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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曼老師的教室:德國教育「從小分流」的隱形歧視?

2021/10/21 戴達衛

德國從小開始分流的教育體系,長期以來被認為維繫技職體系與高教體系優秀並行的基礎,...
德國從小開始分流的教育體系,長期以來被認為維繫技職體系與高教體系優秀並行的基礎,但從10歲就分流定終身,真的沒有差錯嗎? 圖/路透社

「打從一開始,我就覺得『學校』這個制度很詭異。這種感覺持續至今...」

「有教無類」是存續至今的重要儒家教育理念,也是許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實踐中所追求的理想施教狀態。然而很多時候,教師們會不知不覺因為種族、性別、宗教,或階級等因素,對個別學生產生歧見,導致老師對待學生的方式會有所不同。在德國,因為教育制度很早進行分流,老師在學生升學決策上往往扮演關鍵的「守門人」角色,其個人偏見容易使得學生的升學機會受阻,進而影響他們一生的職業生涯。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調查資料,2018 年全國的學生組成佔比中,有 10%為非德國籍學生,而高達三分之一的學生具有移民背景。無論是對來自社會底層或具有移民背景的學童,德國的教育制度都設下各種「路障」,無法提供學生公平的發展機會。導演瑪利亞・施佩特(Maria SPETH)的紀錄片作品——《巴赫曼老師的教室》(Mr. Bachmann and His Class,2021)——即是在處理這個被德國主流社會長期忽略的問題。

透過其攝影師友人介紹,施佩特幾年前就接觸到這部紀錄片的主角——年逾耳順的巴赫曼老師。巴赫曼任教於格奧爾格·畢希納學校(Georg-Büchner-Schule),一間位於黑森邦施塔特阿倫多夫(Stadtallendorf)的綜合型中學。綜合中學背後的初衷,是將不同學制的學童集合在同一個校園裡,藉此降低不同學制間的隔閡。

巴赫曼老師教授的班級正處在升學的關鍵時刻——六年級的第二學期,老師和父母必須共同決定學生未來的升學途徑。導演和攝影師花了很多時間在課堂上旁聽、協助同學寫作業等,「開始錄影之前,他們倆就很常來課堂上作客,與這個班級培養出很深的情感。」巴赫曼回憶。導演的用意,一方面是為了讓學生習慣他們在教室裡的存在,錄下他們最自然、沒有因為外人或攝影裝備產生防備的狀態,更貼近觀察這些背景不同的學生們,實際的校園生活。

無論是對來自社會底層或具有移民背景的學童,德國的教育制度都設下各種「路障」,無法...
無論是對來自社會底層或具有移民背景的學童,德國的教育制度都設下各種「路障」,無法提供學生公平的發展機會。紀錄片《巴赫曼老師的教室》即是在處理這個被德國主流社會長期忽略的問題。 圖/《巴赫曼老師的教室》

▌族群與階級刻板印象產生的偏見與阻礙

在德國許多地方,早在小學畢業之後(德國小學教育是四年制)就開始進行學制分流,但在巴赫曼所任教的學校,學生小學畢業後會先進入所謂「定向階段」(Orientierungsstufe 或 Förderstufe),讓他們有機會繼續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兩年。不過進入七年級之後,學生仍然要被分流到不同學制:高級文理中學(Gymnasium)、實科中學(Realschule),或最低階段的基礎職業中學(Hauptschule)。

從紀錄片中可發現,巴赫曼老師相當關心學生的升學志願,顯而易見地,他也知道這個決定對他們來說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相關研究指出,若學生父母具有移民背景或其本身來自社會底層,獲得高級文理中學推甄的可能性則顯著降低,即便學生的表現在客觀上並無差別, 僅僅因為教師普遍認為這些家庭撫養孩子的能力較弱。

甚至有研究指出,在相同社會經濟條件下,閱讀能力不如移民小孩的當地學童,被推甄上實科中學或高級文理中學的機會反而高出許多,是移民小孩的 1.7 倍。而在學習表現相同的情況下,有移民背景的孩童比較容易受到留級待遇,是非移民學童的 1.6 倍。

在德國許多地方,早在小學畢業之後(德國小學教育是四年制)就開始進行學制分流,但在...
在德國許多地方,早在小學畢業之後(德國小學教育是四年制)就開始進行學制分流,但在巴赫曼所任教的學校,學生小學畢業後會先進入所謂「定向階段」,讓他們有機會繼續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兩年。不過進入七年級之後,學生仍然要被分流到不同學制:高級文理中學、實科中學,或最低階段的基礎職業中學。 圖/法新社:

示意圖片。在相同社會經濟條件下,閱讀能力不如移民小孩的當地學童,被推甄上實科中學...
示意圖片。在相同社會經濟條件下,閱讀能力不如移民小孩的當地學童,被推甄上實科中學或高級文理中學的機會反而高出許多,是移民小孩的 1.7 倍。而在學習表現相同的情況下,有移民背景的孩童比較容易受到留級待遇,是非移民學童的 1.6 倍。 圖/法新社

2018 年,曼海姆大學(Universität Mannheim)教育心理學的研究團隊透過實驗重新證明,老師們的刻板印象嚴重影響其對學生的評分標準。該實驗對正在攻讀教育學程的準教師們進行分組測試,請他們批改一份實驗組事先設計好的德語課聽寫考卷,其中一組受試者拿到寫著德文名字馬克斯(Max)的考卷,另外一組則拿到土耳其文名字穆拉特(Murat)的考卷,除了名字之外,這兩份聽寫考卷的答案內容、藏在作答文章裡的錯字,全部都一模一樣。

果不其然,穆拉特比馬克斯的成績平均低了半個等級。 在此之前,同一個團隊也研究過移民背景對數學成績的影響。兩年內,1,500 名高級文理中學的學生定期參加考試,研究中發現,儘管語言能力和社會階層背景等條件相同,但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同樣的表現下成績平均也低了半個等級。

在階級差距方面,德國的外來移民大多落入底層社會,具移民背景的小孩因此面臨就學與社經地位的雙重困境,其中部分小孩甚至經歷過戰爭的創傷。然而在巴赫曼老師的教室,這些孩子的需求與潛能終於能夠獲得重視。

研究中發現,儘管語言能力和社會階層背景等條件相同,但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同樣的表現下...
研究中發現,儘管語言能力和社會階層背景等條件相同,但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同樣的表現下成績平均也低了半個等級。 圖/路透社

▌從教室透視工業小鎮的發展與現實

巴赫曼老師班上的學生來自 12 個不同國家,他們的母語包含土耳其語、保加利亞語、俄語等外語,部分學生才剛開始接觸德語不久,導致課堂上的溝通相當困難。這個班級的組成也反映出施塔特阿倫多夫這個工業小鎮的人口結構。2.1 萬人口當中,高達 70% 的人具有移民背景,大約5,000人為伊斯蘭教徒,且大部分學生來自工人階級家庭。

導演施佩特坦言,「某種程度上,施塔特阿倫多夫是這部紀錄片的第一個主角。」其黑暗的歷史和獨特的人口結構讓導演對這個城市產生興趣。

回顧這座城市的背景,1938 年原名為阿倫多夫(Allendorf),只是座被森林包圍的偏僻小村莊。納粹政權特別選擇這個地點建設歐洲最大的炸藥生產基地。戰爭末期,納粹政府在此地部署將近 1.7 萬名外籍工人,其中大多數為強迫勞動者、戰俘和集中營囚犯。導演施佩特說:

「對我來說,問題在於紀錄片中如何將這座城市特殊的過去與現在結合起來,在我看來學校是最合適的場域,而這個班級的文化組成反映了這座城市的生活現實和人口結構。」

 圖/《巴赫曼老師的教室》
圖/《巴赫曼老師的教室》

「對我來說,問題在於紀錄片中如何將這座城市特殊的過去與現在結合起來,在我看來學校...
「對我來說,問題在於紀錄片中如何將這座城市特殊的過去與現在結合起來,在我看來學校是最合適的場域,而這個班級的文化組成反映了這座城市的生活現實和人口結構。」 圖/《巴赫曼老師的教室》

二戰之後,在德國經濟起飛的 1960 年代,施塔特阿倫多夫再度成為焦點,納粹留下來的生產設施讓這座城市又轉型為工業基地。當時為了填補勞動力的不足,德國政府開始向南歐及土耳其招募短期移工,巴赫曼老師班上孩子的阿公阿嬤也身在其中。

但因為德國長期將所謂的「客工」(Gastarbeiter)視為廉價勞動力,誤以為他們幾年後就會回到自己國家,政府和社會都不願意將他們納入成為德國的一份子,長期把他們排擠在外,集中在郊區的工人宿舍。然而,結果卻是很多人選擇留了下來了,並舉家遷至德國。

當另一位老師在巴赫曼的班級課堂上,討論到「家鄉」這個概念的時候,無論學生或老師情緒都很激動。來自摩洛哥的學生堅持「摩洛哥才是他的家」,雖然他兩歲半的時候就前往義大利,幾年後又輾轉到了德國。同樣地,在德國出身的土耳其裔學生,也非常確定自己長大後要「回」土耳其生活。德國無法讓這些小孩及其家人把德國視為自己的家,是政府多年來忽略了「融入政策」實際需要處理的事務,例如國籍取得、語言與文化課程,以及教育、就業等制度性歧視的後果。

德國無法讓這些小孩及其家人把德國視為自己的家,是政府多年來忽略了「融入政策」實際...
德國無法讓這些小孩及其家人把德國視為自己的家,是政府多年來忽略了「融入政策」實際需要處理的事務,例如國籍取得、語言與文化課程,以及教育、就業等制度性歧視的後果。 圖/歐新社

孤軍奮戰的巴赫曼老師透過對學生的愛與尊重,打破社會制度所設下的各種路障,超越語言、文化和宗教隔閡,讓教室成為學生能被完全接納又可以安心學習的避風港。發放成績單的時候,巴赫曼說:

「成績不過是一時的快照,它們無法代表你們,並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你們都是很棒的孩子,很棒的青少年!」

最終 19 名學生當中,有 8 名獲得高級文理中學的推甄,有機會繼續升大學,每一位都是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先鋒隊。

「成績不過是一時的快照,它們無法代表你們,並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你們都是很棒...
「成績不過是一時的快照,它們無法代表你們,並沒有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你們都是很棒的孩子,很棒的青少年!」作者戴達衛的電影映後座談會,活動請參考:【人權Café】線上映後座談 圖/《巴赫曼老師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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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達衛(David Demes),德籍台灣居民,德國及歐盟時事觀察與評論家,清大社會所博士生,法蘭克福邦高等法院授權中德翻譯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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