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媒體（上）：一場衝擊德國媒體的信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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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人們對媒體、政府等權威，一直以來都保留著一定程度的懷疑；但近幾年來德國人對媒體的不信任，卻達到新高。民眾對媒體的批評，從原本只是針對單一新聞報導，到擴大至針對整個媒體；而對媒體的抨擊也開始進入主流輿論，甚至連媒體自己也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從2014年德勒斯登的排外反伊斯蘭教運動「PEGIDA」開始，「謊言媒體」（Lügenpresse）這個納粹時期的反媒體用語，不只再次被拉回公共討論的檯面上，更在同年被選為年度惡詞榜首。這種集體的反媒體行動，包括謾罵以及向採訪的記者喊口號，甚至暴力攻擊，使不少德國媒體人深感擔憂。

「謊言媒體」一詞在德國有著歷史包袱。該詞最為人所知的背景，是1920-30年德國右派勢力指控所謂的「體制媒體」為權貴編寫新聞，並認為這些媒體受猶太人菁英以及馬克思主義者所控制。雖然納粹時期，也有民主派人士以「謊言媒體」批評被納粹政權所收編的大眾媒體，但這是少數人知道的歷史事實。

30年代末納粹黨穩固政權之後，德國媒體全被「一體化」，已不存在獨立於政權的媒體。而前東德人民對此的印象當然更為深刻，因為直到兩德統一之前，前東德媒體也受黨國所控制。那麼，「謊言媒體」為何又突然出現在21世紀已統一德國裡？德勒斯登民眾為什麼會認為德國媒體又開始「欺騙人民」、「背叛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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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果想了解德勒斯登民眾對媒體的負面印象，除了納粹的歷史包袱外，我們或許要回溯2003年在社民黨-綠黨聯合政府執政下的德國社會氛圍。

2003至2005年間，聯合政府推動名為「2010議程」的一系列社會及勞動條件改革。由於當時大部分的傳媒都全力支持政府的改革方針，並忽視底層社會的心聲，導致德國民眾認為新聞媒體無法反映他們的現實生活處境。

這一方面跟記者的社會化有關，二方面是媒體在政商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德國博德曼基金會（Bertelsmann Stiftung）是「2010議程」背後重要的設計者之一，其母公司博德曼集團旗下的多家媒體，更是這波改革中的輿論推手。媒體與一般民眾的脫節，無疑是人們對其失去信任的重要因素，但更關鍵的在於媒體向權貴靠攏。

萊比錫大學的新聞媒體學家克呂格（Uwe Krüger）認為，人們對媒體失去信任，很大程度上跟媒體與社會大眾失去連結有關，因為應監督精英階級的新聞媒體已淪為權貴的一分子了。克呂格更進一步指出，這樣的社會同質性，說明了記者與權貴沒什麼兩樣，不僅呈現在編輯部的組成，也反應在新聞的報導上。

換言之，當記者的家庭與教育背景跟政府官員、企業主與管理者等等權貴階層越相似時，其報導內容也會越傾向於同情這些人，導致媒體對統治階級的監督越來越難實現，並損害民主憲政裡頭第四權重大權責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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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與社會大眾的脫節，以及對一般人民生活處境的冷漠以對的種子，在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中全面「開花結果」：烏克蘭危機揭露了社會大眾與所謂的大眾媒體觀點上的落差。根據2014年12月的民調顯示，有47%的受訪者認為，德國媒體在俄烏衝突中，採取片面的報導方式並受政治影響；只有40%認為德國媒體「一般而言都客觀中立」；而在東德，更有高達55%的人認為媒體對俄羅斯的報導過於偏頗且受政治影響。

民眾對新聞媒體如此極端的評價，讓德國媒體界感到震驚。不過，這些數字反應的不只是一般民眾的質疑，連德國國際新聞元老謝拉圖（Peter Scholl-Latour）都痛批：

我們的確不能否認，在俄烏兩方皆推出大量假新聞的情況之下，德媒體雖然努力堅守報導事實的原則，可是仍發生了幾次的失足，像是誤引用烏克蘭媒體的電視畫面，或者錯誤指責親俄羅斯軍隊殺烏克蘭人等等。雖然這種錯誤在這樣的條件下很難避免，歷史以來也算常發生，但在這種高度爭議的議題上，網路及社群媒體的角色則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因為人人都能上網自己查證，媒體的錯誤報導很容易被發現；而當媒體不即時回應、道歉與糾正時，會更強化大眾對媒體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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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群眾的質疑與攻擊，德國主流媒體近一年多試圖透過不同的管道來予以回應。扮演先鋒角色的公共電視台——《第一電視台》，除了創立「查證服務站」，還定期舉辦觀眾與記者的交流活動，並透過節目《直接跟我講吧》（Sag’s mir ins Gesicht），試圖將謾罵的聲音，從匿名的網路世界中拉到明朗的公共舞台上。該節目的創辦者希望能夠透過去匿名的方式，來換取網路討論氛圍中已消失的禮貌及道德原則。

不過，在公共領域碎片化，以及公共討論兩極化的狀況下，這些努力真的能開花結果嗎？還是只是滄海一粟？若按美國過去的觀察與統計來看，在現代政治兩極化下，「查證」只能是穩固既有的觀點，恐怕無法達到改變公共討論的目的。

過去，由於加入公共領域討論的門檻較高（辦媒體需要大量的資本），人們不得不依賴傳統媒體的資訊，但在網路資訊化革命後，每個人都能成為新聞編輯——「produser」（讀者兼製造者）。這些發展導致了對媒體信任天翻地覆的改變。

但網路媒體不只能讓個人成為「自媒體」，各種各樣的團體與組織，也可以低成本地創造一個表面上很專業、很可靠的平台。於是乎，再陰謀論的論述也能找到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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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爆發難民危機，大部分德國媒體力推梅克爾的「歡迎文化」，支持政府一年內收容100多萬難民；但媒體的立場，與當時許多持擔憂態度的民眾有所落差。漢堡媒體學院的教授哈勒（Michael Haller）就認為，這些落差導致讀者「無法透過主流媒體獲得共鳴跟情緒抒發，於是開始向外尋找一個可不受道德限制、屬於自己的管道」。

在一些民眾如無頭蒼蠅四處尋找共鳴時，新右派媒體就提供了這樣的管道，且透過新右派媒體的出現，再次強化民眾對難民既有的刻板印象與偏見。如同巴伐利亞公共廣播台的數據分析，PEGIDA和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支持者在臉書上多半只追蹤新右派媒體，而傳統的主流媒體，在該族群當中似乎看不見了。

所謂的「新右派媒體」，只是個統稱，彼此間多有差異。如今在德國具備輿論影響力的媒體平台，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下一篇，我將透過以上的分類，來帶大家了解2014年到2015年，這些媒體是如何透過烏克蘭危機跟難民危機找到機會脫穎而出，進而瓦解了傳統的德國媒體生態，並促成了極右政黨AfD在今年的大選中的勝選。

——延伸下篇／謊言媒體（下）：德國新右派媒體類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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