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ICE高鐵殺人案:「兇手是移民」的新聞掙扎
願祢幫助我們...,讓憤怒不要吞噬我們的靈魂,不讓憤怒帶來報復。
8月17日,黑森邦邦長布菲耶(Volker Bouffier)在為「法蘭克福高鐵慘案」的受害者家屬所舉辦的彌撒中如此代禱。只是,布菲耶所憂心的社會分裂,其實早就上演。
7月底,法蘭克福火車站所發生的慘案震驚了全德國,不僅媒體大篇幅報導、內政部長結束度假回來召開緊急會議、政府研議加強全國火車站的安全措施,極右派人士更不意外地藉此機會,再次煽動反移民的公共輿論。
在排外仇恨言論與假新聞的氾濫年代,對於種族、移民、國籍等敏感的報導尺度,德國媒體也無可倖免地陷入了自我掙扎。
▌法蘭克福火車站慘案
7月29日上午,法蘭克福中央火車站的第七月台擠滿了人潮,來自慕尼黑的 ICE 高鐵正在進站作業時,一名身著深色衣服的男子,突然將一對候車的母子推落至鐵軌上,接著還試圖把另外一名女子也推下,所幸沒有得逞。
落軌的母親趕緊翻滾到鐵軌旁邊,但她年僅八歲的兒子卻還留在軌道上,來不及逃生。雖然高鐵緊急煞車,但小男孩仍不幸被進站的火車碾壓死亡。
月台上不少目賭這一刻的遊客與德鐵員工隨即流淚、崩潰大哭。一名目擊者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憶,先是火車站那傳出「恐怖的尖叫」,之後他目睹了嫌疑犯逃跑、被幾名路人追補的那一幕。最後在其他遊客的協助下,警察當場迅速地將嫌疑犯逮捕。
短短幾個小時後,法蘭克福警方發言人在中午罕見地向媒體透露,「嫌疑犯擁有非洲移民背景」。不久,法蘭克福警方的官方推特帳號回應網友推文,公開確認:「嫌疑犯為厄利垂亞公民。」
警方事後解釋,因為媒體在第一時間不斷質問員警,被逮捕的嫌疑犯是否為外籍人士,發言人在各家媒體的壓力之下,才選擇透露。嫌疑犯的外籍身份,加上受害者為兒童,在在引發德國政壇與社會各界的強烈反應。
事發當晚,法蘭克福高鐵命案登上所有德國電視新聞的頭條,《第一電視台》(ARD)晚間新聞節目《今日主題》(Tagesthemen)也不例外。節目中,主播阿塔萊(Pinar Atalay)直接報導了嫌疑犯的國籍身分,此舉貌似違反新聞媒體的相關倫理慣例,但在下一則的新聞採訪中,她也顯露了內心的掙扎。
在與心理學家曼蘇爾(Ahmad Mansour)的訪談中,阿塔萊問及:「如果嫌疑犯擁有移民背景,我們的處理方式是否會有所不同?我們是否傾向於更早報警?是否採取不同的報導方式?」
確實,除了受害者為孩童之外,嫌疑犯的膚色種族,更是觸發輿論熱議的關鍵。畢竟假設加害者是一名來自瑞典的金髮碧眼男子,我們很難想像他的國籍或移民背景,也會同樣成為討論的焦點。而這也是為什麼在過去在慣例上,德國媒體自律不公開嫌疑犯國籍的原因。
▌受極右派衝擊的新聞媒體倫理
作為新聞自由的國家,德國媒體的報導內容與取材不受政府或第三方任意干涉。不過,媒體業內仍有國家制度之外的規管方式,也就是所謂的「新聞媒體委員會」(Presserat)及其所訂立的《新聞媒體慣例》(Pressekodex)。
根據《新聞媒體慣例》,媒體報導不應該特別提及嫌疑犯的國籍或移民背景,除非其身分牽涉到「公眾利益」。德國媒體之所以制訂了這樣的條例,是希望避免淪為種族歧視及種族仇恨的幫兇。
《新聞媒體慣例》第12.1條進一步指出:「提及嫌疑犯或罪犯屬於某一種族、宗教或其他少數族群,不應導致個人一概而論的歧視(diskriminierenden Verallgemeinerung)」。
然而近年來,《新聞媒體慣例》所制定的標準卻逐漸被輿論壓力——尤其是右派人士——推翻,這也導致2017年才修例的「不表明國籍原則」愈來愈常被踐踏。
像是極右派民粹主義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近年透過輿論操作,將媒體焦點帶往外籍人士的刑事犯罪上,藉此刻意煽動社會對難民和非白人移民的恐慌;該黨的宣傳戰略主打「德國媒體受政治體制操控,大規模藏匿外國人的罪行」等未經證實的危險指控,大肆攻擊執政黨的「難民和移民融合政策」。
AfD這裏指的「外國人」,當然是所有非白種、非基督徒等人士,主要集中於來自敘利亞、伊拉克,以及阿富汗的移民。近日,德國《時代周報》(DIE ZEIT)報導的最新學術研究,也證明了AfD「帶風向、拉種族仇恨」的事實。
Macromedia 私立應用科技多媒體大學 的赫斯特曼教授(Thomas Hestermann)和萊比錫大學刑法學家侯芬教授(Elisa Hoven),分析了AfD關於德國犯罪案件的242篇新聞稿,並與官方犯罪數據作比較。他們發現:
「在AfD提及嫌疑犯國籍的所有新聞稿中,外籍人士佔了95%,僅有5%的嫌疑犯為德國籍」;而在AfD的新聞稿中,提到不具移民背景的「德國籍嫌疑犯」,基本上犯的都是比較輕的刑事案件。但實際上根據官方統計,全國犯罪活動中的非德國籍嫌疑犯,只有35%以下。
▌在報與不報之間:德國媒體的掙扎
法蘭克福慘案觸動全國敏感神經。AfD國會黨團召集人魏德爾(Alice Weidel)事發當晚在推特上譴責犯罪之餘,當然也不忘一邊呼籲、一邊暗諷政府:「終究還是要保護我們國家的公民啊!而不是(繼續)無邊無際的『歡迎文化』!」
除此之外,AfD柏林邦議會黨團召集人帕茲德斯基(Georg Pazderski)也批評媒體大小眼:「一名男童不幸遇難、躺在沙灘上,就有人可以一連好幾週嚷嚷著要違法大開國門;一名被(瑞士)通緝的非洲人謀殺男童,《今日新聞》(Tagesschau)卻只花30秒處理。」
法蘭克福案隔兩天,斯圖加特發生一樁謀殺案,歐洲議會的AfD籍議員在推特上轉發《明鏡週刊線上》的相關報導稱:「關於斯圖加特的報導,完全不提及罪犯、其入境經過、其假身分等。然後還警告不要分享紀錄罪行的影片!這才不是新聞!#體制媒體」,顯然想趁著法蘭克福案的熱度,繼續追擊媒體。
這類批評導致許多媒體陷入兩難的困境:當他們選擇不報導嫌疑犯的國籍時,在今日的網路時代,大眾依然可以透過各種管道得知訊息;一旦大家從其他來源得知罪犯為外籍人士時,媒體反而會直接被扣上「隱藏事實」、「幫政府護航」的帽子,進而強化社會大眾對媒體的不信任。
媒體究竟應不應該報導兇嫌的移民背景?又該怎麼報導?即便是自認左派的記者也不免陷入此困境,被動地被(極)右派奪去輿論主導權。法蘭克福慘案當天,現任《德國之聲》主編的普爾(Ines Pohl)發表評論主張,在極右派勢必藉此大作文章的情況之下,「嫌疑犯的國籍身分也為完整真相的一部分,我們必須對此負責。」
她主張給予不同、甚至帶有爭議的意見一個發聲機會,但同時媒體應該就此解釋這些意見背後的動機,並揭露不同黨派如何藉此圖利。然而,她並未在文章中提出任何更積極的理由解釋,媒體這次為何應該報導嫌疑犯的國籍?
被極右派人士煽動的社會不安定感,足以構成《新聞媒體慣例》中所稱的「公眾利益」嗎?這個問題恐怕還是落在灰色地帶。在評論中,普爾將法蘭克福慘案與2015年的難民潮、德國得來不易的性別平等相提並論,更可能直接落入了右派人士的輿論陷阱。
由此可見,極右派勢力已經徹底改變了德國公共輿論的生態,一步一步地瓦解媒體報導的倫理慣例。
德國其他許多媒體也不隱藏自己的掙扎。比如《黑森邦公共電台》(HR)的節目《黑森新聞》(Hessenschau)也試圖說明,為什麼這次選擇違反媒體報導的慣例:
「我們下這個決定並不輕鬆,而是經過同事之間的討論和衡量的...,但我們最終還是選擇報導被捕者之國籍,及其他有關其身分的細節,是因為此次罪行非常殘忍,發生在眾目睽睽之下。」
但實際上,嫌疑犯的國籍恐怕與罪行無關。根據初步調查的結果,嫌疑犯當日是在精神錯亂的狀態下,隨機攻擊了三名受害者。《瑞士日報》(Tages Anzeiger)亦報導,嫌疑犯Habte A.幾個月前就開始神經錯亂,是名偏執狂患者。目前,法蘭克福檢察署也已委託進行進一步的醫療評鑑。
此外,他更與近年德國大開國門、接納100多萬名難民的移民潮毫無關聯。該名嫌犯早在2006年就已經移民瑞士。據悉,他甚至曾接受媒體採訪,被視為成功融合當地社會的移民典範。如果硬要把這樁慘案,扯到他的國籍和移難民身分上,那唯一較合理的結論是加強對移難民的心理輔導而已,而不是演變為反移民的排外仇恨情緒。
▌在慘案之後:政壇與民間的反應
這些事實,AfD黨內的激進派領袖霍克(Björn Höcke)當然視而不見,他甚至在最近的演講中指責執政黨,「法蘭克福的殺人案並不是個案,而是(⋯)人為營造下,『社會氛圍變遷』的後果」(註:「Klimawandel」為「氣候變遷」,但「Klima」亦為「社會氛圍」),並呼籲政府加強國境管制。
不只AfD這樣要求,慘案發生後,馬上從度假中趕回來的保守派內政部長錫霍佛(Horst Seehofer,CSU)也在第一時間主張對瑞士增強邊境管制(因為嫌疑犯來自瑞士)。不過他已收回這項說法,目前內政部只打算增加邊境臨檢,並不打算恢復全面的邊境管制。
除了邊境管制的呼聲,全國火車站的公共安全也成為輿論焦點之一。受害者家屬的律師便向媒體表示,「如果他們孩子的死亡有助於改善公共空間和火車站的安全,這對他們而言會是一種安慰。」
目前,內政部正與德鐵公司研議,如何改善火車站公共安全,並加強乘客的安全感。但由於負責維護火車站和機場安全的聯邦警察局人力已不足,增加重點火車站的警力將會導致別處的警力短缺。因此該局工會(DPolG),已要求德鐵出資招聘更多的私營警衛人員。
不過,警察工會(GdP)副理事長拉德克(Jörg Radek)認為,「增加車站警力也只能增進旅客的安全感,其實對實質安全沒有太大的幫助」,反而建議應該安裝月台閘門。但因為德國火車體系多元,不同車款的車門距離不同,暫時仍無法執行。
除了媒體界和政壇之外,德國公民社會也深受牽動。最近經過法蘭克福車站的遊客可能有看見,在第七、第八月台間,出現了鮮花花海,有遊客和市民自發獻上的花、蠟燭、玩具、和致受害者家屬的多封唁信。事發隔天晚上,法蘭克福不同基督教教派,共同在站前廣場舉辦追思會,也有400餘人參加。有位法蘭克福市民甚至在網路上發起募款活動,目前已經募得11萬歐元。募款活動的留言大部分是哀悼和慰問受害者家屬的訊息,不過也有捐款者透過留言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像是 David M. 寫道:「希望這個政權早日倒塌,也願妳的孩子安息」;另外一名網友 Roland L. 則質疑,「梅克爾女士捐款了嗎?錫霍佛呢?馬斯(德國外長)呢?拉科特(Rackete,難民救援船長)呢?」,暗示執政黨以及主張難民救援等人士,要為「移民犯罪」負擔一定程度的責任。
從案發至今的社會爭議來看,這次幾乎全國媒體集體違反報導倫理慣例,也無法贏回社會大眾對媒體的信任,反而可能間接地助長了社會持續分裂。如同主播阿塔萊所暗示的,嫌疑犯的種族和移民背景,不僅影響媒體的報導方式,也會進而改變民眾對移民的認知與觀感。
按照普爾主編的邏輯,我們因為社會大眾缺乏安全感,因此需要報導「完整的真相」——包含嫌疑犯的國籍——但社會缺乏安全感,難道不是媒體界被極右派論述報導帶著跑所造成的嗎?尤其在與犯罪事實無直接關連的情況下,真的有其必要嗎?法蘭克福事件大概是極右浪潮下,德國媒體所遭遇最尖銳、赤裸的一次自我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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