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歧視（下）：什麼樣的社會，讓土耳其移民不再信任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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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裔移民對德國的「認同」以及是否成功「融入」德國社會，在四月的土耳其修憲公投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數據去解釋在德土耳其人投票行為背後的邏輯與決定過程，我們只能透過媒體的採訪紀錄，以及過去對土耳其移民的研究，來檢討德國的融入政策，以及土耳其移民在德國的處境。

事實上，德國政治與社會對外來移民並不如台灣人想像中的開放，德國對移民的結構性歧視，從教育一路延伸到就業以及租屋市場；換言之，不平等待遇是移民生活中的常態。德國教育制度對父母教育程度較低的孩子造成許多障礙，尤其在關鍵的小學階段，有移民背景的小孩遭到很多歧視。相關量化研究指出，在相同的社經條件下，閱讀能力不如移民小孩的當地小孩，被推甄上實科中學（Realschule）或高級文理中學（Gymnasium）的機會，卻是移民小孩的1.7倍。同時，在學習表現相同的條件下，有移民背景的孩童，更容易被留級（1.6倍）。在階級差距方面，德國外來移民高比例地集中在下層社會，許多具移民背景的小孩因此面臨就學與社經地位的雙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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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因素導致土耳其裔青年在教育生涯方面居於劣勢，只有基礎職業中學（Hauptschule）學歷畢業的（39%）和沒受過職業培訓的（51%）比例非常高。教育程度越低當然也越難找到工作，更不用說社會上對於膚色較深、異國姓名、以及戴頭巾的人的刻板印象與歧視。根據德國融入與移民基金會專家委員會（Expert Council of German Foundations on Integration and Migration）針對移民融入所作的社會實驗指出，為了收到工作面試的回覆，有德國姓名的申請者平均需要寄出五份履歷，而具土耳其姓名的申請者則需要寄七封。

但制度上對移民最不友善的限制，莫過於德國國籍法律對移民的排擠。在德國要成為德國人並不容易。誰能想像在2000年之前，德國還執行著1913年制定的國籍法，強調「血統原則」——想要入籍德國的人，需要先證明其有德國祖先。如欲歸化入籍，則必須在德國境內住上最少15年。^註1

上述的結構性歧視與制度化阻礙，都導致德國土耳其裔自認不受歡迎，這也是為什麼不少人最終無法認同德國，並選擇回到原祖國的懷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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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穆斯林製造者」

身為穆斯林的土耳其裔，也常面臨德國主流社會對伊斯蘭教的排擠與抹黑。明施特爾大學宗教社會學家波拉克（Detlef Pollack）教授的研究也指出，土耳其裔與德國人之間對伊斯蘭教的看法有極端的差異，大部分德國人對伊斯蘭教持負面態度，其中有82%的人認為該宗教對女性不友善，64%認為伊斯蘭教有「具暴力傾向」，而72%認為是「狂熱性」；反之，土耳其裔覺得伊斯蘭教是「和平的」（65%）、「包容的」（56%）、「尊重人權的」（57％）。

雖然宗教實踐（如定期禱告、上清真寺）在第二、第三代的年輕移民中相對減少，可是比起第一代，他們更傾向認同自身是虔誠的伊斯蘭信徒。波拉克及其研究團隊認為，這是宗教成為年輕土耳其裔「認同標記」（identity marker）的表現。所以當伊斯蘭教成為年輕土耳其裔認同的重要根源時，德國主流社會與媒體對伊斯蘭教的指責、批評、和排斥，便會更加異化這些本來就處在社會邊緣的族群。

自911事件以來，來自穆斯林國家的移民在西方國家遭受許多懷疑與指責，德國的土耳其社群也不例外。這15年間，德國社會輿論對於土耳其移民的公共形象，已從原本的「外國人」淪為純粹的「穆斯林」，多元的種族與文化身分，被單一的宗教身分所掩蓋。

漢堡大學伊斯蘭學系的穰博士（Christoph Ramm）認為，德國將土耳其裔多元的身分簡化為伊斯蘭信徒， 便是將他們更推向伊斯蘭化，因此他稱德國社會與政治界為「穆斯林製造者」；他同時指出「對伊斯蘭教作為傳統和落後宗教的同質化描述，最終促成了保守的、甚至極端主義的對古蘭經和聖訓的詮釋。對德國有遜尼派、什葉派、阿列維斯、穆斯林世俗主義者，或來自伊斯蘭國家的無神論者等不同族群的多元性的忽略只有助於建立正在淪為標準的伊斯蘭教正統和父權式的伊斯蘭。」因此，他論證，德國社會不斷地製一個符合我們對穆斯林族群的刻板印象，並在這個基礎之上繼續貼標籤、批評每一位土耳其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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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正在對國家失去信心

對移民議題討論的轉折點，發生於2010年，一本名為《德國正在自取滅亡》（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的書，震憾了全德國。作者是社民黨籍的德國聯邦銀行董事蒂洛·扎拉青（Thilo Sarrazin），在書中以「優生學」的論點，斷章取義地引用心理學、生理學，以此論證因為德國人的生育率較低而移民的生育率相當高，故本土優越的基因被外來較差的所取代，導致德國邁向智慧降低的時代。

扎拉青認為，伊斯蘭移民是「很多要求的、濫用福利國家資源的、犯罪的、異類的、貶抑女性的心態......並具備與恐怖主義的種種相互交集。」扎拉青的書雖然遭受許多批評，但兩年內的銷售數量竟達到1,500萬本，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建立以來銷售最好的讀物之一。該書的成功不僅反映出德國社會在檯面下根深蒂固的歧視，在公共輿論上也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移民學家巴德教授（Klaus Jürgen Bade）認為，扎拉青是「偽裝成啟蒙家的煽動者及破壞和平者」，他的書所引起的公共輿論，嚴重影響了移民社群的氛圍，以及對融入德國社會的熱情，同時也減損了德國人對移民的信任，造成雙重損害。這本書為後來出現的PEGIDA、AfD等反移民、反伊斯蘭教的運動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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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土耳其移民而言，伊斯蘭教在德國被貼上很多負面的標籤的，且不斷被攻擊。在艾爾福特大學社會科學院的賽達教授（Ferhad Seyder）受訪時指出「在德國的許多土耳其人非常支持厄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AKP）。AKP自2002年執政，這15年以來的發展，對他們來說不完全是負面的，尤其是經濟發展這方面⋯⋯另外一個關鍵因素是，很多人察覺到，土耳其面臨四面楚歌的批評，因此很多生活在德國的土耳其人想要保護自己的原鄉。」德國社會與媒體對伊斯蘭教跟土耳其扁平且單一的攻擊，恐怕會造成反效果。

不過，近幾年最讓土耳其裔及其他非白種人移民，對德國憲政體制和政治失去信任的是，2011年所破獲的新納粹恐怖組織「地下國社」（Nationalsozialistischer Untergrund，簡稱：NSU）。該組織在1998至2006年間，針對外來移民發動了三次炸彈攻擊與多次暗殺，造成至少10人身亡。由於受難者多為土耳其「旋轉烤肉」販子（即沙威瑪），一連串的攻擊因而被稱為「旋轉烤肉暗殺事件」（Döner-Morde）。

辦案過程中德國警察一直認為嫌犯來自移民社群內部，甚至為此騷擾受難者家屬，懷疑他們是共犯、黑幫成員等等。錯誤的判斷與辦案態度，反映出德國警察與媒體根深蒂固的歧視。2016年，40名具移民背景的作者編撰一本名為《他們以為，這是我們幹的》（Die haben gedacht, wir waren das）的書，針對警察與公共輿論對移民社群慣性指責進行討論。「地下國社」的暴力以及警方的不當處理，不僅是影響當事人，更是直接促成了移民社群對德國憲政體制與政府的信任崩解。

如果德國人希望土耳其裔的國族認同能夠成為德國人，那麼我們恐怕也要改掉我們自己對土耳其人的刻板印象，並積極接受他們。提供他們平等的機會對社會整體的團結是極為重要的，建設一個移民能夠脫貧並成為社會平等的一份子，更是德國人共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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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