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孤兒列車」（下）：跨越百年之後，棄嬰後代如何用DNA尋根？
在美國歷史上，曾有數以萬計孤苦無依的的孩子被送上火車，前往素未謀面的家庭，展開全然未知的人生旅程。這項由社會改革者查爾斯．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發起的「孤兒列車」（Orphan Train）社會實驗，使許多參與者命運從此被改寫——有些孩子在新家庭中得到了真摯的疼愛與照顧，有些則成了農場或家中的勞動力，還有一些人遭受了冷漠甚至虐待。
從今日的眼光來看，將無依的孩子集體送往遠方、由陌生人撫養的構想，或許顯得天真，甚至可行性令人質疑。然而，若要真正理解這段歷史，我們不能僅以當代的道德尺規衡量，而必須回到20世紀初的社會脈絡，理解當時的城市底層是什麼樣的景象。
1902年，頗具影響力的刊物《萊斯利週刊》（Leslie’s Weekly）刊登了一篇報導，其開場描繪了這樣的場景：
這份表格上記下孩子被發現的地點、外貌、穿著、大約年齡、性別，以及發現者是誰。根據當時的雜誌報導，保守估計每年在紐約就有大約250名嬰兒被人「發現」。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孤兒列車」或許被視為一種拯救——但它也同時埋下了無數破碎與失聯的根。幸運的是，借助口述歷史、家譜研究與DNA尋親，我們得以再次走進這段「非常美國」的歷史，重拾那些被遺忘的孩子與他們的名字，聆聽他們後代堅持不忘的故事。
▌數位平台與DNA檢測，為沉默打開一扇門
近十年來，數位家譜平台與DNA檢測的普及，為成千上萬的後代點燃了一絲希望。平台如 AncestryDNA、23andMe、MyHeritage、Family Tree DNA，讓遺失的故事得以被拼回：有人首次看到曾祖父母的姓名；有人在地圖的另一端，找到原以為早已失聯的家族分支。原本像煙霧般模糊的祖源，開始有了可以追溯的脈絡。
在無數孤兒列車後代的尋根旅程中，有一段特別讓我難以忘懷——這是葛瑞格．馬克威（Greg Markway）的故事，一位孫子為了協助已逝的祖父踏上跨越百年的尋根之路，只為完成他老人家未竟的心願：找回母親。
葛瑞格的祖父約瑟夫．馬克威（Joseph John Markway）1896年出生於紐約，不到兩週大即被送進紐約育嬰堂，五歲時搭上前往密蘇里的孤兒列車，最終落腳於一戶農家。他的人生自此與出生地徹底斷裂。祖父晚年從不多談過去，僅留下一段含糊的傳說：他曾孤身一人返回紐約，尋找生母的下落。但那趟尋母之旅究竟有無結果，始終無人知曉。
祖父於1970年去世時，葛瑞格年僅11歲。他來不及理解祖父的沉默與痛苦，卻在多年後無聲地繼承了那份遺憾。直到2017年，某次無意間看到Ancestry的DNA廣告，他忽然意識到，或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為祖父走完那段未竟的旅程。
從一支簡單的DNA檢測試劑盒開始，葛瑞格投入了數年的時間。他潛心研究各大基因平台，學習閱讀Centimorgan數據（簡稱「CM」是一種衡量DNA親緣關係的單位，並非長度，而是代表遺傳重組機率的指標。可以把它想成「與某人有多親近」的量化依據。）、建構血緣網絡，甚至進行價格高昂但關鍵的Y染色體比對，只為尋得一絲可能的父系線索。他同時加入了由基因偵探賽絲．摩爾（CeCe Moore）發起的「DNA Detectives」和「DD Social」Facebook社團，尋求幫助。
這段旅程並不浪漫，反而極度艱難。葛瑞格曾面對四萬多筆可能的DNA配對紀錄，每一條都像是一道迷宮的入口，有時通往真相，有時只是被引往死巷。但他不曾放棄，除了線上調查，他還親訪當年的孤兒院遺址，查閱百年前的教會洗禮紀錄與寄養資料。他成了一名素人家譜學者，從資料堆中挖掘祖父的蹤跡，也從錯誤與挫敗中不斷修正路線。
四年半後，他終於找到了答案——祖父的雙親、族譜，還有從未見過的一整支親族分支。
為了幫助更多孤兒列車的「後代」，葛瑞格還建立了Facebook社團「Orphan Train DNA」，分享自己的調查方法與研究過程，他說：「我不只是為我的祖父找到答案。我也在為那些從未有機會問問題的孩子們，找回聲音。」這段旅程，是從DNA開始，結果卻早已超越科學、成為一場歷史、記憶與愛的共同修復工程。
▌說出來，是回家的開始：口述歷史如何記憶與修復
除了DNA與文件之外，真正讓這段歷史得以拼湊完整的，是那些願意說出心底故事的人們。
過去，孤兒列車的故事常被以「慈善救援」的視角描述：這些孩子從東岸的貧民區被送往中西部，展開了新的人生。但這樣的敘事，往往忽略了許多人在過程中經歷的失落、創傷與長久的沈默。如今，當一些倖存者與他們的後代開始主動說出自己的故事，我們才逐漸理解，那些原本空白或被壓抑的部分，才是這段歷史最需要被看見的地方。這也正是「口述歷史」無可取代的價值。
機構的檔案留下了派遣名單與地點安排，DNA技術揭示了血緣與親屬關係；但唯有人們的聲音與記憶，能補上那些遺落的情感紋理。有些關鍵的片段，藏在一個童年暱稱、一道家常菜的味道，或是一句母親臨別前悄聲的叮嚀裡。
如今，越來越多關於孤兒列車的紀錄片、博物館與後代倡議者，將口述歷史作為重建記憶的重要任務。他們錄下列車乘客的聲音，也鼓勵子女說出父母從未講完的故事。因為唯有經歷者成為敘述者，這段歷史才不會永遠被旁觀者書寫。
說出來，是回憶的重組，也是修復身份的行動。當一段口述歷史抵抗了被遺忘的事實，也會讓那些曾被剝奪發言權的生命，重新在歷史中被看見與理解。因此，孤兒列車不再只是美國社會福利制度的起點，更是一段關於失語、尋根與發聲的現代故事。而說話的勇氣，正是記憶得以延續與修復的起點。
▌孤兒列車是個「非常美國」的故事？
表面上來看，「孤兒列車」好像只是關於童年失落和慈善救助的歷史。但如果我們把鏡頭拉遠，就會發現，它更像是一面鏡子，照出美國這個國家最深層的性格與矛盾。
我曾聽過一些演講者講述孤兒列車的歷史，也聽過身邊了解這段過去的美國朋友說：「孤兒列車，是一段非常美國的歷史！」因為它濃縮了這個國家最核心的幾種特質：對機會的渴望、對階級翻身的期待、對新生活的憧憬——以及，那種總是把希望與代價綁在一起的邏輯。
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東岸城市擠滿了新移民，貧窮和擁擠成了日常。孤兒列車就是從這些城市開出，把成千上萬沒家可歸的孩子送到中西部的農村。一方面，是為了給孩子們一個「更好的未來」；另一方面，也剛好補上那些地方勞動力的缺口。換句話說，這列火車同時載著希望，也安排著現實，是一場打著「拯救」旗號的社會重組。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熟悉？這就是美國常見的模式——對移民、對貧民、對弱勢群體的期待：你可以有機會，但是你要配合、要努力、要懂得感恩，還要變得「體面」；最好要說英語、信仰基督、肯吃苦，甚至忘記自己原本是誰、來自哪裡。
孤兒列車上的孩子，被視為「未來的美國人」，他們的原生背景被淡化，社會對他們的期待是成功與融入。這揭示了「美國夢」的雙重面向：允諾重生，但要求重新定義自我；提供新機會，同時劃出應有的框架。
更深一層看，孤兒列車是一場龐大的社會實驗。政府、宗教機構、媒體和家庭共同嘗試一種模式：弱勢者若能被同化和再造，是否能成為理想國民？這正是美國精神，一個在融合與擴張中持續定義「成功」與「歸屬」的國家；一個慈善、國家建構與文化再造交織的實驗場。
孤兒列車的終點，從來不是幸福的保證，而是一場漫長的「成為美國人」考驗。
所以說，孤兒列車是一個非常美國的故事。它不只是關於童年與家庭，更關乎這個國家如何面對階級、種族、移民與機會的議題；它讓我們看見，一個國家如何用制度建構希望，又如何在建構的過程中留下傷痕。
而這些制度的傷痕，並不只是歷史。它們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延續——美國的寄養制度仍充滿安置不穩定、種族不平等，以及成年後缺乏支持的問題；美墨邊境的「家庭分離政策」（ Family Separation Policy）造成上千名兒童與父母被迫分離，有許多家庭至今仍未團聚；原住民寄宿學校（Boarding Schools）雖已關閉，但其帶來的「文化斷根」創傷，仍在代代延續。歷史並未遠去，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今日重現。
而我們每一次回望過去，也許正是為了學會：在記憶與遺失之間，為漂泊的名字找到一個可以安放的地方，也讓我們自己重建與過去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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