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他人之酷刑：清末歐洲攝影師紀錄的身體刑，與西方的中國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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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聯經，2023）書摘

假如故事只停留在文字上的話，這一切恐怕都不會發生。不過，吸引不列顛民眾目光的，卻是廣為流傳的《晨間主導報》上普列斯受害者圖片。畫出這幅圖畫的漫畫家，以如此豐富的反中國視覺語言——圖中人貧困、羞恥、留辮、望之不似人形——包裹著這張圖。

假如少了圖畫出現的脈絡，想必很難判斷這張圖的意圖是在於激起我們的同情，還是引發我們的輕蔑。1900年夏天的歐洲報紙充滿這類嘲弄中國人的漫畫——這年，外國軍隊登陸中國土地，擊退義和團，保護北京的公使館。報章雜誌的所有讀者都曉得中國人看起來就像這種樣子。因此，說不定那位漫畫家只能用這種方式，表示畫中人是個「中國人」。

不過，這幅漫畫裡還有別的玄機。超過一個世紀以來，歐洲人的中國觀念底下始終有一條匯聚了兩種想法的地下水脈奔流著，這幅漫畫便從中汲取墨水。第一種想法是：中國人還在使用歐洲人再也無法容忍，認為極為野蠻的身體刑形式；第二種想法是：除非採取這些肉體傷害的形式，否則中國人就不懂什麼叫做是非對錯。

歐洲刑罰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抹除這些處罰方式，但由於抹除得十分徹底而決絕，因此歐洲人再也不認為開化的自己能做出如此惡毒的舉止。大清的法律之所以仍然容許使用身體刑，部分是因為選擇不要長時間監禁犯人。假如沒有能懲戒犯人的監獄，唯一的選擇就是用打的或是流放，而這正是《大清律例》的規定。

普列斯拍攝他那些照片時，這些做法正處於轉變中，但歐洲人對中國的轉變並不清楚。這種玩時間差的把戲，意味著歐洲人得以一面抬舉自己，一面對中國人懷抱優越感，進而把可憎的肉體傷害歷史全部推給世界的另一端。

不列顛讀者早已熟知中國人會使用酷刑。1793年的馬戛爾尼使團中，就有成員在回憶時提到這一點。此次使團的隨團畫家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受到倫敦出版商的鼓勵製作一部畫冊，讓歐洲受眾看見中國的樣貌。這本書——《中國風俗》（The Costume of China）為讀者呈現一個奇妙的土地，其中最奇異的刑罰就是枷項。

接下來有一本更受歡迎的書問世了——喬治．梅森（George Mason）的《中國刑罰》（The Punishments of China）。梅森在印度工作，但他曾經造訪廣州，在當地獲得一些簡單的日常畫。這些畫是中國畫家大量繪製，賣給歐洲觀光客的紀念品。許多情境不痛不癢，但裡面也包括折磨人、刑求與處死的圖畫，以滿足重口味西方人的好奇心。中國畫家的原畫人工味很重，在空白的背景上安排精筆描繪的人物，有如畫面經過處理的民俗誌。梅森把這些畫面帶給歐洲受眾，將上刑的圖案轉變成奇特而極為寫實的筆觸。這——書上的圖片如是說——就是中國人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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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刑罰》不光銷路好，也形塑了人們對於中國奇異光景的期待，包括肉體折磨。廣州與北京的畫家也保持穩定產量，繪製這類場面以滿足外國訪客的需求。正因如此，這類繪畫才會大量保存於今天西方的博物館。由於歐洲人視覺上的預期已經穩穩地建立，等到他們帶著照相機來到中國時，心裡早已知道自己打算拍攝一些什麼了。當普列斯拍下他在自宅中折磨的中國人時，很清楚自己想捕捉哪一種畫面。還沒按下快門之前，他早已對於中國人的肉體受到折磨的景象了然於心。

身體受的苦很難用底片捕捉，何況相機在19世紀下半葉才問世，不僅是相當昂貴的機械，而且需要一定程度的操作技術訓練。拍攝照片需要充足光線，長時間曝光，受攝者姿還必須一動也不動。日常生活說拍就拍，已經超出當時技術的許可範圍了。相機是職業攝影師的工具，而非業餘愛好者休閒把玩的東西。

不過，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攝影科技已有大幅發展與簡化，相機正逐漸成為大規模生產商品。成本降低，快門速度提升，便攜性增加，程度各異的愛好者漸漸用攝影打發時間。他們先是用臉孔與風景塞滿觀景窗，接著景中的事物與人物逐漸不用保持不動。他們尋找事件來攝影，透過相片讓自己與受攝的事件同在。他們起碼是旁觀者，而且愈來愈多成為行動者。攝影師所能呈現的，還能有什麼場面比有人被打或遭受處刑更好、更精彩呢？

1900年的庚子拳亂鎮壓，堪稱是第一件以攝影方式記錄征服行動影響的重大國際軍事事件。隨軍攝影師與速寫畫家合作，記錄守軍據點淪陷、地景遭到炮轟，以及戰鬥員互相殘殺的場面。一旦征服完成，他們就能著手為歐洲人替天行道的過程製作影像。接下來，他們開始捕捉中式身體刑的日常，就像本書中那張一名年輕人在在衙門裡身體動彈不得的照片。姿勢雖然和《晨間主導報》上的漫畫人物不同，但他扛著相同的窮困襤褸、肉體受苦與屈辱。

我們必須小心慎重，避免把這樣的照片照單全收。許多這類照片其實是擺拍，很可能是有償拍攝，讓外國攝影師能創造出符合其「中國」概念的影像，繼而將之賣給圖文書或明信片的出版商。不過照片中背景人物的低落情緒使我相信，這名年輕人確實是身陷囹圄，半吊在木條上，以迫使他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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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糟的是，駐守北京各國公使館的外國軍人，拍下菜市口（北京西南門外一處塵土飛揚的路口）公開行刑的景象，並非外國士兵處死中國拳匪，而是大清的劊子手處死中國罪犯。快門一按，外國人就能捕捉到德昆西當年只能憑想像的「東方之墮落」，到有對外營業的攝影工作室沖洗出來。

外國人所拍攝最令人震驚的照片，是罪犯遭到「殺千刀」的駭人過程。犯人先帶到公開場合，接著在司法官員的監督下，按照預先設定好的步驟一刀刀肢解。最後一名遭到凌遲處死的人，是名叫「福朱力」（Fuzhuli）的蒙古侍衛。1905年4月9日，殺害主人的福朱力在菜市口伏法。法國士兵為這起事件拍攝的照片，至今仍以人們能寄回家的獵奇明信片的形式存在。

普列斯是否曾親臨大清的審訊或死刑場面？我們不需要知道，也能從文字紀錄裡曉得他看過中國人的畫與歐洲人的照片。假如他沒有看過，就不會用那種方式呈現他對中國礦工的折磨，也不會有拍下此人照片的想法。至於他有什麼目的，以及他打算拿照片給誰看，我們只能憑空猜測。麥卡錫說，普列斯告訴自己，他打算把這些照片帶回中國「好好利用」，但是做什麼用？是給招募的勞工看看，假如不聽他的命令，會有什麼下場嗎？還是為了向需要保證的招工代表留下印象，知道普列斯是個令出必行的人嗎？抑或是與此無關？

沒有跡象顯示，普列斯曾沖洗出漫畫家所想像的那種照片。我們只知道，不列顛副領事的職員們在普列斯遭到殺害之後，前往他家釐清案情時，找到一大堆照片。當然，要是其中出現某個裸體中國男子遭受虐待的照片，肯定會有隻字片語出現在副領事的紀錄裡。但這也難說，說不定大家關心此人橫死的程度，還不足以展開更深入的調查。有個啟人疑竇的問題：殺害普列斯的人，是不是想報復他？但這起凶殺案懸而未決，我們永遠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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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起事件對於中國與世界的過從歷史來說何以重要？原因與其難以逆量的影響範圍有關。普列斯沒有興趣影響不列顛的大選，但他的故事經過扭曲之後，卻出現在1906年2月的下議院議場中。張伯倫起身針對邱吉爾長篇抨擊，嚴詞批評自由黨利用披露虐待事件來操縱大選。他的論點是，自由黨愚弄不列顛民眾，讓他們以為中國礦工形同奴隸。

為了強化自己的說法，張伯倫舉起一本作者不詳的書（今已不存），他宣稱這本書「在選舉期間到處流傳」，稱中國苦力遭受有如奴隸的待遇。張伯倫大膽推測，這本書極有可能是《晨間主導報》記者柏蘭所寫。假如不是他，那八成是「一位我會毫不遲疑稱他為大惡棍的人，也就是普列斯先生——他自承把某個中國人吊起來折磨一整晚，還打算在隔天早上給此人拍照，供自己正在寫的書之用」。

他的說法嚴重扭曲了原本的報導。普列斯確實宣稱自己正在寫一本名叫「在蘭特趕奴隸」的書，但就我們所知，他其實並沒有寫過這麼一本書。對張伯倫來說，普列斯只不過是又一名編造整起事件，意圖打擊保守黨選情的記者。張伯倫簡直無的放矢，讓我無言以對（這在本書中還是頭一遭）。

預料到會出現這個議題，邱吉爾早就做了詳盡的功課，提前詢問川斯瓦是否應引渡普列斯。因此，他告訴張伯倫，川斯瓦政府回覆「根據現有證據，當局並無發起調查之根據，但若有可能，內政大臣亟欲就此案著手調查」。最後，當局並無展開司法行動。無論如何，普列斯已經回到中國，可能是為了招募苦力，可能是接錫製品的訂單，而他在倫敦的惡名完全於他無損。

從中國的角度看，故事的諷刺之處在於：普列斯在川斯瓦拍攝苦力相片之前不過兩個月，中國法學家才剛剛在北京成功廢除「殺千刀」。刑部官員沈家本主導廢除這種極刑，但他反對凌遲的理由，卻不是抽象的人道原則。「凌遲」根本不是中國的刑罰，「查凌遲之刑，唐以前並無此名目」。那凌遲究竟從何而來？他的答案是：來自中國之外的世界。凌遲是蠻夷的做法，是千年之前入侵中國的游牧民族帶進中國的。沈家本提出這種主張必須小心為之，畢竟大清國由滿人統治，滿人是來自長城外的入侵者。但他提出的這個尷尬關聯，倒是沒有阻礙他推動廢除凌遲的行動。

到頭來，凌遲得以廢除的決定性因素，並非「殺千刀」能否在古代中國傳統中找到——這只是用來反對凌遲的有效話術。修法的真正推動力，在於庚子拳亂之後中國人面臨的處境。外國人大批來到中國，在大街上自由遊走，還隨身攜帶相機。要不是因為拳匪，嚴刑峻法的照片也不會傳到國外，讓中國在全球文明尺度上繼續下修。乾脆把沈家本稱之為「非常刑」的酷刑一起廢止，使之消失於公眾視線。連大清朝廷也看得出改革的道理，正因如此，福朱力於1905年4月9日受凌遲處死一事，才會是中國史上最後一次凌遲之刑。同月稍晚，凌遲就此廢止。

當普列斯在約翰尼斯堡的家中，搬演他那小小虐待場景時，大清則正為了得到世界文明國家接納而放棄身體刑，這種感覺實在詭異。但普列斯這種人可不打算放棄這種文化遺產，他們想控制別人，而酷刑讓他們略勝一籌。明信片廠商也不打算放棄這種殘酷景象的市場。

遲至1912年7月，大清國已然垮臺，其法律制度消失之後，都還有人把郵戳往福朱力之死的明信片上蓋。中國土地上實施身體刑的時代結束了，但中國這個國家「永遠殘忍、落後、沒有法治」的形象卻繼續留在西方人的想像中。中國人正在摸索前進的路，但其他人卻困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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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

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

譯者：馮奕達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23/07/27

內容簡介：十三世紀蒙古占領中國一事，不僅徹底打亂中國的體質，其影響可說至今仍然能感受到。而擾動的關鍵，就在於蒙古人改變了中國人設想國家權力的方式。中國由此搖身一變，化為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描繪的全球大國。卜正民以忽必烈的肖像畫、伊兒汗國的青王妃、瘟疫、朝鮮馬商、海盜、傳教士、喇嘛乃至通敵者等十三個切入點，捕捉橫跨七個世紀的十三個瞬間，重新建構出元到民國的大國圖像，以及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互動。這是一段前所未聞的中國歷史，也是一部以中國為軸心的世界史。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