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破梅克爾的臉：土耳其的「納粹盤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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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週二（3/21）土耳其執政黨AKP宣布停止一切在德國的造勢活動。相關評論分析，厄多安此舉有著「自我受害者化」及「自我邊緣化」的意圖，拉票效果或許比舉辦更多造勢活動更好。（2017.03.22更新）

最近，德國與土耳其掀起了一場外交口水戰。土耳其為了四月即將來臨的修憲公投案，預計在歐洲各國發起造勢活動，這個如意算盤卻被德國幾個地方政府拒絕，惱羞成怒的土耳其總統厄多安為此臭罵歐洲是「法西斯主義者」，甚至說梅克爾的作為，是「納粹」手段。

厄多安激烈的言詞讓德國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舒爾茲（Martin Schulz）以及多個政黨大為光火，痛批厄多安狂妄。但相較於其他政治人物的憤慨，梅克爾本人反倒選擇「冷處理」，因拒絕土耳其造勢活動的是地方政府，而非聯邦政府。不想再火上澆油的梅克爾，只回了一句「不評論如此不恰當的發言」，但最後還是補上：

兩國的政治人物口角一天比一天激烈，在土耳其政府不斷的刺激和煽動土耳其裔德國人的情況下，原本屬於內政的修憲公投，因而升高成為備受國際注目的外交事件——德國的回應，也因此成為影響土耳其公投能否順利通過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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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即將在4月16日舉行修憲公投，現任總統厄多安打算將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從內閣制改為總統制，並將其這幾年來的集權法制化，此舉被很多觀察家視為土耳其背離民主的最後一根稻草。自2005年開始，厄多安和他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便開始宣傳修憲。2015年時，還有高達76％的土耳其民眾表示反對，但2016年一場失敗的軍事政變讓土耳其的政治生態驟然劇變，AKP越來越積極地宣傳修憲，而社會大眾的態度也隨之改變，現在各家民調皆顯示贊成與反對並駕齊驅、不分軒輊。

為了動員選民，厄多安將目光放至「海外票倉」——在國外生活的土耳其公民——而住在德國的那140萬名土耳其選民，便是厄多安不可或缺的票源。如同過去土耳其大選一樣，安卡拉政府這次也在國外安排許多造勢活動，包括在荷蘭、法國、奧地利等歐洲國家；光是在德國就預計會有超過30場的動員活動。

然而，歐洲各國今年對這一類政治活動，反彈特別大，不只是多位土耳其高官在荷蘭被拒絕入境，德國的地方政府也撤消土耳其司法和經濟部長的造勢許可。相關單位表示，申請人在申請時未表明真正的申請理由，並質疑申請文件造假。甚至有人向德國最高法院申訴，認為土耳其總理尤迪倫（Binali Yildirim）應該因「為違反民主的國家體制進行宣傳」而遭聯邦政府處以禁令。

德國憲法法庭雖然最終決定不起訴，可卻也利用此機會，針對外國政治人物在德進行競選相關活動做出釋法。大法官指出，由於他國元首在德國境內的政治行為，涉及德國外交政策與主權問題，是故，他國元首及政府成員無法單邊行使「基本權利」（fundamental rights），逕自決定在德國境內進行與其官方職能相關的政治活動，必須經得聯邦政府判定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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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到目前為止，德國聯邦政府並沒有打算阻擋土耳其政府在德國進行類似的活動，也批准土耳其在德國開設投票所 。而梅克爾的策略依舊是保持冷靜、持續觀察。不過，許多朝野人士卻認為，她太過冷靜：從左派的左翼黨（Die Linke）黨團召集人瓦根克奈希特（Sahra Wagenknecht）到右派基社黨（CSU）的外交暨國安政策發言人哈恩（Florian Hahn），皆口徑一致地要求政府強勢回應，並撤回部署在土耳其的旋風式偵察機。

德國跟土耳其的衝突早已不是新鮮事，早在2008年，厄多安就曾因科隆的造勢活動被德國媒體和政治人物批評。當年他向在場的1萬6,000位支持者說：「沒有人可以要求你們配合別人，『同化』是反人類罪的行為！」 這幾天他又呼籲德國土耳其裔：

有不少人認為，厄多安的言論是刻意阻礙德國政府對移民的「融入政策」（integration policy），並觸動德國社會過往在「融入政策」上失敗的陳年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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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德國聯邦議會通過承認鄂圖曼帝國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大屠殺的決議。該決議因觸及土耳其痛處，引來安卡拉政府強烈的抗議，並對德國祭出最嚴厲的外交手段之一——召回駐德大使。當德國議會議員想拜訪部署在土耳其軍事基地印吉利克（Incirlik） 的200多位德國士兵時，憤怒的土耳其當局拒絕提供相關許可。經過多次的談判以及德國國防部長親自的訪問，厄多安政府才於同年10月允許議院代表團入境。

然而雙方的紛爭並未停歇，今年初，德國《世界報》的特派記者宇杰爾（Deniz Yücel）被土耳其當局以替恐怖組織宣傳的罪名逮捕。宇杰爾因為持土德兩國的護照，所以被土耳其政府視為土耳其公民，而儘管土耳其總理尤迪倫親口向梅克爾承諾，但德方的領事人員迄今仍然無法到監獄探望宇杰爾。

此外，今年2月底又發生了另一個衝突：德國聯邦檢察總署宣布將針對土國政府派來的伊瑪目，調查其是否進行間諜活動。指派伊瑪目的土耳其宗教部是隸屬於土耳其總理府之下的單位，土方相關部門已證實，有伊瑪目將葛蘭運動相關的資料，匯報給安卡拉當局。法圖拉·葛蘭（Fethullah Gülen）以前是厄多安最重要的政治盟友，雙方鬧翻後，葛蘭流亡到美國。厄多安視其為恐怖份子，並指控葛蘭是去年軍事政變背後的黑手。

由上述可見，造勢活動的爭議僅只是最新的口角話題；實際上，土德關係積怨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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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全國21%人口有所謂的「移民背景」（Migrationshintergrund），其中最大的群體就是土耳其移民（大約300萬人）。戰後德國從廢墟中復甦，50年代經濟起飛，高速成長的經濟導致幾個關鍵的產業（如農業、採礦業等等）缺乏勞動力。德國於是開始向外招募「臨時」人力，並在1961年與土耳其簽署《招聘勞工協議》。

根據該協議早年設下的「循環原則」，外籍移工（德文：Gastarbeiter，即「客工」）待在德國期間不能超過兩年，並禁止移工家人隨遷。這個規定反應了當時德國政府對「客工」的態度——市場暫時需要便宜的勞動力，沒有人預期這些人最後可能會留在德國，進而成為我們的鄰居和同胞。也正因為如此，德國在當時並沒有協助這批「客工」融入當地社會，反而是將他們集中在一起。後來，由於德國企業界不願意每兩年重新培訓新的員工，所以相關規定也在1964年遭到廢除；然而對「客工」的融入措施，要一直到2000年代才陸續出爐。

至今，土耳其裔還是常面臨種族歧視和不平等的對待，其中有54％認為「不管我怎麼努力，我都不會被視為德國社會的一部分」。

德國移民融入政策的失敗，有助於我們瞭解為何這麼多土耳其裔德國人仍然對德國缺乏認同感，且轉向厄多安的威權主義「取暖」。德國不來梅大學副校長及土耳其專家Yasemin Karakaşoğlu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土耳其人在德國覺得被排斥，並被負面地描述...（當德國社會）提到這些人通常會聯想到教育程度、技能低以及缺乏對教育的興趣...但他們希望當土耳其人是件正面的事...厄多安讓認同土耳其的人，重拾信心，再次感到偉大和強大。我認為，許多人從中得到一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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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土耳其裔的政治人物呼籲住德土耳其社群不要以偽愛國主義支持顛覆民主國家，綠黨黨主席歐茲德米爾（Cem Özdemir）在德國國會演講時說：

隨著外交口角持續延燒，德國政府也從原先的「冷處理」開始轉變立場；總理府秘書長在3月15日就暗示，聯邦政府將來或許會禁止土耳其政治人物的造勢活動，他說：

然而，為《時代週報》寫專欄的土耳其媒體人敦達爾卻認為，這樣的禁令反而對厄多安有利，他寫道：「厄多安的天賦是將對手趨向一致，他的對手怒吼越大聲，他就越得意洋洋。製造新的對手讓他很高興，也給他機會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並藉此把他的支持者團結起來。厄多安的統治以恐慌為基礎，而德國正掉進他的陷阱裡。」

對於德國政府應該如何回應土耳其強烈的批判，社民黨籍的聯邦移民／難民與融入專員約卓古（Aydan Özoguz）也提醒：「我們讓自己因為厄多安而更加捲入劇烈的漩渦裡，是很危險的。安卡拉的言論雖然很難面對，但我們必須保持冷靜，因爲持續捲入只對強硬派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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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政府接下來如何應對這波外交衝突，影響的不只是土耳其4月的公投，對德國而言，更重要的恐怕是一年前歐盟與土耳其簽訂的《難民協議》。

土耳其外長多次暗示有意撕毀該協議，而土國內政部長則更具體地威脅歐洲國家，說土耳其可能每個月把1萬5,000名的難民送往歐洲，「讓你們驚訝一下」。 各種外交因素相互纏繞下，也不難理解為何德國政府在面對土耳其屢次的挑戰時，總是表現得如此小心。此外，土耳其和德國同時作為北約兩個大成員國，如果繼續相互挑釁，對該組織正在進行的反恐將造成影響，梅克爾的每一舉都要考量到這些潛在問題。

德國若比照荷蘭那樣，強硬抵制厄多安，那只會為淵驅魚，讓土耳其朝野更加團結，最後修憲公投反可能因此通過。德國憲法法庭雖然闡明了德國政府沒有義務讓土耳其政治人物在境內拉票，但德國法律也保障外國人的言論自由，如果限制這些人的言論自由，那跟厄多安的威權政權還有什麼兩樣？

敦達爾建議德國人，不要違背自己的理念而給言論自由帶上手銬；反之，應該展現德國的自由民主精神，讓公民社會來面對這些外部的反民主力量——畢竟，公民社會是厄多安最害怕、也是他最努力壓制的勁敵。但是，當土耳其國防部長在前幾天暗示，德國「或許」是土耳其軍事政變幕後的黑手，甚至再對梅克爾作出人身攻擊時，此時的德國又該如何保持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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