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歧視（上）：德國客工文化，與一場失敗的融入政策

• facebook

1950-1970年間，在經濟奇蹟的機遇下，德國政府向許多南歐國家招聘暫時移工，其中提供最多勞動力的國家，是位於歐洲邊疆的土耳其。當這些外來移民遇上封閉排外的德國社會與政治環境時，發生了不少衝突，而幕後促成衝突的緣故，不僅是先來後到的文化差異及語言隔閡，新移民的階級與教育背景也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德國主流社會中隱含的民族歧視與排斥，讓許多移民選擇擁抱原祖國的保守主義，以及極端宗教團體的理念。這樣有如惡性循環的衝突與矛盾，在今年4月的土耳其修憲公投中，更是顯而易見：土耳其總統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為了維持個人權威，提案將土國政治制度從內閣制改為總統制，廢除總理職位並擴大總統職權。德國土耳其裔作為德國境內最大移民群體（約300萬人），對土耳其國內政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德國也因此被稱為「土耳其第四大選區」。

四月的公投結果出來，顯示高達63.1%德國土耳其裔對厄多安的「超級總統夢」表示支持。德國的數據與同樣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和英國相差甚多，後兩者分別以79.79%和83.80%的票向厄多安說「不」。這樣的結果引起廣泛的討論——德國的土耳其人為何選擇背離民主道路？

• facebook

從德國境內投票所的結果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德國土耳其裔社群的多元性。雖然所有的投票所公布的結果都顯示為支持修憲案，城市間的差距卻很大，像柏林「僅」有50%的人支持，埃森則是高達76%。這與土耳其社群的人口結構分佈有關。

• facebook

埃森位於西德北萊因-西發里亞邦的魯爾工業區（Ruhrgebiet），自19世紀以來，是德國採礦業的核心地區。在德國於1961年與土耳其簽署《招聘勞工協議》時，移民到魯爾區的移工（Gastarbeiter，即「客工」）來自於土耳其內陸的安那托利亞，以及黑海海岸等農村地區。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政治學者和土耳其專家寇普（Burak Copur）就指出，「這些地區傳統來講是AKP的地盤，所以支持厄多安……從這些地區移民到魯爾區的人大多屬於工人階級，他們受過伊斯蘭保守教派的社會化。」反之，在柏林的土耳其人來自各個社會階層以及不同派系，包含不少作為反對派的凱末爾主義者（Kemalist）、庫德族人、以及阿列維派。

如果我們再以土耳其境內各地區投票結果作為比對，或許更可看得出其中的端倪。根據公投結果的地區分佈圖，投「反對」票多的主要集中在如安卡拉、伊斯坦堡、伊茲米爾跟安塔利亞等大都市及、沿海地區；反之，土耳其內陸的安那托利亞，則一面倒地支持修憲。

地區與投票傾向的關係，反映出土耳其不同階級與教育程度之間的差異：大城市的人口結構較多元，教育程度也相對高，對政府保持一定程度的懷疑，都市跟西部沿海地區的人更偏向土耳其共和國的凱末爾主義（Kemalism）傳統，其主要內容包含國家政治制度的世俗化，並跟西方國家來往較為密切，這也是為何在這些地區，更多人反對厄多安極端的政治與宗教立場。土耳其內陸的大多數則支持厄多安以及他所代表的伊斯蘭化。另外，由庫德族佔多數的地區也一律反對厄多安的公投案。

• facebook

土耳其人移民到德國已經有56年的歷史，社群組成非常多元，他們根據不同的理由在不同的時間點移民來德，有第一代的客工、隨遷的配偶、在德國申請政治庇護的難民、來德國讀書的學生、在德國出生的、已歸化的跟尚未拿到德國國籍的都有 ，因此沒有同質化的單一族群可言。儘管如此，德國的「土耳其裔」卻仍然被視為鐵板一塊的族群。實際上，寇普稱：「柏林的土耳其社群反映出土耳其的多元社會，因此，柏林的選舉結果也與土耳其本身的非常相似 。」 更不用說，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傳統移民國家的土耳其移民不僅比移民到德國的土人教育程度高很多，這些國家的移民與融入政策也遠遠發達於德國。

公投結果出爐之後，基民黨籍的埃森市長枯芬（Thomas Kufen）提醒，身居民主國家德國的土耳其人選擇土耳其的威權體制，是輕易且無須承擔現實後果的、根本上是佔土國境內土耳其人的便宜，他還強調「從他們身處舒服的位置的角度來看，公投對那些德國土耳其裔而言沒什麼影響，蒙受其害的卻是那些與土耳其政府有爭執的人及團體。」未來要買單的，是土耳其境內的反對派、記者、政治犯們，而這次積極支持厄多安奪權的德國土耳其人，有一天也會發現這個後果對他們自己或土國境內的親友們，所帶來的影響，而開始意識到並後悔今日的選擇。

那究竟為何被德國民主自由滋養長大的土耳其裔，會在如此關鍵的修憲案上，選擇背離民主道路？

• facebook

▌融入政策：一場失敗

一種說法是指責在德土耳其人不珍惜民主，不願意融入德國社會，且不認同德國《基本法》保障的自由民主。不少右翼的德國政治人物認為，德國的雙重國籍制阻礙德籍土耳其裔人融入當地社會，他們因而主張將其廢止。例如極右排外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副主席高蘭（Alexander Gauland）便表示：

高蘭認為，持有兩國家護照的人會自動導致「雙重忠心」。

但根據一項「融入意願」調查顯示，有七成的土耳其裔表示想要全力融入德國社會。但讓德國土耳其人背離德國價值的，真的是因為「不夠忠誠」嗎？是土耳其裔本身就不認同德國的自由民主價值，還是他們覺得德國所宣稱的價值，並沒有落實在他們身上，從而導致他們對德國失去認同？

德國《明鏡》周刊特派員卡茲姆（Hasnain Kazim）在公投後的一份調查報導中表示，接受採訪的土耳其民眾，其中許多長期在德國生活，他們選擇支持公投案，是因覺得德國社會對他們有差別待遇，同時他們也無法接受多數德國人對厄多安的「抹黑」。以此角度來看，支持票似乎是對德國社會的一種「報仇」。雖然卡茲姆本人不認同這樣的理由，但他還是呼籲讀者要聆聽土耳其人的聲音，並提醒「我們應該察覺到，欠缺『歡迎文化』使一輩子都待在德國、甚至出生在德國的人，也會感受到自己是外人」。

• facebook

卡茲姆認為，德國應當反省其「融入政策」。

德國在六零年代經濟高度成長，為了填補不足的勞動力，開始向南歐及土耳其招募暫時移工。儘管《招聘勞工協議》在1961年就已簽署，但德國當局一直到2006年，才舉辦了第一場「融入政策高峰會」。當年德國視客工為便宜勞動力，誤以為他們過幾年後會回到自己的國家，殊不知很多人不僅留下來了，還舉家遷至德國。

1983年，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促進回國法》（Rückkehrförderungsgesetz），補貼願意回國的人，但沒有達到期待的效果（只有15萬人回去）。右翼所領導的政府傾向排擠移民，阻止多餘的外來人口進入；左翼政府雖然持較開放的態度，但多年來也忽略了融入政策實際需要處理的事務，例如國籍取得、語言與文化課程、教育、就業等制度性歧視等等。始終將客工定義為短暫停留人口的德國人，因此在過去六十多年來，從未認真面對移民融入當地社會的問題。

• facebook

• facebook

卡茲姆採訪時所遇到的負面情緒，在其他研究報告中都能得到相呼應的數據。明施特爾大學宗教社會學家波拉克（Detlef Pollack）教授的研究團隊發現，土耳其裔的德國人至今還經常感到被歧視（24%）、認為自己是次等公民（51%）；第一代的土耳其移民中，有65％認為「不管怎麼努力，都不會被視為德國社會的一部分」，這樣的感受一直到第二、第三代仍獲得43%的認同。

我們如果想要理解為什麼至今還有許多德國土耳其裔不認同德國，以及在本次的公投案選擇放棄民主道路背後的原因為何，我們還是得回到問題的結構層次。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土耳其人不願意融入德國社會，而是德國社會杜門謝客的種種措施，讓這群來德國棲身的土耳其移民感到被遺忘。過去，德國政治與社會不想要這些人留下來，甚至害怕他們的到來，常年對他們存在抱以鴕鳥心態，造就今天有著種種籓籬的社會。

（下篇／什麼樣的社會，讓土耳其移民對德國不再信任？）

• 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