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移工開國策？戳破「假實習真勞動」的壓榨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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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在今年6月，於內閣會議通過了擴大開放移工的政策方針，進而在10月12號，公布了相關修法的具體方向。

到目前為止，日本政府僅開放專業白領申請工作簽證，但在去年9月新增了「照護服務」專業。而在新制度當中，日本政府擬增設「特定技能1號、2號」工作簽證，讓具有「一定技術」者，能夠申請特定技能1號工作簽，期限5年。而具有「熟練技術」者，則可申請無限期，且家族可依親的「特定技能2號」。

在開放人數方面，目前日本政府提出的上限是「未來5年內34萬人」。雖然詳細的產業清單尚未出爐，但現行技能實習制度已開放了77項產業中的139項工作，未來均可申請接軌「特定技能」簽證。這次還會再開放「人力不足產業」，可預料將會有更多產業爭取列入。

日本政府近年來雖以「留學」、「實習」等名目，實質開放大量外籍勞動力移入，但始終不承認日本有藍領移工。這次開放工作簽證，並打出要成為「被（移工）選中的日本」（選ばれる国）的口號，政策大幅轉彎，預料將深刻影響日本，乃至於整個亞洲的勞動市場與相關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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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王新衣」的「實習制度」

根據日本政府的最新統計，在2017年日本共有129.8萬移工，較之2008年的48萬，成長了足足2.7倍，當中「技能實習」就佔了25.8萬人，比拿正式工作簽證的白領移工（23.8萬）還要多。一般認為，目前審議中的「特定技能1號、2號」，其目的之一就是銜接「技能實習」，讓外國「實習生」們能延長工作年限。

一開始所謂的「技能實習」制度，是為了讓日本企業的外國員工赴日研習而設的。而後為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打著「援助後進國家」的名目，從農漁業到金屬、紡織等製造業，都開始引進大量的外國「實習生」。

但實際上許多實習生所從事的，是擠奶、包裝水果等工作，並無法學習到專業技術。此外實習生雖適用勞基法，但工資等條件幾乎都是最低限度。而當發生性騷擾、拖欠工資、工傷等問題時，外國實習生的弱勢身分，又讓他們比一般日本勞工來得更無力。但應該要負起責任的監理團體與日本政府，卻虛耗大量資源在「實習計畫」、「技能考試」等紙上作業上，好維持「實習制度」這件國王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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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排外思想的高齡化危機

但既然實習生又便宜、又願意做日本人不願意做的底層工作，期滿「畢業」後又會乖乖回國，為什麼日本政府還需要對藍領移工敞開大門？

根據《NHK》報導，在農業移工比例最高的茨城縣，移工比例已經佔農業人口的29.6%，而在漁業移工比例最高的廣島，更是已經高達52.6％。對這些地方而言，移工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而移工在近年來大量移入日本各地後，許多中小企業與鄉鎮反而發現，其實自己缺的不只是勞動力，更缺居民。

以日本農漁牧業的重鎮北海道為例，隨著產業型態因應市場需求而變化，如轉作高勞力密集的蔬菜以提高利潤、增加耕作面積或乳牛頭數以壓低成本等等，對勞動力的需求也逐漸上升，已非傳統上靠一家人就能應付。

過往還能雇用幫工，但伴隨著少子高齡化以及鄉村人口外流，能夠找到的幫工也越來越少、越來越老。根據農林水產省統計，從2010年到2015年的短短5年間，幫工人數就減少了32%。更嚴重的是，目前僅有21.4%的農戶擁有同居農戶繼承者，也就是說有近8成的農戶，正陷入後繼無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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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時事通信社在今年10月進行的民意調查，有56.4%的日本民眾認為居住地的人口正在減少，70歲以上的年齡層更有68.5%如此認為。無論是否還擁有耕地、漁場、廠房等生產資源，當一個聚落的產業因缺工或後繼無人而相繼倒閉，人口外流導致嚴重高齡化時，將難以再維持郵政、交通、行政等基礎機能，日本稱之為「限界集落」。

因此實習生們對這些地方而言，就不只是壓低成本的「便宜勞工」了。除了勞動以外，實習生們在當地的生活，本身也是維繫在地共同體的寶貴存在。在前述的時事通信調查中，已有14.6％的民眾將「引入移工」列為解決人口減少的選項之一。

許多雇主開始思考，移工們若能夠長期安頓下來，就不需擔心下批實習生不來的缺工問題。此外，移工總有家庭要顧，若能讓移工舉家遷居，不僅能有更多人來工作，也可望舒緩當地人口高齡化的問題。雖然可能得支付較高的工資，並提供更好的工作與生活環境，但並非負擔不起，鄉下根本不缺空地與空屋。此時「實習制度」這件國王的新衣，反而造成困擾。

根據《讀賣新聞》在10月29日所公布的民調，開放藍領「移工」的新政策，獲得了過半民眾贊成（51%，反對39%）。甚至連常年被視為日本政治禁忌的開放外國「移民」，贊成（43%）與反對（44%）都不相上下。雖然日本政府仍堅持新政策「絕非開放移民」，但顯然日本社會對青年勞動力與人口的需求，已經開始鬆動「排外」的傳統思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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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配套仍待觀察

當然，即便開放了簽證，改變仍非一蹴可就。例如目前困擾著不少移工們的惡質仲介以及勞資糾紛，該如何從制度上解決，仍是問題。日前知名內衣品牌華歌爾，就率先調查供應鏈中是否有剝削實習生的情形，以避免日後發生人權問題，傷及品牌形象。而長年處理移工議題的NGO「移住連」則進一步主張，應當正視「實習生」根本就是「移工」的現實，廢除技能實習制度，徹底落實勞動保障。這不僅是重要的人權問題，也攸關日本對移工的吸引力。

此外，日本曾於90年代起大量招攬巴西日僑來日工作，高峰時曾有30多萬日僑定居日本，但「只想要勞動力，不想要外國人」的日本社會，始終忽略了日僑的社會整合問題。許多未能融入日本社會的日僑，在經濟成長趨緩後，就因疏離感或失業陸續離開日本。

因此許多專家都提醒，想吸引長期移工或移民，必須要有全盤而長遠的規劃，不能重蹈巴西日僑的覆轍。必須從管制思維轉為積極協助，在語言教學、居住生活、到子女教育等方面，都切實投入資源，並重視如何讓移工及其家庭與在地社會，進行良性的交流與參與。若急著草率開放，且對「國王新衣」式的移工政策缺乏反省，既有的剝削、歧視等問題，恐怕將越來越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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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轉彎，台灣怎麼辦？

不可諱言的，即便有著許多問題，站在移工角度來看，權衡工資、生活與工作環境，日本仍是較台灣更有吸引力的選項。但過往受限於日本在語言能力、工作年數、產業配額上所設下的高門檻，因此「重量不重質」的台灣仍有一定吸引力。

然而，移工的流動經常受到雙方國家經濟差距、勞動環境或是外交關係的影響，而在數年間生變。長年研究越南移工的大阪市立大學研究員川越道子即指出，隨著日本逐漸開放，加上越南的日語熱潮，越南移工選擇赴日工作的比例，已從2010年的5.74%，竄升到2016年的31.62%。川越認為在新政策下，選擇赴日的人數，極有可能在近年內就超越赴台人數。

近年來由於反對血汗供應鏈的消費者運動興起，以及國際上對移工權益漸趨重視，台灣企業倚賴低廉勞工的既有獲利模式，日漸面臨嚴峻挑戰。而今比台灣先一步踏入少子高齡化的日本，開始轉向改善勞動環境以吸引移工的路線。產業與勞權看似對立，但若不及早未雨綢繆，萬一缺工海嘯真的來襲，恐怕會有許多台灣產業，就此應聲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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