灣美堤食品因剋扣工資，爆發越南移工罷工事件，雇主在承諾給付後，日前又疑似秋後算賬，再次引發社會關注。而在北海道，最近同樣也發生了越南移工遭不當解雇、加入工會討薪成功的案例，吸引了許多日本媒體的目光。

日本以「技能實習生」為名，在近十年大量引入移工，而今年四月新入管法上路後，將再開放更多移工赴日工作。而根據越南政府統計，在2018年越南移工的工作國，以赴日者（6萬8千人）最多，首次超越了長期居首的台灣（6萬人）。預料在新法上路後，將有更多移工選擇前往薪資較高的日本。

許多移工是懷著對賺錢、考證照、甚至居留的希望赴日工作的。但在語言、身份上都居於弱勢之下，對移工的欠薪與不當解雇等勞動爭議，也層出不窮。在這樣的情況下，究竟越南移工是如何討薪成功的？本文特別專訪負責該案件的札幌地域工會副委員長鈴木一，請他談談是如何成功爭取移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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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實習生不當解雇問題

事件發生在東川町，這個在大雪山腳下的小鎮，向來以優良的水質與農產著稱，近年更打出「寫真之町」的名號吸引觀光客，在台灣也小有名氣，亦設有對外國人招生的語言學校。

然而，地廣人稀的北海道，長期苦於人手不足，因此北海道的移工人數，在十年內成長了四倍，前兩名的中國與越南移工佔了約六成五，東川町也不例外。當事越南移工是作為農產運銷公司「東興青果」的技能實習生赴日，實習目的為學習農業產銷相關技術。但在被分發到東川町後，實際上卻是作為派遣工，每天被載到不同的農家去幫工。

而到了今年一月，公司突然以「合作農家減少」為由，將幾十名移工全數解僱。但大部分的移工為了支付仲介費，在出國時都貸有高額貸款，若就此失去在日本的工作，生活將陷入嚴重困境。面對不當解雇的問題，移工們選擇透過工會來爭取新資權益。但東川町距離札幌有150公里，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的越南移工，是如何向札幌的工會求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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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於今井先生。」今井是在鄰近城鎮經營肉用羊牧場與建設公司的企業主，由於鄉村已經沒有年輕人，自三年前起陸續僱用了近二十名越南移工。今井將移工視為公司的接班人，積極培訓移工的日語能力，並鼓勵移工考取日本的專業證照。

「一開始是仲介來問說有幾十名移工沒工作，問他能否雇用。但移工雇用都有配額，怎麼會突然多幾十個人？今井覺得事有蹊蹺，便帶上了自家移工當翻譯，前往東川一探究竟。東川的移工在說明自身狀況之外，也透露同公司位於北海道美幌町的農場也有相同情形。隨後，今井透過人脈聯絡札幌的律師、工會跟媒體，事情才爆發出來。」

在今井的引介下，鈴木帶著工會秘書，前往東川與美幌組織移工加入工會，由工會出面協商。但雇主轉而表示願意收回解僱，安排移工到其他分公司繼續工作，並補回空窗期的工資，條件是移工必須切結脫離工會。鈴木有些遺憾地說：「雖然明顯是不當勞動行為，但在身負貸款的經濟壓力下，有不少移工就此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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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雇主的壓力下，最後剩下東川仍有七名移工不願就範，他們除了受訪之外，也拍下日本媒體報導畫面，加上相關文書證據上傳社群媒體，讓事件在越南國內傳開，使得越南政府也派員前來處理此事。「我原本以為越南大使館是來幫忙的。」鈴木憤怒地說：「結果官員跟仲介一起出現，仲介則一面發放慰問金，一面勸移工不要被日本工會操弄、騙錢；官員則要我不要多管越南人的閒事，並指責移工鬧事損及國家利益。」

作為日本反戰學運世代的一員，又是資深的工會組織者，鈴木當場斥責道：「我年輕時反過越戰，現在房間牆上還有胡志明的照片，你如果還算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員，就該站在自己國家勞工的那一邊。」越南官員聽了，態度稍微軟化，但仍強調不需日本工會介入，他們會妥善處理。但移工堅持相信工會，拒絕被摸頭。

在工會與律師研究後，發現雇主在加班費、薪資計算上均有短少，解僱時也只針對移工，明顯違反勞基法。此外，「假實習真派遣」的做法也明確違法。因此秘書處一面至法院提告、向主管機關檢舉、並聲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一面提出團體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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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日本新入管法通過後的第一件團體協商，到了協商當日，會議室外擠滿了各家媒體，守候這場具指標意義的協商結果。鈴木笑著說：「我還故意把窗簾都拉開，看到外面一堆攝影機，公司代表壓力很大。」

日本工會實力雖逐年衰退，但在經驗豐富的工會幹部與律師支援下，大部分的雇主對團體協商仍舊相當忌憚。「公司當初沒有想到會有工會介入，文件都白紙黑字被移工拍下來，因此違法事證相當明確。在我的經驗裡，其實算是比較單純的案件，資方一下就舉了白旗。」

在訴訟與輿論的壓力下，公司很快就選擇和解，由於移工們已經不願意再在該公司工作，因此和解條件為由公司支付移工補償金，讓他們返國後能夠償還貸款，換取移工撤告，事件就此落幕。

但事件雖告一段落，對鈴木來說，工作才剛剛開始。首先，在本案中理當負責監察東興青果的監理團體「三愛友好交流協同組合」，過程上卻完全站在公司一方。而主管機關對於工會的檢舉，在事後回文表示，對東興與三愛均已以書面要求改善，東興回覆表示將停止雇用技能實習生，三愛則表示會改善，但詳情不明。這次的書面雖會留在官方記錄上，但不會對兩家公司具體懲處，不當勞動行為也不會列入考慮。

在日本技能實習法制中，雖設有「監理團體」負責監察雇主是否有違法，但由於監理團體的收入，來自於企業為雇用移工所繳交的行政費用，若雇主減少雇用移工，收入也會減少，因此監理團體經常被質疑對違法雇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鈴木認為，本案很明確地凸顯出政府雖宣稱會強化監理，實效性仍相當有限，監理制度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除了日本國內的監理制度外，如何遏止海外惡質仲介，也是關鍵。雖然各國政府都規定了仲介費的上限，但在本案當中，每位移工實際上都支付了高過法定上限兩倍到三倍的仲介費。鈴木進一步指出：「在背負著鉅額貸款之下，移工們在面對勞資糾紛時只好選擇忍耐，等於是助長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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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的工作方向，鈴木指出：「工會也不能只批判政府，自己也必須準備好。」鈴木進一步反省：「這次的翻譯與安置，幾乎都是靠今井先生就近提供人力與宿舍，但之後我們必須自己準備好。以本會來說，開始已經跟一些教會洽談，希望在必要時能借用教會做為安置中心。」

鈴木認為，接下來必須串連各地工會，彼此共享經驗、資訊以及資源，建構協助移工的全國性網絡。最重要的是，必須能即時找出散落在日本各地，需要協助的移工，這就得要靠工會的草根力量。此外，從這次的經驗當中得知，從聯繫、蒐證、串連到輿論施壓，社群媒體也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伴隨著台灣開放移工，移工工運也順勢而生，至今一晃眼已經走過二十幾年，除了台灣工運團體外，也開始有移工工會成立。而日本在開放移工數年後，語言、地域與種族上的歧異，仍讓移工與日本社會、勞工間有著深深的隔閡，鈴木坦言：「許多工會都還在觀望，有些是覺得事不關己，有些則是不知道該從何著手。」較之台灣，日本工會仍擁有相當的協商、組織實力，但要如何將其化為保護移工的力量，還有一段路要走。

「日本雖然是個排外的國家，但勞動者的團結並不分國界。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夠讓更多移工過上更好的生活。」語畢，鈴木看著牆上移工們送給工會的手寫致謝海報，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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