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干人（下）：離散中亞的「人肉時空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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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老爺根本不知道台灣在哪裡，但聽到從台灣來的我，居然聽得懂一點東干話，他也覺得很新奇。不過他對台灣僅有的疑問，居然只是「你們那裡有沒有穆斯林啊？」其他的，他就一點興趣也沒有了。

不僅如此，老爺甚至連中國都沒去過。我說那裡有很多人說著和東干語類似的語言，並且試探地問他想不想去看看，沒想到他只揮了揮手說：

老爺又說，他倒是去過麥加和孟加拉，臉上堆滿自豪的笑容。

中國當然不是沒有穆斯林。只能猜想，或許被左宗棠趕盡殺絕的東干集體記憶實在太深刻，以致於中國今日還是以「不歡迎穆斯林」、「非我族類的國度」形象存在老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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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以宗教認同取代地緣認同的東干族裔性，也是許多中國學者經常忽略的。中國學者習慣強調，為了和同樣是穆斯林的其他中亞民族區隔開來，東干人選擇強調自己的中原文化，因而以旗袍長衫做為民族服飾、把清宮廷舞建構為民族舞蹈，甚至在清真寺的建築形式和裝飾符號上也富含「中國特色」，導致我們容易將東干人想像成為「中國人的後代」；就連他們的馳名菜餚「東干涼粉」（Ашлянфу），看上去也都和陝西的涼皮十分類似，只是沒那麽酸、冷湯的比例也多一些。

這些易於印證「東干人是來自中國的人肉時光膠囊」的說法，大多便是這些以中國／漢人為本位來思考的產物，但實際上東干人未必喜歡被貼上中國標籤。

一般來說，東干人較少對特定國家持有歸屬感，不論是「祖國」或者是讓他們「客居」的蘇聯或中亞國家。甚者，他們雜揉的族群認同，往往也難以用國族國家的框架去理解；與其期待他們對中國會抱有對「祖國」、「故土」的情感，不如說他們對於世界各地其他「講漢語的穆斯林」會感到親切。

比如據傳祖先來自中亞布哈拉（Bukhara）、同樣是穆斯林的鄭和，比起其他中國的偉人，就更能引起他們的共鳴。這或許也是老爺格外關心台灣有沒有穆斯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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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舊時的蘇聯研究則傾向認為，東干人在原鄉流離的歷史記憶、以及對於蘇聯張開雙手接納他們的感恩，使得他們的認同更偏向新故鄉。

但蘇聯這廂的說法，也並非毫無問題。尤其蘇聯解體之後，剛剛獨立的哈薩克、吉爾吉斯政府，都希望在人口結構上進行去俄羅斯化，讓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分別在境內成為優勢族群；作為少數族裔的東干人，因此越來越常被理解為「來自中國的外族」、而不再是蘇聯時代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一份子」，必須開始面對新的邊緣化困境。

巧合的是，在將「東干人打造成外來人口」這件事上，中亞國家和中國不謀而合，儘管他們各自懷抱的目的不盡相同。對於中亞國家來說，東干人被「外族化」有助於維繫優勢族裔統治的法理性；對於中國來說，將這些「前朝遺民」打造成新的「華人」，則為中國在中亞地區施展影響力時，提供了可資運用的槓桿。

尤其，一帶一路成為熱門話題後，這些恰好位在絲路上的東干人也難以置身事外，成為中國政府意圖拉攏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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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麼一來，問題又來了。從中國移往海外的回族，到底算不算是華人呢？如果算的話，其他的中國少數民族，諸如蒙古族、朝鮮族、維吾爾族，甚至哈薩克族，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

為此，中國學者甚至新創了「少數民族華僑／華人」的概念，試圖開拓位於國族和族裔性之間的灰色地帶，卻也可能再度落入對於分類界線的偏執，進一步僵固人類充滿彈性、而五彩斑斕的認同可能性。就此而論，與其說東干人是個「時光膠囊」，不如說他們直指了人類對共同體想像的一道道缺口。

但不管怎麼說，東干人的存在，不啻讓我們看到離散（diaspora）這個概念，仍然是以國族國家為中心的概念，並且總是隱含著「對家國的回望或盼望」。將一群人說成是離散族裔，便預設了他們只是暫時客居他方、有個「故國」可以回去，又或者至少應該為他們創造一個國家（例如歷史上的猶太人）。

但所有這些，似乎都離老爺太過遙遠；對他來說，「一帶一路」再遠大再輝煌，或許都遠不如他眼前坑坑巴巴的柏油路來得重要。連續幾個髮夾彎之後，柏油路突然不見蹤影，碧藍色的頌湖終於從無數胎痕延伸的盡頭處緩緩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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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慢條斯理地把車停在一條淙淙的小溪旁，沒有向我解釋什麼，便熄火下車，蹲在溪邊悉心洗漱，然後在自己鋪好的毛毯上朝向聖地跪拜禱告。蘇聯解體之後，在社會主義氛圍中潛沉許久的伊斯蘭教開始在中亞復甦，新建的清真寺在中亞如雨後春筍，許多東干人依舊對自己的虔誠引以為傲。

重新回到胎痕織成的「公路」上，沿著湖畔又往前推進幾公里之後，車子才總算停在幾個氈房前面。我跟著老爺從車上卸下那些西瓜飲料，一個吉爾吉斯婦女從氈房出來招呼我們，幾個小孩則在太陽底下搓著乳酪球。老爺流利地以吉爾吉斯語和她們閒話家常。

頌湖是肥沃的夏季草場，每年五、六月牧民從科奇柯爾將牛羊趕過來、搭起氈房，有些也順便賺起觀光財，直到十月底才又遷回山下的城市。老爺帶我去看了他託養在這裡的馬，一共有四隻，卻又說他從來不騎。問他為何有馬不騎，他笑說：

傳言東干人是善於養馬馭馬的民族，不少東干人剛剛來到中亞也以管馬為業；今日的老爺就算有車，依舊要不時來看看自己的馬才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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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說他有親戚在吉爾吉斯的首都附近，甚至也有些住在一水之隔的哈薩克，但來往得少。隨著中亞國家開始鞏固國界、對來往鄰國的旅客實施簽證政策，原本在沙俄、蘇聯時期，能夠自由來往不同國家、拜訪其他親友的東干人，發現跨越國界變得越來越困難。原本在蘇聯時期被看作內部同質性很高的東干人，在國界的區隔下，也逐漸走上越來越不同的道路。

今日，烏茲別克境內的東干人，許多因為通婚而完全融入當地社群，因而在中國政府資助的文化交流計畫中遭受冷落。此外，烏茲別克政治環境相對緊縮，一般人民都難以影響政府決策，更遑論東干人了。

至於吉爾吉斯境內的東干族人口大部分為甘肅籍，人口數也是所有中亞國家之中最多的；蘇聯時期，又成為東干人知識份子的中心，連帶地使得甘肅口音成為東干語的標準形式。近期，因為吉爾吉斯國族主義高漲，即便有專屬東干人的政治團體和媒體，卻仍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必須面對日漸邊緣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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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陝西籍回民後裔組成的哈薩克東干族，儘管長期以來居於下風，在學校裡必須學習甘肅口音，卻因為哈薩克獨立之後的經濟狀況發展較好，比起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的東干人都富足許多。更重要的是，東干人的代表得以進入哈薩克的政治領域，和中國政府的互動也最為熱絡。

這些互動，包含了由中國政府在東干聚落舉辦的文化交流活動，也還包含了安排東干人到陝西甘肅「尋根」、獎勵東干子弟到中國求學，為的是培養東干人的「祖國」意識。有些活動舞台的背景，還很詳盡地用俄文、吉爾吉斯文、東干文以及漢字書寫上「我的祖國」，卻只是更加凸顯東干人多層次的文化認同，以及「祖國」概念的弔詭而已。

絲路終究是路，一如人類歷史終究是由數不盡的遷徙流動寫成。中亞從來就是各種族裔交會的腹地，波斯人在此寫詩、蒙古人的馬蹄達達，更不用說蘇聯帶來了多少日耳曼人和朝鮮人，在這裡看著陌生的雪景咬牙求生。

這些人們的後裔形形色色，在回望過去維繫認同的同時、也在新的土壤上向下扎根，要他們指認祖國談何容易？流散與歸返，又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許正如東干人稱呼自己為「回族」一樣，「回」字仍在，但字意早已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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