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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獨裁者平反?愛沙尼亞面對的「領袖銅像」

2017/02/24 陳品諭

接過共和國之劍的愛沙尼亞新總統,卡琉萊德(右)。 圖/愛沙尼亞總統辦公室
接過共和國之劍的愛沙尼亞新總統,卡琉萊德(右)。 圖/愛沙尼亞總統辦公室

去年10月10日剛就任的愛沙尼亞新總統葛絲蒂.卡琉萊德 (Kersti Kaljulaid),是該國第一位女性元首,作風獨特且富有話題性。不僅在就職典禮當天打破慣例,婉拒參加教會儀式,也在去年聖誕節前受訪時,面對記者表示「上教堂也是聖誕節的一部份」,她旋即回答「我才不去!」,隨後強調:

每個人都得享有自由的權利,信神的權利和不信的權利是一體兩面的。

這段對話,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今年1月20日在受訪時,卡琉萊德又投下了一顆震撼彈:作為一國元首,她不僅反對在首都塔林設立已故前總統康士坦丁.派茲(Konstantin Päts) 的紀念雕像,也不會出席開幕典禮。這番言論開啟了至今將近一個月的激烈論戰,在各大報、廣播電視和網路平台,許多各界人士紛紛發表支持或反對的意見。究竟派茲為何這麼富有爭議性,能在這個小小的北國引起這麼大的風暴呢?

已故前總統康士坦丁.派茲——愛沙尼亞開國元老、五任總理、也是靠政變上台的獨裁者、...
已故前總統康士坦丁.派茲——愛沙尼亞開國元老、五任總理、也是靠政變上台的獨裁者、最後淪為蘇聯佔領下的頭號受難者。 圖/維基共享

派茲是愛沙尼亞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然而至今其歷史地位仍然曖昧不明,正是因為他複雜的多重身分——既是開國元老、五任總理、也是靠政變上台的獨裁者、最後淪為蘇聯佔領下的頭號受難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愛沙尼亞面對嚴峻的世界情勢,一邊是在布爾什維克黨人十月革命」奪權後、深陷內戰泥淖的俄羅斯;另一邊則是步步進逼的德軍。要是不想在戰後被德國兼併、又或是活在俄國共產黨統治之下的話,宣布獨立似乎成為愛沙尼亞唯一的選項,因此,愛沙尼亞自治省議會選出了由三名成員組成的「救國委員會」,派茲也是其中一員。

救國委員會起草了「致愛沙尼亞人民宣言」,並於德軍進犯前一天,也就是1918年2月24日,在塔林公開宣布愛沙尼亞主權獨立,並於當天成立臨時政府,由派茲擔任臨時政府總理,並曾於獨立戰爭期間 (1918-1920) 兼任戰爭部長,在英法等協約國幫助下,成功擊退由東進犯的蘇俄紅軍,以及仍滯留於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邊境地區的德軍,因此在愛沙尼亞建國之初,派茲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1934年初,公投通過的新憲法生效,愛沙尼亞將從議會民主制轉型成總統制,派茲從建國之初就不斷認為應該修憲,將行政權集中在總統手中,有強而有力的領導人才方便推行政策;然而此時,面臨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他的勝算看起來並不樂觀。聲勢最高的,是極右派「愛沙尼亞獨立戰爭退伍軍人聯盟」(獨退盟)推出的候選人。

就在總統大選前一個月,時任過渡政府總統的派茲突然發動政變,任命獨立戰爭英雄尤翰.萊多涅(Johan Laidoner) 為總司令、宣布戒嚴、選舉延期、將獨退盟的重要成員悉數逮捕,開啟了長達六年的獨裁統治,又稱「靜默年代」。愛沙尼亞的民主制度不過撐了十六年,便不敵強人的野心而崩壞了。當時派茲聲稱政變手段是「先發制人」,因為獨退盟即將用武力奪權,不過這只是無稽之談:獨退盟的總統候選人聲勢大好,又怎麼有奪權的必要呢?

救國委員會起草了「致愛沙尼亞人民宣言」,並於德軍進犯前一天,也就是1918年2月...
救國委員會起草了「致愛沙尼亞人民宣言」,並於德軍進犯前一天,也就是1918年2月24日,在塔林公開宣布愛沙尼亞主權獨立。 圖/塔林市立博物館

就在總統大選前一個月,時任過渡政府總統的派茲(左)突然發動政變,任命獨立戰爭英雄...
就在總統大選前一個月,時任過渡政府總統的派茲(左)突然發動政變,任命獨立戰爭英雄萊多涅(右) 為總司令,宣布戒嚴。 圖/維基共享

1939年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其中涵蓋了一條瓜分東歐的密約,波海三國、芬蘭、以及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部分地區被劃歸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密約簽訂後不久,二戰爆發,蘇聯開始施壓波海三國和芬蘭,與其簽定軍事互助條約——但愛沙尼亞與芬蘭此時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

芬蘭和蘇聯的冬季戰爭開打,不僅戰勝強鄰,也得以保有獨立地位。而派茲則是屈服於史達林的威迫,迅速簽下條約,同意蘇聯紅軍進駐愛沙尼亞,派茲從此淪為蘇聯魁儡。隔年,面對史達林的最後通牒,派茲下台,蘇聯隨後正式併吞愛沙尼亞,派茲也被蘇聯強迫流放到西伯利亞,甚至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最後客死異鄉,其遺骨一直要等到1990年,也就是蘇聯解體前一年,才在愛沙尼亞文化遺產協會的幫助下,遷葬回塔林的家族墓園。

從風光一時的獨裁者,淪為敵國的階下囚,如此戲劇化的轉折,令人不勝唏噓。也正應為派茲的一生充滿了這麼多戲劇化的轉折,如何評價派茲對愛沙尼亞的貢獻,從蘇聯佔領的那一刻開始,便成了相當敏感的話題。

在蘇聯高壓統治之下,愛沙尼亞本土唯一的正確共產黨史觀,是將兩次大戰之間的獨立期間視為「布爾喬亞獨裁政權」,而派茲專制政府則是將獨裁提升到另一個層次:「法西斯獨裁政權」——而幸好蘇聯紅軍從法西斯的手中「解放」了愛沙尼亞。不過海外流亡的愛沙尼亞知識份子,早就對派茲的歷史功過展開論戰;其中不乏在派茲專制政權下被噤聲的反對派,卻在亡國後,將派茲捧成十字架上背負愛沙尼亞悲慘命運的受難者:在蘇聯佔領下的愛沙尼亞,光是在1940到1941年間,就有數以萬計的人被特務逮捕、集體槍決、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裡的勞改營。和這麼駭人的待遇相比,一旦回憶起短短二十年的獨立期間,不管是黑的白的灰的,全都沾染上了一層玫瑰色的糖霜。

在史達林的脅迫下,1940年派茲被迫下台,蘇聯隨後正式併吞愛沙尼亞,派茲也被蘇聯...
在史達林的脅迫下,1940年派茲被迫下台,蘇聯隨後正式併吞愛沙尼亞,派茲也被蘇聯強迫流放到西伯利亞,甚至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最後客死異鄉。 圖/維基共享

在蘇聯佔領下的愛沙尼亞,光是在1940到1941年間,就有數以萬計的人被特務逮捕...
在蘇聯佔領下的愛沙尼亞,光是在1940到1941年間,就有數以萬計的人被特務逮捕、集體槍決、或是流放到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裡的勞改營。圖為西伯利亞流放紀念。 圖/法新社

正因如此,從二戰結束到現今,關於派茲的論戰,從來不是針對他個人,而是無可避免的和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派茲是建國英雄還是滅國罪人?為什麼他讓蘇聯不費一兵一卒,就讓愛沙尼亞無聲無息的投降了?要是他沒有政變獨裁的話,我們會不會能跟芬蘭一樣,維持自主獨立和高度經濟發展,就跟其他北歐國家一樣?

也許是因為太過敏感,沒有政府官員出來對派茲立碑發表意見,因此卡琉萊德親下戰場,更顯得勇氣十足。身為民主程序選出的總統,卡琉萊德毫不留情地批判派茲,抨擊其罪過就是親手扼殺愛沙尼亞民主政體,而專制政體讓當時原本就嚴峻的地緣政治變得更糟:

當參與決策的人變得越來越少,政客所能依賴的人手就不夠了。

換句話說,要是當時愛沙尼亞和芬蘭一樣,都有民主政府,那麼史達林便不能藉由施壓數個派茲政權高層,就輕易達成目標。民主制度的特徵之一,就是建立層層的權力制約機制,防止掌權者濫權、逕自做共識基礎薄弱的決策。當時芬蘭面對蘇聯施壓,便是用總統不能逕自決定簽約,而是要經過國會討論和同意等程序作為理由,爭取談判彈性和時間;然而當時的愛沙尼亞,卻是派茲一人說了做主,愛沙尼亞會如此輕易淪為蘇聯囊中物,派茲不能不負大部分責任。

卡琉萊德總統(中)毫不留情地批判派茲,抨擊其罪過就是親手扼殺愛沙尼亞民主政體,而...
卡琉萊德總統(中)毫不留情地批判派茲,抨擊其罪過就是親手扼殺愛沙尼亞民主政體,而專制政體讓當時原本就嚴峻的地緣政治變得更糟。 圖/愛沙尼亞總統辦公室

然而對支持設立派茲雕像的人來說,他們認為無論功過,派茲的確在愛沙尼亞歷史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雖然在派茲的家鄉有紀念碑,然而首都塔林卻連一座紀念碑都沒有,因此應該趁愛沙尼亞建國百年紀念這個重要的場合,替派茲這麼具有象徵性的人物,在國會旁的公園設碑紀念才對。

發起立碑的數個民間團體,包括愛沙尼亞文化遺產協會以及私立派茲博物館,他們也同步發起了募款活動。目前根據該立碑計畫網站,已經募得超過一萬歐元(約33萬台幣),可見大眾對派茲紀念碑仍是有相當支持度的。然而,派茲早在塔林另一端的總統官邸,留有各式各樣的紀念碑,又何須再立一座?何況設碑計畫的地點也不是全無爭議:藐視國會民主的派茲雕像要設在國會旁的公園?這真是時代的諷刺。

此外,另一弔詭現象是,和卡琉萊德一同站在反對立碑陣線的,是極右派政黨「愛沙尼亞保守人民黨」(EKRE),他們一向主張恢復獨退盟的名譽,因此迫害獨退盟的派茲,自然而然成了他們的頭號敵人。EKRE的國會議員麥迪遜 (Jaak Madison) 就在臉書上稱讚卡琉萊德直言不諱的勇氣,感謝總統指出了專制的派茲必須為滅國悲劇負責。當然,另一個在極右派網站上流傳的理由是:派茲血統不純正,因為母親是俄國人,因此派茲會把國家賣給史達林也是無可厚非;然而這部分,不過是民族主義作祟的陰謀論罷了。

支持立碑的一方也有重量級人物快速重砲回擊。國會議員克洛斯 (Eerik-Niiles Kross) 2月7號在《信差報》(Postimees)上發表長達兩頁的評論,描述派茲是如何在蘇聯統治時期,成為愛沙尼亞人默默抗俄的象徵,以及蘇聯和俄羅斯是如何不計一切手段,來汙名化派茲,並用心理戰摧毀愛沙尼亞的身分認同與自我價值。他批評卡琉萊德時空錯亂,拿現在的價值來評斷過去:「這就跟歐巴馬只因為美國國父蓄奴,就拒絕出席華盛頓紀念雕像的揭幕儀式一樣」。

該不該為派茲立碑?反對派任為專制的派茲頭必須為滅國悲劇負責;但支持派則反諷對手時...
該不該為派茲立碑?反對派任為專制的派茲頭必須為滅國悲劇負責;但支持派則反諷對手時空錯亂,拿現在的價值來評斷過去。 圖/路透社

然而,派茲的問題在於他走了回頭路、不顧反對意見、摧毀民主,這與華盛頓蓄奴的例子,無法相提並論。美國建國之際,蓄奴並無違法,連廢奴先驅英國都要等到十九世紀初才逐步解放奴隸;但是愛沙尼亞建國之際,起草憲法的政治菁英們早已建立完備的民主制度,不分男女貧富都享有參政權和投票權,因此拿民主價值來評判派茲,並非是時空錯亂之舉。即便是對30年代的愛沙尼亞而言,民主制度也是相當重要的。

卡琉萊德在臉書上對克洛斯的回應是:愛沙尼亞建國要感謝許多人無私的奉獻,而在愛沙尼亞建國百年之際,最應該感謝的是宣布愛沙尼亞獨立的救國委員會。另外,要談幫派茲立碑紀念的話,就不能不談「靜默年代」、威權政治洗腦、以及當時反對派政治領袖的憤恨不平。因此她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由國家出資,不替個人立碑,而是幫救國委員會建碑紀念。

這樣的替代方案,不僅迴避了對派茲個人的領袖崇拜,以及與當代愛沙尼亞民主價值的激烈衝突,也將焦點重新擺回建國百年這個場合,究竟該感謝哪群人才對。畢竟建銅像、紀念碑等等,並不全是為了過去而立碑,而是為了當代人而立:畢竟立碑紀念的不是死板板的歷史人物或事件,而是這個社會目前所重視的價值觀或史觀。與其像克洛斯一樣,擔心不幫派茲立碑,就是淪為俄羅斯的同路人,不如好好珍惜現在愛沙尼亞穩固的民主制度,並認知到對付強鄰最好的武器,就是鞏固民主價值和讚揚民主典範——而派茲絕對不會是愛沙尼亞民主最好的代言人。

對付強鄰最好的武器,就是鞏固民主價值和讚揚民主典範——而派茲絕對不會是愛沙尼亞民...
對付強鄰最好的武器,就是鞏固民主價值和讚揚民主典範——而派茲絕對不會是愛沙尼亞民主最好的代言人。圖為1939年,派茲為自己在家鄉的紀念碑揭幕的儀式。 圖/Pärnu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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