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匪到強國？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敏感記憶

2021/06/25 李政亮

「中國共產黨真的是在7月1日成立嗎？」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威權撐起的社會，關於共產黨... — 「中國共產黨真的是在7月1日成立嗎？」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威權撐起的社會，關於共產黨的成立史自有一套體系的論述、甚至為了現實需要的「歷史修正」。圖為河南開封市一尊高36公尺的毛澤東金身巨像。圖／美聯社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週年的日子，每年7月1日是中國官定的共產建黨節，然而，中國共產黨真是在7月1日成立的嗎？

中國一向重視宣傳，2011年紀念共產黨成立90年的主旋律電影《建黨偉業》裡，便透露出這個微妙的問題。《建黨偉業》試圖從中國近代史的變遷，帶出共產主義思潮之所以能在中國落地生根的必然，以及共產黨成立的艱辛過程。電影的最後，是1921月7月23日包括毛澤東、陳公博、周佛海等來自北京、上海、濟南、長沙、廣州等地的代表，於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有趣的是，明明是主旋律電影，但紀念性的7月1日卻被跳過不表，這是為什麼？

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威權撐起的社會，在此情形下，自有黨史的專門研究機構，也有專門的宣傳部門等，關於共產黨的成立史自有一套體系的論述。不過，共產黨的黨史帶著濃濃的英雄史觀，彷彿就是這些英雄改變了中國。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還有沒有中國共產黨系譜以外的觀點？2001年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石川禎浩，歷經詳盡考察厚達40萬字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由岩波書店出版，書中內容如書名所示，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歷史的種種進行全方面的考證與質疑。

共產黨的黨史帶著濃濃的英雄史觀。圖為北京街頭的《毛澤東在一九二五》海報。圖／路... — 共產黨的黨史帶著濃濃的英雄史觀。圖為北京街頭的《毛澤東在一九二五》海報。圖／路透社

《建黨偉業》電影最後是1921月7月23日包括毛澤東等人，於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 — 《建黨偉業》電影最後是1921月7月23日包括毛澤東等人，於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明明是主旋律電影，但紀念性的7月1日卻被技巧性略過。圖／《建黨偉業》劇照

2006年簡體譯本出版之後，也在中國引起兩極的評價，有的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對這本著作讚譽有加，當然也有的不以為然，尤其是《光明日報》甚至組織專文批判，

「石川對中國學者已有研究成果的肆意歪曲，說明他的學術人格令人懷疑。」

這是其中一篇專文作者帶著戰火的嚴厲指控。此書之後，石川禎浩依舊做著中共黨史的研究，最新作品是去年中譯出版的《「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此外，他的論述也被中國學者肯定，多次赴中國知名大學講學。

《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之所以在中國引發議論，主要在於這本著作透過詳盡的考證挑戰了中共黨史的共識，諸如「李大釗是黨史中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石川禎浩則指出此前便有先驅者陳溥賢、甚至也對「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相約建黨」提出質疑，全書對既有黨史的質疑與考證相當精彩，不過，更值得討論的或許是全書的思考架構，以及「7月1日建黨節」關於記憶的政治。

圖／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石川... — 圖／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石川禎浩，為知名的中共黨史研究學者。

▌思考起點的差異

一位日本學者從學術角度研究中共黨史，跟中共黨史的敘述會有什麼樣的差異？

如果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6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90年》為範本，將會發現中共黨史所依賴的資料基本上是中國國內的資料，例如當時的報章雜誌、回憶錄乃至黨內重要幹部如毛澤東的講話等。與之相較，石川禎浩任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這是日本漢學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地方。石川禎浩的中文非常流利，在中國講學也是以中文進行。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深入俄國的文獻，作為社會主義革命最早成功的國度，同時也是共產國際所在國度，這裡有很多中國共產黨相關的資料。簡言之，石川禎浩引述的資料包括中文、俄文、英文與日文等背景。

引述材料的差異，其實也可以看出歷史再現的不同。以中共的成立史來說，毛澤東所說的：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史達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圖為1957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 —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圖為1957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毛澤東（左三）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圖／美聯社

這段話出自1949年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這段話裡對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的時間點儘管並不精確，不過卻很有象徵性。在中共黨史的論述裡，力圖將蘇聯來的舶來品馬克思主義轉化為本土化，在部份細節的處理上，忽略蘇聯的援助以及強調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情的不了解。如此處理，與195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蘇交惡有關，更重要的是，中共歷史書寫的目標最終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宣稱。

相較之下，石川禎浩則是將中共的成立放在國際脈絡下討論。之所以如此，在於步入20世紀之後，馬克思主義成為一股重要的國際潮流，在亞洲亦復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過程當中，也出現跨國的影響。具體來說，石川禎浩提出中共成立的三個條件：

天時——日本流傳的馬克思主義傳向中國。

地利——中國因與蘇俄相連，積極推動的蘇共發揮影響力。

人和——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知識份子的集結推動。

▌日本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簡體版出版之後所引起的批判，一部份是集中在中日之間微妙的情感，尤其是石川禎浩的考證當中，不少地方都提到日本對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例如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宣言》——1920年陳望道的翻譯——正是譯自幸德秋水與堺利彥的版本。

從歷史脈絡來看，甲午戰爭時中國被原本看不起的「蕞爾小國」日本擊敗，朝野為之震驚。接下來的發展變化很快，日本的勝利意味著明治維新的成功，日本也開始出現大量的中國留學生，以早稻田大學為例，1903年還特別成立「清國留學生部」以利管理，足見人數之眾多。

日本對近代中國思潮的影響包括民族主義的建構，1898年政變失敗、流亡日本的梁啟超便是代表。他在日本期間透過日譯的翻譯作品理解世界思潮趨勢，並進而建構他中國民族主義的理想藍圖。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也同樣對很多年輕的中國留學生產生影響，尤其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的工業化之後，城鄉與貧富差異問題同時浮上檯面，現實環境的變化也產生了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如幸德秋水等。

1913年24歲時赴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治的李大釗，則是中國留日學生當中的一個例子，他不僅留學，也跟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人物有所往來。

甲午戰爭時中國被原本看不起的「蕞爾小國」日本擊敗，朝野為之震驚。圖為日清戰爭（甲... — 甲午戰爭時中國被原本看不起的「蕞爾小國」日本擊敗，朝野為之震驚。圖為日清戰爭（甲午戰爭）的浮世繪〈「大日本帝国万々歳成歓衝撃我軍大勝之図」〉。圖／維基共享

左為幸德秋水、右為堺利彥，兩人都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合譯了日文版的《共產... — 左為幸德秋水、右為堺利彥，兩人都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合譯了日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幸德後來因密謀刺殺天皇而被捕判處死刑，堺利彥也曾因為社會運動而入獄。圖／維基共享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內涵不同，不過中國的知識份子在譯介日本思潮時，同樣使用了大量的和製漢語。所謂的和製漢語是指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大量譯介西洋思潮時運用漢字所創造的語彙，例如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哲學、醫學等學科分野都是和製漢語，這些語彙我們迄今仍在使用。有趣的是，中國也有人以其他的翻譯做對抗，例如嚴復將社會學譯為群學、經濟學譯為計學等，然而這些譯法最後未被接受。

如果我們再從中國出身的學者劉禾的《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一書附錄所整理的和製漢語來源表，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語言，諸如「革命」、「共產」、「階級」、「生產手段」、「資本家」等也悉數都是和製漢語。《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當中的附錄，也鉅細靡遺地整理了1919年至1922年中國譯介自日本社會主義書刊的對照表，其數量不少，這些文章也強化了和製漢語當中社會主義相關的語言。從這個脈絡來看，再加上陳望道1915年24歲時赴日本早稻田、中央等大學留學5年的背景，《共產黨宣言》譯自幸德秋水與堺利彥的版本並不讓人意外。

指出中國共產主義思潮來自日本的影響，可能是這本書遭到批判的情感因素。石川禎浩想強調的是，一方面社會主義是當時全球的重要思潮，也因此有其國際色彩，進而產生了跨國的影響。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思潮的追求也相當國際化，對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譯介是重要的一環但非全部，也有從英文、法文、俄文來理解社會主義者。

陳望道1915年24歲時赴日本早稻田、中央等大學留學5年的背景，《共產黨宣言》譯... — 陳望道1915年24歲時赴日本早稻田、中央等大學留學5年的背景，《共產黨宣言》譯自幸德秋水與堺利彥的版本並不讓人意外。圖為中國紀念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的郵票。圖／中新社

▌7月1日的記憶政治

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簡體版與日文版相較，其間關於中共生日的考證部份遭到刪除。

中共建黨到底是7月1日還是7月23日？這一部份其實共產黨近年來都有清楚的說明。7月1日建黨日的說法源自毛澤東1938年的《論持久戰》當中的一句話：

「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17週年的紀念日。」

就從這一天起，7月1日不僅成為中共的紀念日，也被視為實質的誕生日，到了1949年之後，這一天也被視為中共一大的開會日期。

這段時間都是毛澤東威權強人的時代，他說7月1日就是7月1日。然而，真的如此嗎？1973年，曾有台灣的共產黨黨史研究者嘲諷中共，「都成立了52年，卻還搞不清生日是那一天」？此刻的中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水深火熱之中，中共黨史的研究早已停擺，一直要到改革開放之後，研究的條件才逐漸恢復。更重要的是，蘇聯也公開了中共一大相關的檔案，中共黨史在改革開放、威權強人不再，環境相對自由的情況下研究才重新起步。直到1981年中共60週年黨慶，才確定「中共一大於7月23日召開」。

如果說，中共都已公開，那石川禎浩關於中共黨史的考察又有什麼敏感之處？

7月1日不僅成為中共的紀念日，也被視為實質的誕生日，到了1949年之後，這一天也... — 7月1日不僅成為中共的紀念日，也被視為實質的誕生日，到了1949年之後，這一天也被視為中共一大的開會日期。圖／美聯社

石川禎浩在2007年〈記不清的日期：中國共產黨的紀念日〉（思い出せない日付：中国共産党の記念日）的論文當中，提到7月1日建黨的記憶政治——為了配合毛澤東7月1日建黨的說法，也產生配合7月1日之說調整他人記憶的事情。例如參與中共一大的陳潭秋，在1936年寫下15年前的回憶文章〈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開頭第一句話就是，

「1921年的夏天，上海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學校的樓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9個臨時寓客。」

這9個寓客就是來參加中共一大的成員，重點在於「7月下半月」。既然1949年之後7月1日是建黨紀念日、也是一大召開之日，文章中的7月下半月時間就對不上。1952年針對黨史研究者內部發行的《黨史研究》創刊，參與一大的陳潭秋的回憶文章自然變得重要，不過，《黨史研究》在重新刊載這篇文章時，為了配合7月1日是一大召開的時間，於是將文中的「7月下半月」改為「6月下半月」。

在這裡，兩個問題同時浮現：一是大約70年前，為了配合政治強人的記憶，其他人的記憶被迫配合。二是數十年之後，有人提出中共的身世之迷，其著作卻遭到言論劊子手的刪減。這兩個問題，不就是百年中共的兩個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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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亮

李政亮，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關注視角是從大眾文化如電影、動漫、文學等解讀中國、日本與台灣的歷史與社會，此前作品以中國現場出發，希望文字耕耘能隨關注視角漸次豐收。近年作品履歷：《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獲2011年金鼎獎）、《中國課》（獲2012年《亞洲週刊》年度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獲選2018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展書），最新作品為《從北齋到吉卜力》（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