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孤兒列車」（上）：送走20萬名孩子的社會實驗，如何重寫收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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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列曾經真實存在的火車。

它不是運送貨物，也不是載著旅客，而是承載著一批又一批的孩子。有的孩子連自己的名字都還不會拼寫，就被送上了車廂；有的孩子早已習慣在街頭流浪，卻依然懷抱希望，幻想著車窗外那片廣闊的玉米田裡，會有一個更溫暖的家；有的孩子緊握著母親留下的手帕，一邊告訴自己這只是短暫的旅程，卻不知這一別，竟成了永遠。

這不是小說的情節，而是美國歷史上最寂靜卻又最宏大的社會實驗——「孤兒列車」（Orphan Train）。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超過20萬名兒童從紐約等東岸城市，被送往內陸的農村地帶，期盼他們能「被收養」、「被改變」，甚至「被重新塑造」。

我第一次接觸這段歷史，是透過一本繪本——依芙．邦婷的《開往遠方的列車》（Train to Somewhere）。故事中年紀最大的瑪莉，與十三位孩子一起搭上孤兒列車，一站一站地接受檢視、等待被挑選。但她不希望被收養。她在等她的媽媽——那個說會回來接她、卻失聯多時的媽媽。她把媽媽的羽毛別在口袋裡，時間久了，羽毛泛黃了，火車也開到了終點。

那一站，叫「Somewhere」（遠方）。月台上站著一對年邁的夫婦，老太太對瑪莉說了一句話——每次讀到，我都忍不住哽咽，難以唸出來：

接著，瑪莉將口袋裡的羽毛交給老太太，「你願意跟我們一起回家嗎？」老太太問。瑪莉輕聲說了聲好。那一刻，不是奇蹟，而是一種深沉而安靜的撫慰。不只是瑪莉，連讀這本書的我，都像是被悄悄接住的孩子，與她一起重獲新生。

但我知道，不是每個孩子都有這樣的結局。對那些默默被送往遠方、名字逐漸被遺忘的孩子來說，這句話更像是一個說不出口的願望。這是一段「非常美國」的故事。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有一群孩子曾搭上一列無法回頭的列車，被送往未知的地方，換取一個生存與重生的機會。

這場龐大的社會實驗，絕非偶然。當時，美國城市迅速擴張，街頭充斥著無家可歸的兒童；而農村地區，則迫切渴望更多人力來協助耕作與家務。孩子們成了「可被收養」的存在，也成了社會改革者手中，用以實踐理想的工具。孤兒列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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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啟程的背後：等待被收養的孩子們

19世紀中葉的紐約，街頭擠滿了無數孤苦無依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有的因疾病、工傷或極度貧困而離開人世，使他們成為無家可歸的孤兒；有些孩子在移民潮中被迫與家人分離，流浪於城市的街頭巷尾。城市迅速工業化之下，社會安全網形同虛設，這些孩子不是在煤堆間翻找殘餘，就是在報社、煙廠和製鞋坊中賣力工作，一天的工資往往只換來幾枚銅幣。根據1850年代的統計，紐約街頭流浪的無依兒童高達三萬人——他們蜷伏在屋簷下、教堂門口，成了社會眼中「未來的問題份子」。

面對這樣的困境，社會改革者查爾斯．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提出了解決方案。他認為，與其眼睜睜看著這些孩子淪為幫派成員或潛在罪犯，不如將他們送往空曠、人口稀少的中西部農村，給他們一個嶄新的開始。於是，他創立了「兒童援助協會」（Children’s Aid Society），並於1854年首度發起「孤兒列車」計畫，載著數十名孩子，一站站地從紐約出發，緩緩駛向西部。

這不僅僅是一次偶發的善舉，而是一場持續超過七十年、足跡遍及四十多個州的龐大社會實驗。然而，在西部的報紙分類廣告中，常常能看到「有孩子可供收養」的標題，與「出售農地」、「急徵木匠」並列——孩子，成了可被轉移、配置的社會資源。

火車沿途停靠，每個車站都成了孩子們的試煉場。年幼、膚色白皙、牙齒整齊、身強力壯的孩子，常被優先挑走；年紀稍長、沉默寡言，或膚色不同的孩子，卻往往被反覆留下、甚至被無情遺棄。這些孤兒成了城市社會眼中「多出來的人」，同時也是鄉村家庭渴求的勞力與新血。他們的命運如同被打包的行李，被交付到成人設計的制度重組中，任人擺布。

對許多中西部家庭而言，這不僅是一場收養，更是補充勞動力的契機。那是一個需要大量人手的年代，尤其在農業社會中，孩子意味著能幹活的雙手。孤兒列車的出現，既緩解了東部都市日益沉重的社會壓力，也滿足了中西部對「家庭勞動力」與「孩子」的迫切想像。

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很快便顯露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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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個孩子都迎來童話結局

「收養」並非總是充滿愛與情，有時更像是一種勞力的分配與置換，是慈善理想與階級現實交錯下的產物。孤兒列車上的孩子們，不只是被拯救的對象——他們同時被挑選、被定義、被塑造成特定的模樣。

這樣的選擇機制，深刻影響了他們後續的人生軌跡。

那些從城市街頭被送上火車的孩子，並非直接被帶往「家」——他們首先必須經歷一場公開的審視和挑選。許多小鎮的教堂、法院或市政廳，會在列車抵達的那幾天被臨時改造成展示場。孩子們被排成一列，有的被要求轉圈、張嘴、摸手臂肌肉，有的則被直接質問：「你能幹活嗎？會讀書嗎？會做家事嗎？」

一位曾搭乘孤兒列車的受訪者回憶：「我們像牲畜一樣站在舞台上，被一個一個挑選。」這話絕非誇飾，而是許多年邁的倖存者仍歷歷在目的真實經歷。比爾（Bill Oser）在15個月大時，父親過世、母親重病，他和4歲的姐姐被送進紐約孤兒院。1925年，他們搭上前往密西根的孤兒列車，被寄養在一戶人家，並改用母親娘家的姓氏「Nash」。多年後，比爾才得知自己其實是孤兒列車的一員，真正的姓氏是「Oser」。這段身份的發現，讓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根源與身世。

瑪格麗特（Marguerite Thompson）六歲時搭上孤兒列車，被送往拉森家。他們住在兩層樓的大宅，有女傭洗衣做衣服，看似光鮮亮麗的環境，卻沒有自己的房間，只能睡沙發。養母嫌她有紐約口音，常常打她嘴巴，禁止她用室內廁所，也不給她喝牛奶。放學後，她要洗碗、打掃、送牛奶，稍有差錯就挨鞭子。孤兒院人員來訪時，她只能笑著背詩跳舞，從不敢說出真相。

比阿特麗斯（Beatrice Flanagan Foztik）14個月大時，她從紐約搭乘列車，被德州西利（Sealy）的一戶人家收養，從此與出生地分離。多年來，她未曾公開談論這段過往，直到晚年才逐漸吐露自己的故事，而她的一生都在追尋「我是誰」的答案。

某些孩子幸運地被真正疼愛、視如己出，甚至獲得受教育的機會，從此改寫人生。然而更多孩子被當作免費勞工，無論是在農場、廚房還是礦坑，肩負成年人的重擔；有人遭受虐待，幾年後又被轉手寄養，甚至逃回城市，落入更深的孤立與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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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無法預測人性。儘管兒童援助協會規定收養家庭「善待孩子」，但在那個兒童保護制度尚未建立的年代，「監督」幾乎是空談。更複雜的是，當時社會普遍認為出身貧寒的孩子天生帶有劣根性；文化與語言的差異，讓許多愛爾蘭、義大利裔及天主教背景的孤兒，在以清教徒為主的中西部社會中，被視為「問題」的代名詞，而非需要被理解的個體。

孤兒列車的旅程，成為社會偏見的投射場。直到多年以後，這段歷史才逐漸被正視，被認為是美國「收養制度」的起點。

這項混雜階級與偏見的「拯救計畫」，促使美國社會第一次大規模思考：誰有資格成為父母？什麼才是真正的「家庭」？誰能給予孩子歸屬感？制度應如何保障兒童的尊嚴與選擇權？親子關係的合法性與倫理基礎又該如何界定？

▌孤兒列車如何影響美國收養制度與家庭觀念？

從20世紀中期開始，隨著兒童福利政策逐漸完善，專業社工制度與寄養系統陸續建立。社會終於意識到：孩子不是可以任意「安排」的人生單位，而是有感受、有夢想，也有權利被尊重的小小個體。 當年那些缺席的程序——背景調查、家訪制度、孩子的意願、事後的心理支持——如今已成為基本保障。儘管制度仍有不足，孤兒列車與早期兒童援助計畫，確實為後來的童工法、收養與寄養制度奠定了基礎，為無數孩子帶來改變命運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出身」不再是一道標籤，而是其生命故事的一部分。社會也逐漸學會，用理解與愛去接住這些經歷。每一個孩子，都值得一個能聆聽、能擁抱他們故事的家。

家庭的定義，也在此後慢慢轉變。當年，家庭多半被視為功能性的配置，孩子能否幫忙農作、是否順從成了重點；而今日的收養觀，更重視情感的連結、文化的歸屬，以及對個體差異的尊重。血緣不再是唯一標準，真正的家庭，是孩子能感受到安全與被珍惜的所在。

但對那些曾經坐上孤兒列車、被迫和原生家庭分離的孩子來說，心裡始終留著一塊填不上的空白。他們的名字被改了，家鄉變得模糊，血脈的線也斷了。許多人一輩子都在追問：「我到底從哪裡來？」

如今，在科技幫助記憶重建的時代，他們的後代拿著破碎的家譜、零散的線索，努力拼湊那段沒能說完的過去。只是為了找回家的方向，還有那份屬於自己的完整與歸屬感。也因此，列車雖已停駛，這段歷史卻從未真正結束。

下一篇，我們將看見——DNA與口述歷史，如何在一百多年後，悄悄打開了那扇回家的門。

▌接續下篇：〈美國「孤兒列車」（下）：跨越百年之後，棄嬰後代如何用DNA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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