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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媒體(上):一場衝擊德國媒體的信任危機

2017/12/04 戴達衛

德國媒體正在崩塌嗎? 圖/路透社
德國媒體正在崩塌嗎? 圖/路透社

德國,人們對媒體、政府等權威,一直以來都保留著一定程度的懷疑;但近幾年來德國人對媒體的不信任,卻達到新高。民眾對媒體的批評,從原本只是針對單一新聞報導,到擴大至針對整個媒體;而對媒體的抨擊也開始進入主流輿論,甚至連媒體自己也開始討論這個問題。

從2014年德勒斯登的排外反伊斯蘭教運動「PEGIDA」開始,「謊言媒體」(Lügenpresse)這個納粹時期的反媒體用語,不只再次被拉回公共討論的檯面上,更在同年被選為年度惡詞榜首。這種集體的反媒體行動,包括謾罵以及向採訪的記者喊口號,甚至暴力攻擊,使不少德國媒體人深感擔憂。

「謊言媒體」一詞在德國有著歷史包袱。該詞最為人所知的背景,是1920-30年德國右派勢力指控所謂的「體制媒體」為權貴編寫新聞,並認為這些媒體受猶太人菁英以及馬克思主義者所控制。雖然納粹時期,也有民主派人士以「謊言媒體」批評被納粹政權所收編的大眾媒體,但這是少數人知道的歷史事實。

30年代末納粹黨穩固政權之後,德國媒體全被「一體化」,已不存在獨立於政權的媒體。而前東德人民對此的印象當然更為深刻,因為直到兩德統一之前,前東德媒體也受黨國所控制。那麼,「謊言媒體」為何又突然出現在21世紀已統一德國裡?德勒斯登民眾為什麼會認為德國媒體又開始「欺騙人民」、「背叛民族」?

「謊言媒體」一詞,是當年納粹用來指控被猶太菁英與馬克思主義掌控的媒體;但納粹時期...
「謊言媒體」一詞,是當年納粹用來指控被猶太菁英與馬克思主義掌控的媒體;但納粹時期,也有人用「謊言媒體」來批判被納粹政權收編的媒體。圖為納粹刊物《先鋒報》(Der Stürmer)的佈告欄。 圖/維基共享

我們如果想了解德勒斯登民眾對媒體的負面印象,除了納粹的歷史包袱外,我們或許要回溯2003年在社民黨-綠黨聯合政府執政下的德國社會氛圍。

2003至2005年間,聯合政府推動名為「2010議程」的一系列社會及勞動條件改革。由於當時大部分的傳媒都全力支持政府的改革方針,並忽視底層社會的心聲,導致德國民眾認為新聞媒體無法反映他們的現實生活處境。

這一方面跟記者的社會化有關,二方面是媒體在政商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德國博德曼基金會(Bertelsmann Stiftung)是「2010議程」背後重要的設計者之一,其母公司博德曼集團旗下的多家媒體,更是這波改革中的輿論推手。媒體與一般民眾的脫節,無疑是人們對其失去信任的重要因素,但更關鍵的在於媒體向權貴靠攏。

萊比錫大學的新聞媒體學家克呂格(Uwe Krüger)認為,人們對媒體失去信任,很大程度上跟媒體與社會大眾失去連結有關,因為應監督精英階級的新聞媒體已淪為權貴的一分子了。克呂格更進一步指出,這樣的社會同質性,說明了記者與權貴沒什麼兩樣,不僅呈現在編輯部的組成,也反應在新聞的報導上。

換言之,當記者的家庭與教育背景跟政府官員、企業主與管理者等等權貴階層越相似時,其報導內容也會越傾向於同情這些人,導致媒體對統治階級的監督越來越難實現,並損害民主憲政裡頭第四權重大權責的意義。

媒體與人民間的距離,有多遠? 圖/路透社
媒體與人民間的距離,有多遠? 圖/路透社

媒體與社會大眾的脫節,以及對一般人民生活處境的冷漠以對的種子,在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中全面「開花結果」:烏克蘭危機揭露了社會大眾與所謂的大眾媒體觀點上的落差。根據2014年12月的民調顯示,有47%的受訪者認為,德國媒體在俄烏衝突中,採取片面的報導方式並受政治影響;只有40%認為德國媒體「一般而言都客觀中立」;而在東德,更有高達55%的人認為媒體對俄羅斯的報導過於偏頗且受政治影響。

民眾對新聞媒體如此極端的評價,讓德國媒體界感到震驚。不過,這些數字反應的不只是一般民眾的質疑,連德國國際新聞元老謝拉圖(Peter Scholl-Latour)都痛批

如果觀察本國媒體——從《taz日報》(偏左的)到《世界日報》(偏右的)——對烏克蘭所發生的事的片面報導方式,就會發現這一切是大規模的假消息措施。同樣的事情也可以在對敘利亞以及其他危機來源地的報導中看到。

我們的確不能否認,在俄烏兩方皆推出大量假新聞的情況之下,德媒體雖然努力堅守報導事實的原則,可是仍發生了幾次的失足,像是誤引用烏克蘭媒體的電視畫面,或者錯誤指責親俄羅斯軍隊殺烏克蘭人等等。雖然這種錯誤在這樣的條件下很難避免,歷史以來也算常發生,但在這種高度爭議的議題上,網路及社群媒體的角色則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因為人人都能上網自己查證,媒體的錯誤報導很容易被發現;而當媒體不即時回應、道歉與糾正時,會更強化大眾對媒體的不信任。

有47%的受訪者認為,德國媒體在俄烏衝突中,採取片面的報導方式並受政治影響。...
有47%的受訪者認為,德國媒體在俄烏衝突中,採取片面的報導方式並受政治影響。 圖/美聯社

面對群眾的質疑與攻擊,德國主流媒體近一年多試圖透過不同的管道來予以回應。扮演先鋒角色的公共電視台——《第一電視台》,除了創立「查證服務站」,還定期舉辦觀眾與記者的交流活動,並透過節目《直接跟我講吧》(Sag’s mir ins Gesicht),試圖將謾罵的聲音,從匿名的網路世界中拉到明朗的公共舞台上。該節目的創辦者希望能夠透過去匿名的方式,來換取網路討論氛圍中已消失的禮貌及道德原則。

不過,在公共領域碎片化,以及公共討論兩極化的狀況下,這些努力真的能開花結果嗎?還是只是滄海一粟?若按美國過去的觀察與統計來看,在現代政治兩極化下,「查證」只能是穩固既有的觀點,恐怕無法達到改變公共討論的目的。

過去,由於加入公共領域討論的門檻較高(辦媒體需要大量的資本),人們不得不依賴傳統媒體的資訊,但在網路資訊化革命後,每個人都能成為新聞編輯——「produser」(讀者兼製造者)。這些發展導致了對媒體信任天翻地覆的改變。

但網路媒體不只能讓個人成為「自媒體」,各種各樣的團體與組織,也可以低成本地創造一個表面上很專業、很可靠的平台。於是乎,再陰謀論的論述也能找到共鳴。

敘利亞難民潮,是繼烏克蘭事件之後,第二個引爆媒體危機的關鍵。 圖/路透社
敘利亞難民潮,是繼烏克蘭事件之後,第二個引爆媒體危機的關鍵。 圖/路透社

2015年爆發難民危機,大部分德國媒體力推梅克爾的「歡迎文化」,支持政府一年內收容100多萬難民;但媒體的立場,與當時許多持擔憂態度的民眾有所落差。漢堡媒體學院的教授哈勒(Michael Haller)就認為,這些落差導致讀者「無法透過主流媒體獲得共鳴跟情緒抒發,於是開始向外尋找一個可不受道德限制、屬於自己的管道」。

在一些民眾如無頭蒼蠅四處尋找共鳴時,新右派媒體就提供了這樣的管道,且透過新右派媒體的出現,再次強化民眾對難民既有的刻板印象與偏見。如同巴伐利亞公共廣播台的數據分析,PEGIDA和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支持者在臉書上多半只追蹤新右派媒體,而傳統的主流媒體,在該族群當中似乎看不見了。

所謂的「新右派媒體」,只是個統稱,彼此間多有差異。如今在德國具備輿論影響力的媒體平台,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傳統右派勢力的媒體:《青年自由報》、《嚴謹雜誌》(Compact)

反主流論調、新聞情緒化操作:《大紀元》德文版、Focus Online

曾經在主流媒體工作的人,對主流媒體的同質化論調感到失望:《狄喜觀點》

外國勢力介入德國媒體市場:《今日俄羅斯》德文版、Sputnik、Breitbart

下一篇,我將透過以上的分類,來帶大家了解2014年到2015年,這些媒體是如何透過烏克蘭危機跟難民危機找到機會脫穎而出,進而瓦解了傳統的德國媒體生態,並促成了極右政黨AfD在今年的大選中的勝選。

——延伸下篇/謊言媒體(下):德國新右派媒體類型學

藉著主流媒體崩台而生的新右派媒體,位進一步主宰德國的媒體生態嗎? 圖/《嚴謹...
藉著主流媒體崩台而生的新右派媒體,位進一步主宰德國的媒體生態嗎? 圖/《嚴謹雜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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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達衛

戴達衛(David Demes),德籍台灣居民,德國及歐盟時事觀察與評論家,清大社會所博士生,法蘭克福邦高等法院授權中德翻譯師。

作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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