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搖籃的呼喚：克里米亞韃靼人的流放、返鄉與再流亡

烏克蘭現場採訪、攝影／曹雨昕

「克里米亞的傳說裡，山頂有一個黃金搖籃，會像海浪一遍遍打上岸邊那樣，這個搖籃會一直搖響鈴噹，一直、一直，呼喚著人們回家⋯⋯」

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但對克里米亞韃靼人來說，來自俄羅斯的侵略早在更久之前就已開始。不論是2014年在克里米亞升起俄羅斯國旗、又或是1944年向東行駛的單程列車，將克里米亞的韃靼人流放到中亞⋯⋯，「驅逐」、「流放」或是「佔領」雖然是不同字眼、不同名義，但全都指向侵略者赤裸裸的野心。

採訪開始之前，Amet坐在長桌的另一側，將一盤巧克力朝我推了過來。

「你想喝點什麼？茶？還是咖啡？」眼前這位中氣十足的男子，是致力於推廣克里米亞韃靼人歷史文化的Amet。他在成為一名英語教師和文化工作者之前，先是一名克里米亞韃靼人。

名為克里米亞的鄉愁

Amet出生在1973年蘇聯時期烏茲別克的納曼干（Namangan），距離4000公里遠的克里米亞，是他父親鄉愁的原點。而在Amet出生前、將近30年前的那一天，更是整個民族史的缺頁，與這段橫跨三代的家族史的開始。

1944年5月18日那一天，距離德國投降才過不到兩週，蘇聯便以韃靼人勾結納粹的罪名，驅逐整個民族。當天清晨，人們被敲門聲驚醒，荷槍實彈的秘密警察要求韃靼人馬上收拾行李，離開房子。從集合、整隊到趕上運貨列車，每節車廂還有事先準備好的表格和數字，即可看出這場行動經過精心籌備，才能讓19萬人在3天內從他們的家園裡消失。

此後，克里米亞韃靼語中的「流放」（Sürgünlik或簡稱Sürgün）指的都是1944年5月18日這一天。「流放」對應著蘇聯的「驅逐」，是一個沒有完成式，持續至今的動詞。

「這天會一直刻在我們心中，每一年都會隨著更多資訊的揭露而加深這樣的痛苦，尤其是在2014年歷史重演之後。」Amet如此說。每當提到各種數字，他總會豎起食指，講著：「注意！」就像是正在授課的老師，提醒著學生該在哪裡劃記螢光筆。

前往未曾踏上的家鄉

Amet年少時在學校相當活躍，他曾是蘇聯兒童十月團（Little Octobrists）的一份子，隨後又加入了少年先鋒隊（Young Pioneers）。Amet說：「對當時的我來說這一切都像是遊戲，直到後來我才發現，這都是籠罩在鋪天蓋地的政治宣傳下。」。

1984年，年僅11歲的Amet獲得老師推薦，可以參加蘇聯舉辦的夏令營（Artek），地點就在克里米亞的海邊。Amet的父親不敢相信兒子竟然有機會能前往克里米亞，於是一家人湊錢買下昂貴的車票，無論如何都要讓Amet去看一看他那從未踏上過的故鄉。

在營隊的某一天早晨，一個男孩氣喘吁吁地跑向Amet，和他說：「快！你爸爸來了！」男孩喊道。

Amet不明所以地跟上去，才發現原來是一位他從未謀面的叔叔。對方為了見Amet一面，特地從800公里外的烏克蘭北部趕來克里米亞。「我不記得我們說了什麼，只記得大家都哭了。我的父親在我出發前哭了，我見到叔叔的時候，他哭了，我也哭了。」

那是Amet第一次出國，也是他第一次返鄉。

Amet大學畢業後，在母親的牽線下認識了妻子Dilyara。Dilyara和Amet都是克里米亞韃靼人。「我們人數不多，在流放的日子裡盡量跟同族通婚，維持我們血脈。」Amet說。

1989年，蘇聯的最高蘇維埃通過法令，鬆綁克里米亞韃靼人返鄉的限制，讓返鄉成為可能，許多韃靼人開始踏上返鄉之路。

Dilyara的舅舅是第一批選擇回去克里米亞的人，但情況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克里米亞長久以來在蘇聯的控制下，幾乎快被俄羅斯人佔據。韃靼人在克里米亞半島沒有房子，沒有信仰，整個半島都說著不屬於他們的話。

改變人生的美國行

2001年，Amet在烏茲別克獲得傑出教師獎，並和其他15個來自前蘇聯加盟國的獲獎者得以一起參訪美國。他也是在那裡第一次聽到了烏克蘭語。

一名來自克里米亞Bakhchysarai的烏克蘭教師和Amet說：「你很快就會回來（克里米亞）的，這裡是你的家鄉，你的土地，回來吧。我會幫你準備一份教職。」

這位烏克蘭教師也確實沒有食言，成為Amet日後返鄉的貴人。

這場參訪活動中，獲獎的16名教師分別代表各自國家的文化——Amet是代表「烏茲別克」，而不是他的故鄉克里米亞。這些同樣來自前蘇聯加盟國的獲獎者們，可以手拉著手，一起唱著蘇聯歌曲，表現得像一家人。

當時美國人看到這群來自前蘇聯、但分屬不同國家的人們能如此友好感到驚訝，但Amet知道，這不過是他從小被灌輸的「蘇聯民族神話」而已。正如同他小時候參加過的那些兒少營隊，一切都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

Amet也在美國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在烏玆別克時一個月的薪水只有10美金，而他在美國卻能領著30-40美金的日薪，住在一晚將近400美金的飯店。Amet眼光閃爍地笑著說：「我都想睡在地板，請他們折現給我。」

重返克里米亞

Amet靠著美國之行存下來的錢，決定帶著一家人返回克里米亞。

當時克里米亞已經是獨立烏克蘭的一部分，在烏克蘭政府的支持下，克里米亞的學校有了克里米亞韃靼語的課程，當地的電視台有了屬於韃靼人的節目，克里米亞的韃靼人正努力拼湊自己的根，但親俄勢力早已在這塊土地盤根錯節、根深蒂固。

Amet說：「我甚至看到列寧的雕像矗立在克里米亞。哪怕在烏茲別克，他們也早在1991年獨立時就撤掉了這些東西。」克里米亞首府辛費羅波（Simferopol）的列寧雕像，從1967年落成以來就不曾倒下過。

或許是巧合，也或許是天注定，Amet一家最後落腳在克里米亞的Bakhchysarai。那既是Dilyara舅舅為他們準備的家鄉，也是那名烏克蘭教師為他找到教職的地方。

Amet和Dilyara成為了學校老師。但因為教材使用烏克蘭語的關係，他們也得從頭開始學習烏克蘭語。但走出教室之外，幾乎沒有人在使用烏克蘭語，因為俄語仍控制著人們的舌頭。

蘇聯當初雖未全面禁止使用克里米亞韃靼語，卻在根源上切斷了它的傳承。克里米亞韃靼人沒有屬於自己的學校和課程，生活和工作也完全使用俄語，人們因此越來越依賴俄語，越來越無法用自己的語言來思考、表達。

Amet的一名親戚為了升遷而改用俄羅斯名字，並和一名俄羅斯女性結婚，這在當時是很常見的情況。

這種「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發生在克里米亞韃靼人和烏克蘭人身上。人們為了讓生活更加簡單，為了更好的工作和更好的機會，漸漸放棄了自己的語言。

—— 克里米亞韃靼人 Amet

烏克蘭將成下一個喬治亞？

2008年俄羅斯入侵喬治亞，一股不安的情緒開始籠罩在Amet心頭上：「我那時翻閱一本《烏克蘭週刊》，上面寫著：『下一個就是烏克蘭。』」

隔年，Amet一家迎來了新生命，女兒Kamila是一家四口當中，唯一一個在克里米亞出生的人。

與此同時，親俄的情緒在克里米亞擴散開來。2012年夏天，克里米亞自治政府要求關閉教授烏克蘭語的學校與課程，而Amet的兒子當時正就讀其中一所學校。

「從那時起，俄羅斯就準備再一次抹消我們的認同。當基輔流血（按：廣場運動）時，我就感受到有種不可逆的事情正在逼近。」Amet回憶道。

2014年2月，冬日將盡，小綠人（即沒有標誌的俄羅斯軍隊）無預警地出現。這群人佔領了議會，任命了新任行政長官。讓克里米亞時隔70年，再度被推上前線。

接下來的佔領過程，快到連Amet至今仍無法理解。從議會通過獨立宣言，到公投加入俄羅斯聯邦，在短短一個月再度噤聲了一整個民族。2014年5月18日的流放紀念日和6月26日的克里米亞韃靼旗幟紀念日，都被迫移往郊區舉行紀念活動。「到處都是軍人，我們甚至看到附近的樓頂有狙擊手⋯⋯」當時Amet就站在圍欄後面，親眼看著俄羅斯再度將韃靼人排除在外。

各級學校很快地收到新的俄語教材，所有教師都必須接受新課綱的訓練。日益漸增的壓力已經讓Amet和Dilyala再也無法繼續工作，而決定離開。

「去吧。」年邁的母親念著禱詞為他們祝福後，輕聲說道。

Amet一家人在克里米亞西部的Cape Tarkhankut待了三天之後，便向故鄉道別。

離開家鄉的人與選擇留下的人

提到還留在克里米亞的家人，Amet停下揉捏包裝紙的雙手，深吸一口氣說：「這是個痛苦的問題。」原以為Amet不願多談，但他馬上堅決地說道：「不不不，我很樂意回答、我想回答。」

「我想回答。」他近乎是咬牙切齒地說了兩次。

對於Amet的父輩來說，他們為了能夠回家，要花上一輩子的時間。所以一旦踏上克里米亞這塊土地，離開便不再是選項，只想整個餘生都留在故鄉。

「我們已經老了，除了死在這裡沒有其他願望。但你們可以離開，你們必須離開，為了我們的民族和血緣。我們不想成為你們的牽絆。」這是Amet帶著妻小離開克里米亞時，家人留給他的一段話。

Amet一家人離開克里米亞的那一天，Amet的女兒才5歲，正好是Amet的父親1944年被流放時的年紀。

「注意了，關於紀年，我們有我們獨有的數學算法。」Amet再度豎起了食指苦笑著。

從克里米亞到利沃夫

幾經波折，Amet一家人最後搬到烏克蘭西部的利沃夫（Lviv）。Amet成為當地學校的英語老師，他常在課堂中提到克里米亞，像是在討論「家庭」主題時，就以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傳統紋飾「Örnek」來介紹不同圖案所代表的家族成員。

身為一名老師，我從克里米亞到利沃夫，看著一個民族如何形成，世界觀如何建立。這些烏克蘭的孩子人生才剛起步，但我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不會成為奴隸。與那些在克里米亞的孩子不同——那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 克里米亞韃靼人 Amet

2022年，Dilyala的母親得了COVID，她決定回一趟克里米亞。Dilyala說：「我從來都不想回去被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但這或許是我最後一次能見到她，如果錯過了，我一輩子都不會原諒我自己的。」

Dilyala為了這次返鄉，她刪除了社交媒體，清空了所有發言。她雖然害怕被俄羅斯盤問、被拘留，但更害怕錯過母親的最後一面。

抵達克里米亞之後，Dilyala看到的是面目全非的家鄉，她沒見過如此「俄羅斯」的克里米亞。

「你永遠不會知道俄羅斯的規則，」她說：「有個女孩因為回去探望父親而入獄了兩年，沒有理由，或者說永遠都會有一個他們的理由。」

訪談進行的過程中，Amet和Dilyala的兒子Mustafa剛好來電。「Mustafa！來跟大家打招呼！」Amet興奮地打開視訊。Mustafa是一名軟體工程師，目前在捷克定居，已取得捷克居留證的他，正準備貸款買下人生第一個住所。

Amet的語氣掩不住內心的驕傲：「我們每一個人都代表著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所作所為都決定著別人如何看待我們。」對於家的想像，流流轉轉，似乎仍沒有定錨。

Amet說：「我女兒畫了一隻蝸牛，背上背著他們的房子。這正是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我們一直把家背負在身上。」

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Amet沒有選擇離開烏克蘭。他說，如果離開，就再也回不來了；選擇留在烏克蘭，就能抱著回到克里米亞的希望。

「每一個克里米亞韃靼人，就像是黑海中的每一滴水，」Amet說：「凝聚著記憶和歷史，不能散，不會散。」語畢，Amet打開筆電，展示他最近用AI生成的圖片，是一張身穿克里米亞傳統服飾的男子站在海邊，凝視茫茫月色的圖片。

搭配這張圖片，Amet像是詩一般地寫到：

我靜靜站在海邊

秋意落在我的肩膀，如同我父親長久的夢想

他一直想站在這片海岸

但回到克里米亞後，他便躺下並沉入這片祖先沉默之地

而我站在這裡，每道海浪就像他的腳步

遺憾和實現都在這一刻發生

沒有戰爭

這是我的土地

不是我的暫時

Amet的父親經歷了60年的流放生涯後，雖然回到克里米亞，但兩年後便過世，所以在生命的最後仍無法看到他童年時的海岸。

Amet一家三代的故事，就像克里米亞韃靼人縮影——被迫離開家鄉的上一代、回到家鄉卻又選擇離開的中生代，以及等待返鄉的人們。或許就像Amet女兒所說：「我們一直把家背負在身上」，就算在異鄉漂泊著，有人在的地方，就是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