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與非人之間的暴君們：《獨裁者養成之路：二十世紀的造神運動》

2021/01/20 The Glocal

今日的獨裁者們可以用更可怕、更高效的手段宰制人民——但同時，人民在資訊爆炸的年代... — 今日的獨裁者們可以用更可怕、更高效的手段宰制人民——但同時，人民在資訊爆炸的年代，也有將暴君扼殺在襁褓之中、更為堅韌的抗爭方法。圖為中國街頭貼滿的習近平肖像。圖／路透社

文／尹子軒（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

如果說馮客的這一本書為讀者剖析了獨裁者如何奪權的手法，和獨裁者們脆弱的本質的話，那麽他沒有講的那部分，就是他們今日的繼承者可以更可怕，手段也可以更高效——但同時，人民在資訊爆炸的年代也擁有了將暴君扼殺在襁褓之中的能力，和在他們不幸得勢之後有了更為堅韌的抗爭方法。

《獨裁者養成之路》的主角們，無一不是高超的營銷大師、催眠大師，還是蹩脚的經濟管理者與將軍——由法西斯始祖墨索里尼到衣索比亞的門格斯圖，他們都不斷向支持者許下比天高的承諾，不但視自己為神明，還冀望藉著兌現那些誇張的承諾讓支持者視他們為神明。

而最後，他們的大話和政權，無論是生前或者死後無一不被政治現實和經濟現實的鐵拳重擊。在訊息和經濟交流相對封閉的二十世紀，他們可以個人崇拜和貿易壁壘為主導的政策成功獲得支持，一來是由於之前制度的嚴重缺陷，二來也是由於實際上的確可以獲取不少無任何政治和經濟常識的支持者歡心。

馮客（Frank Dikötter）是荷蘭籍的中國近代史學家，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研究領域以戰後中國的「人民三部曲」最為知名，包括中國共產黨革命史、毛澤東與大饑荒、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中國近代的重大歷史進程。這本《獨裁者養成之路》則是馮客2019年的最新作品，回顧20世紀8位獨裁者的政治生涯與統治手段。

《獨裁者養成之路》作者馮客（Frank Dikötter）是荷蘭籍的中國近代史學... — 《獨裁者養成之路》作者馮客（Frank Dikötter）是荷蘭籍的中國近代史學家，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研究領域以戰後中國的「人民三部曲」最為知名，包括中國共產黨革命史、毛澤東與大饑荒、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中國近代的重大歷史進程。圖／法新社

圖為中國河南省汝州市的毛澤東廟，正中央的塑像為「宇宙天尊佛祖毛澤東」，左為「中天... — 圖為中國河南省汝州市的毛澤東廟，正中央的塑像為「宇宙天尊佛祖毛澤東」，左為「中天大佛」周恩來、右為「貫天大佛」朱德。但2019年被曝光之後，沒多久便遭到拆除。圖／《寒冬》雜誌

在今日訊息流動廣泛，基本政經知識已非學院專利，權力給予的精神鴉片以及權力崇拜本身在廣泛性上遠非當年可比。現代的獨裁者「學徒」政權們實際上可以依賴的，只是比以往更廣的利益網路和成本高昂的訊息阻絕。

換言之，在資訊、理性和智慧的流通更廣更難阻絕的新時代裡，實際上獨裁者更難徹底撲殺如星星之火的反對者——當然，訊息和貿易的流通會壯大獨裁者對於全球秩序的腐蝕，反過來說極權也更難被扳倒了——然而無論是時間和空間，比起無法犯錯否則將失去政權的獨裁者，永遠更偏袒抗爭者。

正如馮客在後記中提到，

「人們原本認為獨裁者跟他們的雕像一樣無可撼動....希奧塞古在黨部前面受到示威者挑戰而後開始搖搖欲墜，這之間的變化才短短幾分鐘，但是那一刻可是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才走到。」

所以誰敢論斷當代的反對者們，真的無法撼動歷史的軌跡嗎？

誰敢論斷當代的反對者們，真的無法撼動歷史軌跡？圖為希奧塞古（左）與北韓領導人金日... — 誰敢論斷當代的反對者們，真的無法撼動歷史軌跡？圖為希奧塞古（左）與北韓領導人金日成（右）兩位獨裁者歡樂攜手。圖／美聯社

1989年隨著中國的天安門事件爆發之後，連帶震盪了東歐的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而當... — 1989年隨著中國的天安門事件爆發之後，連帶震盪了東歐的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而當時12月羅馬尼亞也因為長期經濟衰退和對統治當局的不滿，終於累積到頂點爆發了一連串的抗爭運動，在希奧塞古強勢鎮壓之下，反成為讓他倒台的全面潰堤。圖／路透社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首都陷入動亂，武裝騷動事件幾乎處處可見，城市內的鎮暴軍... — 1989年12月，羅馬尼亞首都陷入動亂，武裝騷動事件幾乎處處可見，城市內的鎮暴軍警已無法阻止大批民眾的示威遊行。大勢已去的希奧塞古最終在軍隊倒戈之下逃亡失敗，12月22日下午被羅馬尼亞救國陣線（CFSN）逮捕，結束了他的獨裁政權。圖／路透社

1989年12月25日，希奧塞古夫婦在羅馬尼亞的一處兵營廁所前的空地上被處決。希... — 1989年12月25日，希奧塞古夫婦在羅馬尼亞的一處兵營廁所前的空地上被處決。希奧塞古也是東歐一系列的政權更迭浪潮之中，唯一流血喪命的共產政權領袖。圖／美聯社

宗教化的政治和經濟「自給自足」的神話是獨裁者養成之路的標準謊言

要在訊息不發達的20世紀和今日的獨裁者手段上做個對比，個人崇拜、和號召讓經濟「自給自足」（所謂autarky）兩大法寶，是馮客筆下記錄的獨裁者們——無論是在歐洲，亞洲還是非洲——在奪權和固權之路上必要的「營銷」主題，實際上古今皆是。前者，是為了籠絡國内外知識分子，富裕和中產階級人士，後者是作為誘餌，以捕獲那些在原本建制之下未得照料的貧困基層。

獨裁者的個人崇拜，目的和手段分別有二：第一目的當然是麻痹外國媒體，從而減少國外對於他們奪權過程的關注——這一點從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 ，《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作者）對於毛澤東的贊譽到對希特勒敬佩有加的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都不難看到；第二目的，自然是為了向自己人民展示自己「超人神威」。

前者不難理解，然而後者就很值得玩味。個人崇拜不止是滿足了獨裁者個人的自戀，雖然每一個獨裁者，都是無法接受自己不是所有人都熱切推崇的神明，心裡永遠是不自信的，甚至連對上其他「神明」時更渴求對方認同。

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推崇領袖個人崇拜更是為了麻痹他的支持者們，施政出了什麽岔子是「下屬的錯」而非獨裁者本身的錯——這可以最大化獨裁者施政的容錯度（畢竟他們都愛講大話）之餘，也讓人民更為接受獨裁者們内部不斷以血洗血，鬥爭鏟除異己的管治模式——這一點上無論是共產黨還是法西斯都是一致的。

獨裁者的個人崇拜，目的和手段分別有二：第一目的當然是麻痹外國媒體，從而減少國外對... — 獨裁者的個人崇拜，目的和手段分別有二：第一目的當然是麻痹外國媒體，從而減少國外對於他們奪權過程。圖為2019年歷史改編電影《普立茲記者》，描述英國記者揭露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大饑荒真相。圖／《普立茲記者》電影劇照

這種個人崇拜的具體表達則有種非常宗教性的意味在，簡單可以歸納成三個部分：神化領導人出身，將領導人思想編輯成專屬意識形態經典（打造領導人ＸＸＸ主義），和神殿般宏偉的政權標志性建築物。

這種將領導人神格化的手段，雖然現代評論每每將之解釋為「獨裁者矇騙貧苦無知大衆」一類現象；但實際上，無論是有形還是無形的，獨裁者當權後營造的巍峨圖騰，這個「宗教」的受衆，主要還是更為集中於政權需要籠絡的富人、中產...和知識份子。

貧困的基層，獨裁者的手段一般更接近於圈養和監察，對於個人影響力渺小的他們，獨裁者們只需要以一個更實際層面，更著重財富再分配的一個遠景作為誘餌，再輔以特權階級的棍棒（比如說海地的「麻布袋叔叔」tonton macoutes，介乎法西斯棕衣人和秘密警察之間的武裝分子）威逼接受就可以了。

畢竟在當權前對基層如天高的許諾，獨裁者完全可以在竊取權力後打折，甚至全不變現。如果基層也接受到獨裁信仰的「感召」作為獨裁鬥爭機器的一部分，那當然更好，只是那不過算是附加價值而已。這些宣傳的元素，在20世紀當然讓獨裁者由當權前到掌權後都有强大的後盾，在訊息和經濟更為流通的今日，效力遠遠不及當時。

圖為2009年莫斯科的史達林誕辰130週年紀念特展，展出的史料檔案之一。展覽主題... — 圖為2009年莫斯科的史達林誕辰130週年紀念特展，展出的史料檔案之一。展覽主題為「來自偉大領袖的訊息：史達林親筆簽字」，可以看到不少史達林的私人生活時的隨手筆記和評論，而內容卻有許多是不堪入目的低俗謾罵，詆毀政敵和黨內同志的汙辱言詞，史達林還會以此在一些社交場合炫耀，但相關文件檔案早期都被官方嚴密保管，直到21世紀才公開。圖／法新社

圖為1936年史達林抱著自己的女兒斯韋特蘭娜（Svetlana Alliluye... — 圖為1936年史達林抱著自己的女兒斯韋特蘭娜（Svetlana Alliluyeva）。在史達林於1953年逝世後，她不僅放棄史達林的姓氏，1967年還逃亡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並且批判史達林時期的恐怖統治。2011年斯韋特蘭娜病逝於美國威斯康辛州。圖／美聯社

21世紀的民衆如何應對獨裁者

在新世紀，全球化資訊流通以及經濟整合的今日，獨裁者的手段進化了，然而獨裁統治的本質，也就是營運神話、宗教化領袖、然後用不斷内部鬥爭和孤立國家經濟以阻斷外國干預等等的元素，依然不變。其實就算是在馮客筆下的獨裁者們，在初期的宗教狂熱褪去後，單純憑藉恐懼已經相當難鼓動大部分民眾去參與獨裁者的宗教儀式。

比如說希奧塞古的「革命愛國主義」羅馬尼亞政府後期，物資短缺的一般老百姓，對於他們偉大領袖的公衆慶典都是避之則吉。慶典上最前排，熱情歡呼迎接領袖的人們，多半是喬裝的保全人員，歡呼聲也都是預錄好的。

於是，獨裁和威權政治的本質，在於不斷向人民允諾更多更强更好的國家，然後在一次次失敗之後或用鐮刀或用糖果安頓好國家，直至無可避免的戰爭或者經濟崩潰出現倒臺為止。

在現代的民主社會，要非當權建制本身主動要和這些候選獨裁者們合流，否則他們當權前的話術，在大選以前已經被廣泛流傳並報導，最終獲取權力的機會或者份額都並不大，變成一個類似是民主制度疫苗的身份和體制並全。

圖為1966年7月16日，著名的「毛澤東暢遊長江」（最下方的頭是毛澤東），當時毛... — 圖為1966年7月16日，著名的「毛澤東暢遊長江」（最下方的頭是毛澤東），當時毛澤東73歲，在湖北武漢進入長江游泳，前後歷時約1小時，在《人民日報》吹捧「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之下，一度掀起了長江沿岸城市的游泳熱潮。圖／美聯社

就是在現代的威權、獨裁社會，也無法絕斷訊息在海外的流通。現代國安問題延伸到所謂的「資訊戰」，原因正正是威權國家必須轉而擾亂資訊的流通，用以假亂真的手法，去鞏固他們各自的國家神話。而在經濟上，全球化背景下的價值鏈整合，對獨裁者鞏固内部利益分配秩序的能力產生極大的阻礙之餘，這種經濟扭曲的體制本質上也是脆弱的，維持的成本只會越來越高而已。

二十世紀初墨索里尼控制里拉匯率的「90定價」（Quota novanta）外加重關稅政策，雖然是將由於里拉太貴而無法出口的工業家們，轉而必須仰賴國内市場、因而仰法西斯的鼻息，然而同時間也是將極為依賴進口的義大利經濟發展拖進泥潭，法西斯義大利的戰敗，和它軍工業的羸弱分不開。

就是強悍如結合神權政治和獨裁體制的現代伊朗，油價崩潰外加肺炎疫情導致的高昂管治成本也是令德黑蘭政府頭痛不已。現代媒體的無孔不入所導致的資訊過剩，和全球化經濟前所未見的規模，許是令新一代的獨裁者顯得更為不可戰勝，而事實是它的體積變大了，而且自我毀滅的門檻也高了，但是這並不代表那些擊墜了二十世紀那些獨裁先行者的弱點已不存在。

正如蔡英文總統近日的新年講話中引用楊逵的《壓不扁的玫瑰》，「只要有光，有水，有縫隙的地方，就可以長出希望的玫瑰。」資訊爆炸和全球化，帶來的機會和雜訊幾乎同樣的多。但是，如水的信念，終將推倒獨裁以恐懼鑄成的城池，只要它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