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郯城殺人事件：史景遷《婦人王氏之死》，解謎清國小城的歷史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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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婦人王氏之死》為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經典長銷著作之一。透過300多年前一位中國婦女被謀殺的慘案，史景遷勾勒出一座清代小城的歷史圖景，進而折射出地方社會的困境與意志。故事由1672年山東郯（音同談）城知縣黃六鴻收到的控訴開始，縣民任某控告他的鄰居高某與妻子王氏通姦並殺害她。王氏被棄屍林間，但從其衣著和旁人供詞來看，真相顯然不那麼簡單，黃六鴻紀錄自己詳盡的斷案與治理經驗，為疑案添上可靠的背景底圖。

史景遷取道地方正式文獻，也借用《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之眼，透析中國常民的苦難、幻夢與渴望。史景遷引領現代讀者從史料中看見故事，再從故事回望數個世紀前的清代社會，栩栩如生、歷歷在目，喜愛微觀歷史的讀者不可錯過。

下文為《婦人王氏之死》前言，作者史景遷於1977年5月15日於耶魯大學提摩西．德懷特（Timothy Dwight）學院親自撰寫。

▌本文為《婦人王氏之死》（時報，2023）書摘

這本書的背景，是十七世紀中國東北部的一個小角落。正確的位置是山東省郯城縣，大部分的情節於一六六八年到一六七二年發生於此。在那段時間和地點內，焦點集中在那些地位低於知識菁英分子的人身上：農夫、農場工人和他們的妻子。他們在困難的時候，沒有官方關係來幫助，也沒有有力的親屬組織去投靠。

我從四次小的危機中去觀察這些人：第一項，牽扯到土地的耕耘和從那塊地上徵收的賦稅；第二項，一位寡婦保護她的小孩和遺產的企圖；第三項，由一次地方爭鬥引發的暴力事件；以及第四項，一位王姓婦人的決定，她不願意再面對一種無法接受的現狀，而選擇逃離郯城的家和丈夫。我說這些危機是「小的」，是就整個歷史紀錄的脈絡而言。對實際牽扯在內的人來說，這些危機有絕對、攸關生死的重要性。

我刻意試著讓這個故事保有鄉下風味和地方色彩，因為過去對近代以前中國鄉村所作的描述，不是取材於特定的地方，而是在廣大的地理區域和極長的時間內蒐集證據，這一過程幾乎無可避免地會失去個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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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當人們真正在從事地方性研究時，他們的焦點並不集中在鄉村地區自身，而是因為那些地區有其他更引人注目的特色，例如：那裡曾經出過多少有才氣的人；或是當地曾被叛亂事件的凶殘行為所荼毒。再不，就是因為當地經濟條件的利益和多樣性，以及社會組織的歷史複雜性。然而郯城卻是個沒沒無名的縣分；它在十七世紀沒有產生傑出的人物，經濟和社會狀況的資料不足，雖然災禍不斷，當地居民卻沒有叛亂。

要從過去召喚出那些窮人和為人遺忘者的生活總是困難的。讓人覺得諷刺的是，中國人對國史和縣史的撰寫至為周備，地方紀錄卻多半未見保存。我們通常找不到驗屍官驗屍、行會交易、嚴密的土地租賃紀錄，或教區出生、婚姻、死亡紀錄之類的資料─而正是這些資料，使我們能對歐洲中世紀後期的歷史，作極其周密細緻的解讀。然而，還是有些資料四散各處。我主要依靠三種不同的資料，試著鑽探出一條通往郯城世界的小路。

第一種資料是一六七三年編的《郯城縣志》。傳統中國的縣志通常陳陳相因，由有學養的仕紳菁英的成員所編纂。他們用一定的排列順序處理縣史的一些主題，如縣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城市和城牆，地方政府的官署和衙門、廟宇，土地和租稅制度，地方名士和現職官員的傳記─被認為格外「忠貞」或「貞潔」的婦女傳記也包括在內。當軍隊、盜匪或自然災害的出現直接影響到這個縣時，也會被記載在方志中。

《郯城縣志》在內容或格式上沒有什麼不尋常，但它對這個縣的困苦的描述寫實而鮮明。這一類方志中，對細節描寫的詳細度各有不同，通常和事件發生的年代與撰寫的年代的距離成反比。《郯城縣志》一六七三年這個編纂日期，意味著對先前幾十年的記憶直接而嚴酷。這部方志的主編馮可參，似乎也滿足於編纂一部真實的淒涼紀錄，而不為禮節或懷舊之情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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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資料，是官僚學者黃六鴻於一六九○年所編纂的一本關於縣官生涯的個人回憶和官箴。同樣地，這也不是一個全新的類型。這類官箴以前就有，目的在教官吏如何評估他們自己的角色，如何根據自己和縣內居民的利益行事。（這裡有相當的重疊，因為如果一個縣的居民被貪婪、愚笨、殘酷，或無能的施政刺激到起而抗爭或拒繳稅款時，知縣很可能被重罰或解職。）

這一千四百位在十七世紀中國任一時間內擔任知縣的人，處在一個困難的位置上。因為他們雖然在轄區內有很大的權力，是地方上主要的司法官、財政官和公眾安全的守護者，但他們同時也是一個複雜的命令之鏈中的低階成員，這個命令之鏈超越他們，上至知府，越過知府而至巡撫，然後經由後者到北京的六部及皇帝本身。

更進一步，一部完整法條化的行政法典規範著他們的日常行為，就像龐大的《大清律》由前朝明代的判例賡續發展，試圖將全體人民中所有已知的犯罪種類和越軌行動系統化，並對所有的犯行施以固定的懲罰。知縣們對這些法律的解釋和奉行不斷受到上級的查驗，上級也要求他們對轄區內任何的錯失負責。

當黃六鴻在一六七○年到一六七二年擔任郯城知縣時，他所承受的這些限制和壓力，並不亞於其同儕。但他是一位格外敏銳的觀察者，重視細節，並對準確有一種偏執：在他寫官箴時，常會寫出某一特定事件發生的正確時刻或日期（陰曆），確切的金額或人數，以及參與某一特定交易或對抗行動者的身分。當我們在縣志或其他當代的紀錄裡再核對這些細節時，它們完全正確無誤。因此，黃不以概論而自滿。在官箴裡，他以一些個別的例子描述自己對行政和法律的觀點，本書的中心，就是取自這些例子中，與郯城有關的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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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資料是隨筆作家、短篇故事作家兼劇作家蒲松齡的作品。蒲松齡住在淄川縣稍北，淄川、郯城中間被一排土匪出沒的山丘隔開。蒲雖然在西方不具盛名，卻是中國最具才華的傑出作家之一。當我發現他曾於一六七○年代在山東從事寫作，並於一六七○年和一六七一年經過郯城時，就決定從他的觀察角度，來補馮可參和黃六鴻較傳統的歷史、行政著作之不足。因為雖然馮和黃意外地帶領我們深入當地的一個重要部分─一個關於個人憤怒和不幸的領域─他們卻無意探究郯城的另一些領域：寂寞、淫蕩、夢想；而正是這些領域迷住了蒲松齡。

我因而在他的許多面向中引據了三項：山東回憶的記錄者、說故事的人，以及形象的塑造者，在這一方面，他有時有令人想不到的優雅或力量。對我而言，唯有透過蒙太奇的形式，對這些形象作某些結合，才可能超越那個已逝的世界中的其他資料，更趨近王氏，表達出她在臨死前的睡夢中可能有的一些想法。

因為本書始於王氏，所以也理所當然地跟著她結束。當我幾年前在一間圖書館中，意外地發現她的故事時，她引導我進入郯城和郯城歷史的悲痛，引導我第一次進入一個在所有看得見的財富、影響力和權力分配上都失利的邊緣縣分。我仍然不知道她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多少關於整個清朝的事，但是我猜有許多女人像她一樣，就像許多縣跟郯城一樣，被動地受著苦，付他們的稅，然而回報卻很少。

我對王氏的反應是曖昧而深遠。她對我而言，就像人們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閃亮，而以近乎後悔的心情從浪潮中拾起的一顆石頭，知道很快地隨著石頭在太陽下晒乾，遍布在其上的色彩會褪卸消逝。但在這個個案裡，色彩和紋理沒有消退；當它平躺在我手裡時，色彩和紋理反而顯得更鮮明。不時地，我知道是石頭本身在傳熱給握持它的血肉之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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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譯者： 李孝愷

校譯： 李孝悌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3/09/05

內容簡介：《婦人王氏之死》是一本在風格和取徑上和傳統歷史研究大不相同的經典之作。史景遷以其高超的敘事技巧和敏銳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後，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時空和人物的生命。從兵燹、地震到饑荒，史景遷援引《郯城縣志》、《福惠全書》等史料文獻，建構一座不起眼的山東小縣城的歷史光景，並在章節中穿插《聊齋志異》的玄幻故事，以引人入勝的手法，解剖市井風俗、分析法律訟事，繼而探討女性的地位、情感與社會桎梏。《婦人王氏之死》帶領讀者踏查明末清初中國北方民眾的心靈圖像，還原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