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媒體的自溺 II：自戀「第五權」，失控的正向思考

2015/11/13 黃哲翰

德國的社群網路無色彩的「保姆姿態」，正好以灰老鼠梅克爾為最佳代言人。她有如德國的... — 德國的社群網路無色彩的「保姆姿態」，正好以灰老鼠梅克爾為最佳代言人。她有如德國的家庭醫，病患不適時，照她的處方與指示，回家吃藥即可，大可不必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圖／歐新社）

編按：前一篇《真相、醜聞、陰謀與自戀（I）危機四伏的德國「第四權」》，作者從新聞產製的品質把關、媒體與民眾追逐醜聞跟陰謀論的瘋狂下，彼此間被激化的對立關係，梳理當今德國「第四權」所面臨「不被信任」的挑戰。當第四權已被市場機制接管，被賦予期待、看似更為開放的社群網路——第五權，是否能為公共事務的討論帶來更多反制的力量？

從今年三月至今，德國媒體界所展現的反省力道，在某種程度上雖還能反映出新聞人的專業與思考能力，以及德國社會體質裡既有的正向力量，然而結構性的問題似乎不能只透過專業堅持與倫理原則來解決。那麼，當前正在發生的結構性的轉變，亦即閱聽眾透過社群網路逐漸聚攏成形為所謂的「第五權」，能否被寄以重構公共力量的期待？

德國傳統媒體與群眾間的緊張，亦可從第四權與第五權之間之競合的角度來理解。絕大多數反媒體的聲浪，都是透過社群網路如Twitter、部落格、網路新聞媒體提供的論壇、或是每則網路新聞下的留言區來表現。而相對於業已體制化的第四權之平穩單調的視角，第五權則生動多樣而極富即時性與在場性，乃至於前者也不得不試圖吸收後者作為重要消息來源，例如與維基解密（WikiLeaks）發展合作關係等（好吧，德國新聞人只是還沒想到原來網路鄉民蓋樓神展開的留言也可以當做消息來源罷了）。如此的發展，似乎給人樂觀的第一眼印象，第五權正在逐漸改變第四權、並進而取代之，成為監督者的監督者；這也符合早年網際網路的應用開始普及時，社會運動家們對權力分散化、資訊透明化與直接民主化的政治願景。

但若憑藉後見之明來仔細省視，則情況恐非如此樂觀。

▎新型資訊權威新貴的興起

網路中展開的資訊時空擁有與傳統公共資訊平台截然不同的信任規則：權威並非來自新聞專業，而是能見度，信任感主要來自於大量的點閱率與轉推數。消息提供者的個人專業、以及消息本身的重要性，往往必須先透過通路商的演算法來篩選分類，才能決定其能見度。演算法的模型，是透過分析大數據所歸納的結果；換言之，對我們而言，第五權的信任規則本質上並不根植於富有理路、可以理解的社會土壤上；反之，第五權中的資訊權威新貴，或者說，社群網路中的諸多「大神」們，更類似漂浮於無法預測的巨量資訊之海上的冰山，是從集體慾望、集體潛意識中幸運地符合演算條件而被自動推擠出海面的一角。（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便斷言第五權是一種群氓的力量。它是一種並非純粹人文的力量，包含很大一部分看似偶然的非人法則；第五權的發展或許會成為「工具反過來塑造我們」之最顯著的歷史案例。）

正如當今被諸多執行著閃電交易的演算法所主宰的股市起落，若說第五權中的諸資訊權威的冷熱起落如各支股票的漲跌，恐怕也並非僅是單純的隱喻修辭而已。就像買入股票造成股價上張、賣出則造成下跌，點閱／轉推／留言或忽略的動作，本身就是決定資訊重要性的直接理由，而非如在傳統媒體中那樣，是被重要資訊吸引的結果。

本質上，第五權也是一個不斷進行自我肯定的信任系統。在其中，只要使用者／閱聽眾願意相信，光是透過「相信」的這個行動，原則上任何資訊都可以被製造成重要資訊（讓我們回想一下電影《駭客任務》中主角Neo的超能力的使用原理。）。與客觀現實的參照判準脫勾，而幾乎完全由使用者自身的專注與信念來決定資訊的意義甚至真假，忠實呼應了個體必須自力製造資訊脈絡的社會處境；網路平台實現了個別使用者能分別同時參與這場重建資訊權威的工程。

在資訊洪流裡橫空出世的所謂「第五權」，打破一切傳媒規則的社群網路傳播。 ph... — 在資訊洪流裡橫空出世的所謂「第五權」，打破一切傳媒規則的社群網路傳播。 photo credit：Sean MacEntee(CC BY 2.0)

▎被誘發的保守姿態

第五權以如此的姿態衝擊著德國社會，在它帶來能夠媒合群眾、並且是開放多元的新公共平台之前，卻反而先讓德國的社會觀察者們看見了一個日趨保守化的網路輿論世界：反對寬容的難民政策、反對右翼運動的批評者、反對普丁政權的批評者、反對海盜黨（Piratenpatei）......等。透過自我肯定的機制來決定資訊的重要性，使用者多半只能看到自身的倒影，如此自然也會讓群眾往保守的一端傾斜。畢竟，開放的態度只能得自於實際與他者遭遇、衝突、並且磨合。無論網路平台能如何提供「全民偵探」的可能性、也無論「自己的故事自己編」能造就多麼顛覆、多麼打破傳統禁忌的論調，這些行動與論調的基本色彩，多半是相當保守的。

越是保守的群眾，他們所期待的，就越是能用非黑即白的道德是非來評判的敘事方式。換言之，他們傾向將理路複雜之公共領域的難題，理解為可以清楚評價之個人品質的問題，例如從操守的角度而非系統觀點來討論諸多醜聞的發生、把寬容的難民政策評價為婦人之仁......等。這也是在社群網路或網媒論壇裡，所表達之意見經常會跨越紅線轉變成人身攻擊的理由。

社會保守化所帶動的泛道德化效應，再加上對醜聞的敏感、以及對體制的不信任，決定了近年來德國執政聯盟的政策走向。人們可以發現，諸政黨的政治光譜逐漸褪色，其主張論調也慢慢趨同。從執政的主流中似乎不易再清楚區分出左右來，政治的指導原則可以單純地用一句話來歸結：「沒有孩子會被遺棄」（Kein Kind wird zurückgelassen）。這種無色彩的「保姆姿態」（Kümmer-Pose），正好以灰老鼠梅克爾為最佳代言人。同黨的政治人物曾將她比喻成一位家庭醫生，意在強調德國人對梅克爾的信任，然而觀察家們卻機敏地察覺到上述比喻的真實意義：「我們不談未來，我們談的事實上只是如何盡可能推遲對現況的改變。......梅克爾就是維持現狀的代表。」德國人已習慣了梅克爾，就像是德國的家庭醫生；病患不適時，照她的處方與指示，回家吃藥即可，大可不必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註1。

至此，我們已從德國「第四權」所遭遇的信任危機，疏理到由懷疑的群眾所匯流的「第五權」，並且以此一發展所導致的保守效應作為收尾。前後對比之下，我們可以發現，懸疑、聳動、激情、憤怒、自滿、保守，各種基調同時雜揉成德國社會的複雜紋理。此種奇美拉式的樣貌，反映著在全球資本化的縫隙中推擠出的新興權力的造型。

▎失控的正向思考

對於德國社會這一切尚未明朗的發展，套用僑居德國的韓籍公共哲學家，柏林藝術大學的韓炳哲（Byung-Chul Han）教授的概念：

生活在這個後權威社會（postautoritäre Gesellschaft）裡的人們，負擔起自為權威的不對稱重責，出於強迫性的自嗨（die zwanghafte Selbstbegeisterung），陷溺於過度的正面積極（Übermaß an Positivität），無能再對系統置疑。

妝點在此一史無前例的變遷之上的，是一種日常輕微的、保守愉悅的、「失控的正向思考」。

那麼我們便也不需感到詫異：根據2015年Shell青少年研究（die Shell Jugendstudie）的調查結果，德國12到25歲的年輕人們，此一在層出不窮之危機已趨日常化的時代中成長的世代，高達62%相信美好的未來、且52%對德國社會發展持樂觀態度。他們不像前兩個世代那樣是物質至上的樂觀個人主義者、慧黠卻懶惰、並且普遍對政治冷感。相反地，他們是生活在資訊開放的第五權裡的世代，他們的樂觀不來自於自我封閉，更展現了從68世代之後便失落已久的政治興趣，並且透過社群網路的媒介，帶著某種一時難以定論的集體色彩^註2。

還沒有人能完全確定，這種集體樂觀的邊界在哪裡。因為，它同樣地也播放在德鐵站務人員以大方而輕悅的語調唸出的列車遲到約30分鐘並請旅客諒解的廣播裡，回響在每個無表情的旅客自言自語的牢騷中；它表現在公車上「贏在起跑點！」（Vorsprung von Anfang an）的兒童才藝補習班廣告輕快有力的版面設計上，並且在對著顧客滔滔不絕的銀行貸款業務員的眼裡熠熠閃爍為光怪陸離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