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他們就民粹了：難民危機裡德國良民的變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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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底，德國聯邦總理梅克爾在為梅澤堡（Merseburg）的一所研究機構開幕致詞時，席間一名教授突然起身舉牌，以溫和但嚴正的語調打斷了致詞，向總理抗議：

這一段委婉穩重、毫無亮點、枯燥學院風格的抗議，所針對的是梅克爾寬容開放的難民政策。語畢，教授轉身逕自離開會場，留下梅克爾在講台上獨自回答：「O.K.，謝謝，」自從去年夏天難民潮爆發以來，早已習慣到處被抗議的聯邦總理，從容的語調彷彿是在發表學術論文時接受指教：「我會負責任，也會致力於讓我們德國有個美好的將來，我們今天在這裡所做的就是為了將來。」

《教授打斷梅克爾影片》

學院會場裡為梅克爾響起了掌聲，而此刻會場外的德國社會，大規模的恐慌卻正在蔓延：在那不久前的跨年夜，德國第四大城科隆（Köln）發生了大規模的性侵與搶劫，參與人數達上千人，事後檢方公布的153名嫌犯絕大多數都是外國人，其中68人是正處於申請政治庇護的程序，4名登記為無人陪伴的未成年難民，47名的外籍居留狀態不明，18名據推測是非法居留。隨後，多起類似案件延燒到德國幾乎每一個邦。此外，各地泳池還零星發生男性難民對女泳客性騷擾的事件，部分城市開始謝絕難民進入公共泳池。疑慮與歧視甚至也蔓延到聲色場所，例如佛萊堡（Freiburg i. B.）的夜店就聯合禁止難民進入消費。

短期內社會秩序的騷亂，讓15%的德國人改變了生活方式：減少出門、不讓子女單獨在外、申請槍砲執照變得熱門、社區共同出資安裝監視器、自發組織警衛隊......等等。德國社會不再能像去年面對巴黎恐攻那樣，在嚴肅憂慮的同時，還有從容的餘裕呼籲恢復正常生活節奏、堅定面對挑戰。

去年德國足球迷們對恐怖行動自信而幽默地嗆聲：「你們有武器，我們有科隆啤酒！」表示要照常喝啤酒看比賽來對抗恐慌。言猶在耳，科隆性侵案過後，科隆啤酒頓失淡定神器的光環，人們更需要的是防狼噴霧和防身電擊棒——這類產品的銷售量翻升超過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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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政策：被政治正確漂白的「別無選擇」

比起一時的騷動，更大的挑戰始終都是如何因應難民衝擊就業市場、如何做到族群融合並維持社會正義......等長遠問題。自從去年夏天難民潮來臨後，德國民眾清楚地認知到，過去那個能夠慷慨開放多元族裔共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的福利國，正式成為歷史。從政經社會結構到文化面，德國恐怕都不會再是以往人們所熟悉的那個德國了。面對這場自二戰以來最劇烈的變局，對將來抱持高度不確定感的德國民眾，從前幾年的30%，陡升到超過一半。

然而民眾的恐慌卻幾乎得不到政治的回應。且不論社民黨（SPD）、綠黨（Die Grünen）、左翼黨（Die Linke）這些原本在理念上就傾向開放收容難民的左派陣營，連右派保守陣營的老招牌基民盟╱基社盟（CDU / CSU）都在梅克爾的主導下，跌破眾人眼鏡地貫徹開放邊界的政策。正如梅克爾在面臨2008年金融危機與隨後的歐債危機時，以「別無選擇」（Alternativlosigkeit）的強勢態度說服歐盟諸國執行財政緊縮，面對這次的難民危機，梅克爾給出的答案依然是：除了開放，別無選擇。

從去年夏天以來，梅克爾的表現顯得比左派還要左。比起年初台灣大選前，第三勢力陣營裡瀰漫「只要有心，人人都是左派」的情況，德國政局裡左右陣營在重大政策上一起攜手左傾的局面，則更加怪異罕見。借用《時代週報》一位記者的話^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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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備受打擊的心靈還找不到同溫層來療傷。主流媒體與輿論的風向，始終維持著成熟公民社會應有的一貫態度：它們捍衛人權、關注社會正義、支持多元文化與多元性別、批判種族偏見、並且刻意打壓民族主義的聲音。那些遭「另一半出櫃」的保守選民，無法期待再聽到80到90年代「維護德意志傳統文化」、「勤奮工作的美德」、「捍衛傳統家庭價值」、「愛祖國愛鄉土」、「移工不屬於德國」之類舊愛的話語慰藉（他們會希望自己懂中文的）。

德國的主流媒體和輿論長年以來已建立了一套進步公民的「政治正確」（在德國也暱稱「PC」：Political Correctness）；它太正確了，正確到像個用腦袋走路並在道德制高點上屹立不搖的嚴格導師，讓不那麼完美的平頭百姓們又愛又惱。

此一政治正確有時候甚至正確到了自虐的地步：科隆性侵案發生的當晚，面對這場必然對高度緊張的難民政策投下震撼彈，並嚴重撕裂社會共識的突發事件，還需要時間來做出審慎反應的德國公廣媒體ARD和ZDF，在第一時間的報導現場直接缺席了；於是德國民眾只能透過臉書的瘋傳與怒吼，以及外國媒體如BBC與CNN來獲得消息。隨後當CNN聳動報導德國「全國上下驚聲尖叫」的同時，德國主流媒體卻在努力避免替嫌犯貼上種族標籤，並且指責想討論嫌犯之文化背景的聲音為「消費受害者的愛國主義」。

這種相對於台灣媒體正好處於對角線另一極端的反應，同樣引發了民眾的憤怒與不信任，並且完全落實了極右運動「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Pegida）支持者們對「謊言媒體」的指控——它正確到不像真實，這一切都是體制內的政治勢力聯手操縱媒體、欺瞞民眾、意圖使歐洲伊斯蘭化的鐵證。

在傳統保守選民的眼裡，德國已悍然邁向未知的瘋狂。政壇與媒體以「政治正確」為名的聯手專制裡，他們確實已「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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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那位向梅克爾抗議的教授名叫Thomas Rödel，今年48歲，是一位香味化學專家、基社盟（CSU，基民盟在拜仁邦的姊妹黨）的忠實支持者。抗議行動並非出於一時衝動，而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所表達的內容也經過私下多次的嚴謹演練。抗議的影片被上傳到Youtube後超過百萬人次觀看（https://goo.gl/zUc2GN，原影片已下架），為此他在一個月內所收到的E-Mail超過670封。寄件者有醫師、律師、企業家、科學家，甚至還有在美國柏克萊、哥倫比亞等大學任教的德籍教授。

其中一封來信稱讚他是「公民不服從」的表率，代表「多數良民」的聲音，並且祝福他能熬過媒體、學界和主政者的撻伐，因為納粹第三帝國和前東德的異議份子也都是這樣過來的——彷彿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已成為一個極權國家。

「喔Rödel！看看你做了什麼！」這位教授在接受採訪時對自己驚呼。他並不仇外，只是視這場抗議行動為自己應履行的道德義務。然而，他發現自己已身處一場新型社會運動的浪潮裡，頓時被拱成英雄人物。有別於1968年引領運動風潮的年輕魯蛇學生，2013年以來的這場運動是以事業有成的壯年溫拿、尤其是學術界的熟男們為主角，一群最不可能上街頭的人。隨後，由這場街頭運動所成形的新政黨「德國替代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找上他，力邀他入黨。他沒有決定入黨，但認為該黨對體制所提出的問題是正確的。

3月中舉行的三個州議會選舉，AfD乘著難民危機白熱化與科隆案的餘震，囊括了12%、15%與24%的選票，得票率相較於往年爆炸性地成長兩到四倍。這場選舉的結果，被稱作「極右民粹」（der rechtsextreme Populismus）的大勝。

「極右民粹」？一般人很難把Rödel教授那樣「老、富、白、學院」的良民們（Spießbürger）關連到「極右民粹」。對於後者，人們總是聯想到被主流社會排斥的邊緣年輕弱勢少數；並且，前者也與後者的政治旨趣差異非常大。長年以來，「極右民粹」都是所謂的新納粹政黨「德意志國家民主黨」（NPD）的代名詞，然而它始終不容易跨過5%的政黨門檻。AfD以德國有史以來成長最迅速的新政黨之姿態接下「極右民粹」棒子的故事，除了獲得傳統保守者的大力支持之外，還缺了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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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機的左派，只剩道德高調

在述說AfD崛起的故事之前，我們還是必須先繞路從頭去理解：

被其它歐盟國家稱為「德國瘋了」的梅克爾政策，事實上是一個相當精細的理性考量，並且與許多台灣讀者印象不同的是：該政策的核心邏輯並非「人道救助」、「開放多元」之類的人權或文化高調。

該政策的前提是對一個國際政治現實的體認：近東、中東與北非的戰亂短期內不可能被敉平，如果歐盟要防堵難民潮，則必須嚴厲採取長期措施；而德國作為一個出口經濟體，無論是歐盟各國或德國本身邊界緊縮的措施，都會對德國市場帶來相當的經濟衝擊。

相反地，如果開放收留難民，則除了不影響經濟出口外，還可以在人口老化勞工昂貴的德國裡，為企業贏得大量廉價勞力來源，並同時擴大內需，帶動經濟成長。正因如此，梅克爾推動此一政策之初，就受到以戴姆勒集團（Daimler AG）為首的企業財團背書。至於此一政策將「引入難民補充人口形同為德國換血」的爭議，只要留給堅持多元社會理想的左翼們去應戰即可。

此外，關於接納難民後的社會成本問題，梅克爾當初喊出「我們辦得到！」（Wir schaffen das!）的口號，其計畫是在政府挹注經費之外，另動員公民組織（Zivilgesellschaften / civil societies），由有錢有閒又有熱情的資產與中產階級捐款與擔任義工（德國絕對不缺乏這種熱情），為難民提供教育、醫護、清潔、心理輔導、就業輔導、社會融合等服務，減輕政府負擔。這種外化社會福利支出的手段，除了可以被視為變相的財政緊縮外，也是一種不必透過國家稅賦機制介入就能運作的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機制。

此一政策的核心，仍然不難看到有「去管制」、「外化社會服務成本」（另類的「私有化」）、「公共支出緊縮」，乃至於扶植企業等邏輯的運作痕跡。我們可以說，在歐洲的難民危機裡，梅克爾仍然看到的是一個貫徹新自由主義的機會。此一精巧的配套方案，還有相當合理的外部理由來支持：德國是歐盟最強國，並且面對伊斯蘭族群已有良好的社會整合經驗（二戰後大量引入土耳其人力）。此外還能站上人權論述的制高點，獲得左派諸政黨的支持——連衍生的文化和意識型態的論戰都可以外包給磨刀霍霍的左翼戰神們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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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基民盟的聯邦總理當然不是左派，也不是什麼「機會主義者」，她仍然是一位試圖在危機中貫徹新自由主義邏輯的右派政治領袖。也許就像是日劇《醫龍》裡的朝田龍太郎，敏銳地選擇極精巧又極端的手術方針試圖拯救絕症。這種極端的治療方針，卻連右派自由主義的隊友們也難以接受；同時它包裝成像跟綠黨站在同一陣線，也成為隨後左派為其政策辯護時的沈重負擔。

梅克爾強勢主導的「除此之外，別無選擇」，事實上就是主宰全球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確，高明地結合了左翼的政治正確。它的確讓各方陣營都別無選擇了。然而，新自由主義邏輯並不會因為穿上了左翼政治正確的外衣而改變其內涵。

德國接收大量難民，因此可以被理解為另一種版本的去管制化與開放（勞動）市場，如同每一項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球各地被實踐的情況，直接負擔該政策之成本的，並非富裕與中產階級，而是本地的弱勢族群。因為低薪工作、廉價住宅、公共運輸、能免費棲身的公共場所、撿拾空瓶換錢的機會、社會捐贈的物資、乃至於讓弱勢維持最低生活需求的各種服務設施與手段，都受到難民的競爭而發生排擠效應。所謂「我們辦得到！」的「我們」，事實上應該是指德國本地的底層社群。

至於支持、資助、乃至於主動投入難民服務的族群，絕大多數屬於中產階級，他們本來就免於承受難民所帶來的排擠效應。他們將來不必和難民一起排隊登記社會住宅、難民也不會開著福斯或賓士去和他們爭路權，更不會和他們競爭經理人或學術單位的工作。中產階級支持接收難民的慷慨，本質上與購買公平交易認證產品之良心消費的熱情，有著類似的結構；而這兩種現象都是德國社會獨步全球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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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大規模族群衝突問題的根源都是資源利益分配的衝突，難民族群和德國弱勢族群之間也不例外。兩者所遭遇的困境都可以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政商聯盟行動的結果：其透過強制（有時更藉助武力或天災去「震撼」）的開放、去管制化、與財政緊縮，去鬆動、消解、最後乃至於驅離在地社群，以便實現獲利。當更便宜的近東、北非人力從當地被驅離而湧入德國，較昂貴的本地弱勢人力自然得面臨自律市場的「退場機制」。

弔詭的是，梅克爾的難民政策所帶來的在地弱勢退場效應、以及後者的生存憂慮，這種典型左翼關懷的議題，德國主流左翼輿論卻有意無意地避開眼光——當人權與多元社會的理念被與新自由主義同捆銷售時，他們對下層結構的思考就暫時當機了。

在主流左翼被梅克爾政策的道德原則綁架的同時，難民問題所涉及的經濟壓迫與利益衝突的本質，只被他們理解為文化與意識型態上的衝突。解決衝突首先需要的是「啟蒙」，至於經濟利益重分配的思考則逐漸退居二線的技術性討論。這樣的主流左翼，被德國輿論稱作「文化左翼」（die kulturalistische Linke）。

兩德統一後的90年代，德國在富裕穩定的大環境下，原本冷戰時期關於政治與經濟路線的爭論不再，社會的動能開始聚焦於世界觀、文化意識型態、以及生活方式的問題。與此相應：（1）冷戰時期家長威權式的政治文化被徹底解消，轉變為技術官僚性格的社會福利國，政府首長與警察的權威不再，施政手段改以柔性推動（Nudging）、協調、以及服務為主。（2）轉型正義、反省歐洲中心的觀點、檢討以異性戀為主的傳統規範、批判教會、保障多元差異、綠色思維、動物權抬頭......等，成為社會輿論的主流基調。

換句話說，這樣的社會轉型正是當前台灣社會運動與改革所嚮往的目標。台灣人口中所謂的「先進國家」，其「先進」的實質內涵並非國富兵強、科技發達、政策雷厲風行、抑或人民都很守法有禮貌，而是一個秉持「道德高調」（Hypermoral）進行「高調批判」（Hyperkritik）的公民社會，確保了傳統意識型態權威的解消與政經權力的分散，由此實現社會與經濟的穩定。在這樣的社會裡，「文化左翼」就是「道德高調」的具體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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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化左翼的道德高調能發揮其社會功能的前提，是一個中產階級佔多數的穩定社會。自從2003年德國實施大規模去管制、私有化、減少社會支出的改革後，讓越來越多人從中產階級跌落底層，至今德國每七人就有一人落到法定貧窮線以下。

德國文化左翼的道德高調，在遭遇越來越多缺乏中產階級世界觀、「無法溝通」的底層族群時，嘲諷與訓導的姿態就越來越嚴重。

面對與開放勞動市場、解除管制是一體兩面的開放難民政策，底層族群當然要發聲抗議。然而，論述本來就不是底層族群的專長；他們發表見解，經常不得不藉助一些現成而不假思索的、未經批判的思考方式（例如「政府要優先保障自己人」）、乃至於通俗的文化成見來表達。因而往往踩到文化左翼的紅線，便直接被貼上種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標籤，打為保守反動沒教養的極右派。甚至在較穩健的左派媒體裡，還是偶爾可以看到「連數到三都不會的愛國民粹」、「這對極右派的腦袋而言顯然太過高深難懂」之類的諷刺。

在這些「愛國主義者」、「極右派」的眼裡，缺乏政治經濟批判、無法提出有效抗衡新自由主義的對策，卻又擺出高姿態的文化左翼，當然也就逐漸變成了「左膠」。後者所宣揚的「好客文化」（Willkommenskultur）成了極具諷刺意涵的「好人文化」。「好人」（Gutmensch）這個德意志最美的風景，暨「謊言媒體」之後，被選為2015年的年度濫用詞。波蘭極右政府的外交部長對德國的回應，則可以充分為「愛國主義者」與「極右派」對「左膠」的不屑代言：世界不會自動變成一個素食族與自行車騎士文化的世界——或更具體地說：一個德國綠黨（Die Grünen）和左翼黨（Die Linke）的世界。

不少無法認同文化左翼的邊緣族群，因而「別無選擇」地被排擠到極右翼的陣營裡——並且最後也在那裡建立起歸屬認同（主要是透過臉書）、真的成為仇外的愛國主義者與種族主義者。這正好映證了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說法：

至此，人們便看到，像前文中Rödel教授那樣「老、白、富、學院」的傳統保守菁英、以及「青、白、貧、俗民」的底層弱勢，兩者之間有了共同交集；出於反抗那「別無選擇」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與左翼主流輿論的聯合體制，最終合流成極右的「替代選擇黨」——AfD。一個奇葩的體制組合：「新自由主義的左翼一言堂」（die linke Gesinnungsdiktatur des Neoliberalismus），觸發了另一個同樣奇葩的反體制組合——老菁英與新邊緣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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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體制AfD：德國奇葩的替代選擇？

以反體制為核心訴求的AfD，在政策面上始終都是針對單一議題，並且其政治調性皆能隨著危機發展而臨時改變（輿論稱其為一個「Ad hoc」的政黨）。AfD在2013年成立的契機，乃是反對梅克爾在歐債危機中的援外紓困計畫，並進而主張退出歐元體制。當時的AfD主要仍反映著老派菁英的自由保守主義（或稱「新保守主義」）：父權、愛國、愛家，但擁抱自由市場、反對基本工資，要求政府停止紓困計畫並挹注國內教育，「讓孩子們有更好的未來」。2015年繼而針對梅克爾的難民政策，開始與「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的邊緣極右運動靠攏，力主排斥外來族群的經濟保護主義。

與種族主義結合的經濟保護主義，顯然和AfD先前所持的自由保守主義是彼此衝突的，但政策邏輯的前後不一致對AfD而言顯然並不是問題，只要做些黨務路線的「內部微調」即可：2015年7月，AfD的創黨黨主席、漢堡大學的經濟學教授Bernd Lucke因黨內鬥爭清算而下台出走並另組新黨，由更為激進而年輕的Frauke Petry接手黨主席。

在Petry領導下的AfD，發展出一套精巧的論述策略，掩蓋了支持群眾中老菁英和新邊緣的斷層，將菁英家庭價值與反伊斯蘭種族主義、反同性戀與經濟保護主義、愛國主義父權政治與經濟利益重分配，籠統地概括在同一套政治信念之下。

這套論述建立在對1980年代之西德的美好想像上。此一並不符合史實的懷舊想像，是90年代德國轉型為開放多元之公民社會後，流離失所的幽魂們所棲身的居所。在那裡，綠黨還是街頭運動，左翼黨還只是危險而邊緣的共產份子；街上看不見多元性別的妖魔鬼怪，氣候變遷只是新潮的危言聳聽，人們擁抱核電的便利，大方享受肉食，國家的權威保障了秩序，沒有動不動就喊「警察打人」的刁民，社會平安和諧，工作機會有保障，大城市裡的就業輔導中心（Job-Center）還沒充斥著外國面孔，而「男人還是男人、女人還是女人、汽車還是汽車、德意志還是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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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AfD的政治人物更是善於以曖昧言詞來挑動成見、煽動支持者情緒的高手。他們相當聰明地與NPD等新納粹劃清界限——同樣都被稱為極右民粹，新納粹對AfD而言卻是禁忌。例如AfD不願與九成以上的民意作對，也宣稱支持開放收容政治難民（經濟難民則另當別論），但是——魔鬼就藏在這個「但是」裡——誰知道那些自稱因政治迫害或戰亂逃離家園的難民說的是實話呢？誰知道他們不是只因在家鄉當魯蛇混不下去，才想跑來給我們德國納稅人養呢？如此，檯面上的AfD政治人物以理性包裝的言詞，刻意挑動群眾對難民的不信任，再鼓勵群眾用「正常的理智」——實際上就是對伊斯蘭的偏見——去自行思考；於是，其支持群眾在社群媒體上表現露骨的種族歧視，就只是「多數民意的反映」，而不代表AfD官方的政治立場。

台灣的讀者應該對這類的論調不陌生：「不歧視移工，但是他們都......」、「尊重同志，但是他們不能......」，AfD的政治人物即是將這套民粹修辭運用得爐火純青的能手。

當AfD所吹捧的夢幻德國越脫離史實，他們就越能提供支持群眾的認同與歸屬；當他們的民粹修辭越模糊曖昧，就越能讓群眾的成見理直氣壯，即使是突破二戰後長久以來的社會禁忌（種族主義）也不會感到內疚。

然而，游移在禁忌邊緣的AfD，其支持度雖然因此獲得爆炸性的成長，震撼了德國社會，但他們要繼續維持這樣的發展卻一點也不輕鬆。

AfD生長的土壤是群眾反體制的憤怒，但是它的目標卻是進入體制。為此，要在滿足群眾們極端而激情的期望，以及符合德國公民社會體制最低限度的遊戲規則之間取得平衡，AfD的政治人物始終都不得不弄險。黨主席Petry為了滿足群眾期待，拋出了「面對難民，必要時可以在邊境上開槍」的提議造成輿論大譁，即是一例。Petry若不下此險棋，相當有可能重蹈前主席被黨內極端聲浪倒台的覆轍。這個無根而善變的政治勢力，其領導人時時都可能被檯面下的集體情緒所反噬。因此，該黨也普遍缺乏能與其他政黨進行協商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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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弄險之餘，AfD也必須確保自己不會因極端主張而被社會邊緣化。這使得其政治人物在主流媒體的談話性節目亮相時，通常都顯得不是很自在；在這些「謊言媒體」的舞台上，他們始終不敢火力全開與眼前「左翼一言堂」的對手們針鋒相對。透過極端反體制的手段而欲達成進入體制內的目標，始終是該黨的嚴峻難題。

儘管AfD在3月的地方選舉迎來了其發跡以來的高峰，Petry也樂觀宣佈AfD要在下次選舉正式進入體制內，但隨後的政治局勢卻不一定對它有利。至少，在歐盟其他國家嚴厲地扮起黑臉阻擋難民潮的效應下，雖然德國還站在歐盟地理中心位置上堅持當「好人」，其每日所接受的難民人數，也連帶地從3000人減少至100人左右，AfD反對難民政策的理由已經越來越弱了。並且，老牌右派政黨基民盟也還夠右，觀察家預估其仍大有能力把之前憤而出走的保守人心們帶回家去。

不過，只要德國的左派還無法擺脫替新自由主義政策背書的局勢、無法擺脫作為「文化左翼」而不能與新自由主義相抗衡的命運，德國政壇上的黑（基民盟）、紅（社民黨）、綠（綠黨）、深紅（左翼黨）就無法改變多年以來政策共同趨向單一色調的趨勢。德國民眾「別無選擇」的無奈感就始終無法解消——要知道，3月AfD取得最大成果的薩克森-安哈特邦（Sachsen-Anhalt），投給AfD的選票，有64%的理由都是「對其他政黨感到失望」，而認同AfD之政治價值者只有27%。

或許我們可以大膽預測，即使AfD在體制內取得一席之地，它最終也不得不往中間——或更精確地說，往新自由主義靠攏，成為下一輪「別無選擇」之體制中的一部分。

到時，反體制的浪潮還是會藉助各種突發的契機，也許是恐攻，也許是再一次的金融危機或新型態的難民危機（例如氣候難民），再以極右民粹的姿態重返，重新撕裂德國社會。

相對於德國社會，台灣社會反而不必時時提防右翼民粹的出現。因為，德國的「替代選擇」，一直以來都是台灣的「主流」——台灣社會早已習慣而不太感覺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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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經網友指正翻譯，將原內文科隆事件「其中68人是正處於申請居留程序的難民、還有47人是非法難民」更正為「其中68人是正處於申請政治庇護的程序，4名登記為無人陪伴的未成年難民，47名的外籍居留狀態不明，18名據推測是非法居留」謝謝網友！）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