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台灣恐爆發反日暴動?」疫苗資訊落差給台灣的教訓
近日日本媒體人甘粕代三(本名高橋政陽,前朝日電視台駐台記者)接連在《日刊現代》、《東洋經濟Online》、《朝日新聞論座》刊登了數篇關於台灣疫苗議題「真相」的報導。標題則相當吸睛,包括:「(日本送疫苗)形同下毒」、「台灣恐爆發反日暴動」等等。在網路上流傳甚廣,例如6月19日的〈震驚台灣!僅四天已有36人在接種AZ疫苗後死亡〉一文,在日本雅虎就有近4,000則留言。
系列報導間雖因刊載媒體而有所差異,但仍能整理出論述之大致概要。首先是介紹台灣內政,強調蔡英文未能超前部署買足疫苗,基於反中意識形態拒絕中國疫苗,又杯葛民間採購,導致防疫破功。總統府周邊抗爭四起,台灣民怨沸騰。面對中央無能,郭台銘已經成功買到500萬劑BNT,柯文哲與侯友宜則努力自救。
而就外交面而言,報導中針對日本贈送AZ疫苗一事,則強調台灣人認為日本送AZ是在「下毒」,紛紛逃往國外,並對日本政府感到憤怒,「恐發生反日暴動」。作者主張日本不應「貶低中國的防疫成功,誇大台灣的防疫成就」、「日台的防疫失敗,是都被反中政治蒙蔽了雙眼」。
站在台灣人的角度,特別是對日媒略有了解的讀者,可能會覺得奇怪,或許《日刊現代》本就以聳動著稱,但怎麼會連編審嚴謹的《東洋經濟Online》與《朝日新聞論座》,也刊登了這類文章?而日本讀者又怎麼會相信「反日暴動」、「下毒」的說法?
這是因為作者利用了台日雙方的資訊落差,將客觀事實與主觀評論、比喻交織在一起,並且精確地瞄準了日本社會各群體所抱持的不同意識形態。因此不僅能通過日本媒體的編輯台,更能在網路社群中被廣泛流傳。
在「虛實交織」方面,例如文中刊出新黨宣傳車隊行經凱道的照片,並以「宛如日本二戰戰敗前夕的饑民鋒起」形容。凱道抗議在台灣雖是家常便飯,但日本街頭抗爭較少,在國會周邊抗爭更非易事。先是「有圖有真相」,再加上「戰敗前夕」的比喻,讓日本人聯想到戰爭集體記憶,自然較容易感到事態嚴重。
文章中另外採訪了數名匿名「台灣媒體人」表示:
「就算國產疫苗完成臨床實驗,也絕對不會打。」
「蔡英文防疫成功,只是因為剛好習近平不讓陸客來台罷了。」
再加上「已有六萬台人在中國接種」的中國官方資訊和「新黨前主席郁慕明赴中打疫苗」的報導,帶給讀者許多「台灣人正逃往中國」的印象。
在台灣如果看到「媒體人」,留意發言背景與言行一致性已是基本常識。例如公開痛批日本送的AZ,但私下搶著接種的公眾人物,亦不在少數。至於「六萬台人赴中接種」,只要對照出境人數,就知道應多是現居中國的台灣人,而非「逃難潮」。
在民調數字方面,文中引用了「主流電視台TVBS」的「社群媒體民調」,指蔡英文的支持率「暴跌至18%」。但根據TVBS民調中心同時期按照正規抽樣方法進行的民調,蔡英文的支持率則在四成上下。讀者很可能會將高度偏頗又缺乏效度、信度的網路民調,誤以為是正式民調。
但要日本讀者具備前述的媒體識讀能力,實在是強人所難。即便是日媒編輯,看到已寫出具體採訪內容與數字,也不易察覺問題。而文中符應了不同日本讀者的意識形態,更是相關報導被廣傳的關鍵。
首先不只是肺炎疫苗,日本社會長期對各種疫苗抱持高度懷疑,官方對推廣接種也普遍消極。而這次因疫情嚴重,不得不大力推動接種,但民間對疫苗副作用遭「蓋牌」的懷疑也隨之而起。因此這些不安的日本讀者,也較容易相信宣稱揭露「疫苗災情真相」的報導。
此外,無論是著眼於國防需求或民主人權訴求,支持台灣雖是目前日本跨黨派的共識,但仍有反對聲音。今年日本大選在即,目前自民黨內部出現了「半導體連線」與「自由印太連線」兩派對立。後者雖以「印太」為名,領導者卻是長年從經濟角度出發,主張重視對中關係的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文中反覆強調的「台灣不可信」,符合了其不樂見日台關係進一步強化的立場。
另一方面,日本人對中國的反感,固然有不少是因為反對中國的軍事霸權與獨裁統治,但也有部分人是出於不理性的排外種族主義。在日本,即便只是支持性別平權、保障勞工、原住民權利等社會議題,也可能會被指責為「反日」、「中/韓間諜」。例如在2017年,就有網友以「反日份子」為由,大規模對參與反仇恨言論及種族歧視案件的人權律師發動檢舉,結果2017年全日本各地律師公會收到的檢舉件數約13萬件,為歷年的數十倍之多。
而就如台灣流傳著「陳時中其實是日本人南雲忠一」的謠言般,在日本「某人其實是韓國人/中國人」、「某媒體/公司已被韓國人/中國人滲透掌握」的謠言也不少見。日前日本藥妝大廠DHC的董事長吉田嘉明,甚至公開在自家官網上發表:「三得利(DHC的競爭對手)的代言藝人其實全部都是韓國人」。
筆者並非主張對中國的批判都是出於排外種族主義,而是要指出:當對日本不理性的「反中嫌韓」感到憂心的讀者,看到甘粕代三的系列報導被指責為「中國間諜」、「反日報導」時,反而可能不明究理地抱持同情。進而基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簡化邏輯,輕易買單。
而對一般日本大眾而言,來自311大震災與疫情以來,台日間互相援助與致謝的正面循環,是他們支持疫苗贈台的重要情感基礎。但正是因為在意台灣,當讀到「疫苗贈台恐導致反日暴動」的報導時,也容易被激起情緒反應。無論是「恩將仇報」的憤怒、「真抱歉,以後不送了」的內疚、或是「住台灣的親友會不會有事?」的擔心,這些情緒都可能會助長相關報導的進一步傳播。
選擇性引用眾說紛紜的台灣媒體,虛實交織的寫作手法,加上同時擊中疫苗懷疑論、經濟親中論、反種族主義論與引發常民情感的內容,使得這些報導一方面被社群媒體瘋傳,一方面又得以刊登在具公信力的媒體上。
對於高橋政陽的系列報導,除了網路上有許多台日網友即時反駁之外,《東洋經濟Online》也向旅台日籍作家栖來光邀稿,正面回應相關報導,到6月27日為止,閱覽數已達約120萬。目前筆者也已接到朝日新聞《論座》的邀稿,預計在高橋政陽的系列報導全數刊出後,在相同版面撰寫回應。
但除了在日語世界盡力澄清之外,這次的風波,還留給了台灣更多不得不正視的教訓。
許多人可能會很直覺地將相關作者、報導或媒體,指為中國在日本對台灣發動的「認知作戰」,這種做法看似能輕鬆駁倒對方,但長期來說恐非上策。
畢竟台日之間仍有如福島等五縣食品進口等議題有待協商,而日本大選在即,各方對台灣議題也可能浮現不同立場,來自海外的刺耳批評有可能是忠言逆耳,也有可能只是因爲出發點不同,未必都對台灣懷有惡意。非友即敵的邏輯,正如美國大選時風行的「拜登賣台論」一般,反而可能壓縮了溝通說服與爭取不同立場盟友的空間。
筆者也同意「認知作戰」的問題非常嚴重,但所謂「國與國」之間的「認知作戰」,必須要有訊息、組織、金流等相關的證據佐證,或至少是一國的官方公開主張,才能進行有意義的應對,而不會過度扼殺公共討論空間。
而就高橋政陽的系列報導,筆者在此無從也無意揣測其動機,但至少尚未有與認知作戰相關的證據。當所有人的頭上都被黏上「認知作戰」的標籤時,失去互信對話基礎,充斥陰謀論的公共言論空間,反而是最有利於真正的「認知作戰」的環境。局勢越是嚴峻,越須謹慎以對。
在當今「台日友好」的氛圍下,大多數人可能忘記了,在1972年斷交後,「台灣」長期在日本的教育與媒體中被消音,至今仍未恢復該有的一席之地,日本人普遍缺乏接觸台灣相關資訊的機會。近十年雖漸漸好轉。但長達四十年的空白,並非短時間能補上。而另一方面則是就算是喜愛台灣飲食、旅遊的日本朋友,也不代表就會對台灣的政經社背景有所了解。
簡言之,這次的事件提醒我們,情感上的「友好」固然是促進交流的重要基礎,但「友好」本身其實距離「理解」還有很長的距離。栖來光就在前述回應文章中提醒日本人,經過這次事件,日本不應僅將台灣化約為「親日國」,而應該了解台灣社會有著不同聲音,進而深化彼此間平等、多元的交流與理解。
我想對台灣來說亦是如此,比起急著劃分外國的「親中/親台」立場,我們更應敞開心胸,設身處地地深入理解外國社會的複雜性,並基於台灣主體性積極地進行平等對話。
就此,作為台灣人也須捫心自問,當我們高喊「看好了世界!」,而世界也確實終於開始關注台灣時,我們的媒體對世界傳達出了什麼樣的台灣?想了解台灣的外國朋友,該如何取得具有公信力的充分資訊?別忘了這波報導,仍是在引用台灣媒體的基礎上寫出來的。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功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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