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害者後裔如何面對先祖之罪?美國「史考特案」雙方家族的創傷與療癒追尋
紐澤西州某家餐廳裡,兩個美國家族正在展開一場艱難的對話。一方是曾經於奴隸時代被奴役的德雷德.史考特(Dred Scott)的後裔,另一方則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羅傑.B.托尼(Roger Brooke Taney)的後裔。羅傑於1857年撰寫了臭名昭彰的「史考特訴山福特案」(Dred Scott v. Sandford)判決,剝奪了奴隸的基本人權,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判決之一。
當他們坐下來一起喝咖啡時,也揭開了持續數世紀的不公現象。大法官的後裔背負著沉重的內疚感,為他的祖先曾經對史考特家族造成的傷害鄭重道歉。他們彷彿穿越時空,直面「覺醒」、白人優越主義,在眾多雙方白人與黑人親友的見證下,共同努力修復。
這是紐約獨立劇院「LA MAMA」於2024年3月上映作品《美國腐爛》(American Rot)的情節。該劇編劇凱特.托尼.畢林斯利(Kate Taney Billingsley)身為大法官羅傑的後代,多年來一直被家族的代際創傷和問題困擾:「我們是否應該向史考特家族道歉?」又或是,「如果我們的祖先的行為對我們產生了負面影響,我們是否應該承擔責任?」
▌南北戰爭和廢除奴隸制的導火線——「史考特案」
「史考特案」緣起於黑人奴隸史考特於1834年到1836年兩年間,隨主人到過自由州伊利諾州和自由准州(Territory)威斯康辛州,並居住了兩年,隨後回到蓄奴州密蘇里州。而按照當時法律案例,一個奴隸一旦到過自由州,就自動獲得自由人的身份,並且此後可以一直保有身分。因此,主人死後,史考特和他的妻子哈里特(Harriet Scott)最初試圖以 300 美元從主人的遺孀那裡贖回自由。在遺孀拒絕這項提議後,史考特夫婦遂向法院提起一連串訴訟。
經過多年訴訟,從1852 年密蘇里州最高法院裁定史考特不能擺脫奴隸制;1854年,美國聯邦法院維持了這項判決,最後,他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1857年,首席大法官托尼做出了對史考特不利的判決,並指出「即便自由的黑人也不是《美國憲法》中所指的公民,所以史考特無權在聯邦法院提起訴訟。」
當時,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氛圍正深受「流血的堪薩斯」一案影響,出現一連串因奴隸制產生衝突的事件,讓「史考特案」的影響範圍和重要性不斷擴大——當案件到達高等法院時,它已經對整個國家產生巨大影響。最後,也因這個案件直接挑戰了美國憲法中的自由和平等原則,加深了南北之間的分裂,最終在1861年爆發了「美國內戰」。
當時「史考特案」做出判決時,林肯正與一同競選的參議員對手進行一系列辯論,這些辯論也為林肯增添不少聲望,後來助他入主白宮。1865年與1868年,美國陸續通過憲法第十三條與第十四條修正案,前者確保國家或私人層面的奴隸制與強迫勞役都屬違憲,後者則賦予「所有在美國出生的人公民身份,不分種族」,共同推翻了史考特案,並正式廢除了奴隸制。(編按:憲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條修正案又稱重建修正案,成為保障男性黑人人權的濫觴。)
▌解構家族歷史創傷:法官後裔的掙扎、救贖與面對過去
隨著歷史流逝,做出這一判決的法官們逐漸被人們批評為最糟糕的種族主義者。多年來,大法官的家族也因此承受著家族內傳承下來的代際創傷。
其中,大法官托尼的後代凱特,從小就知道自己的姓氏有多麼令人憎惡。小時候上學時,每當大家閱讀教科書裡關於「史考特案」的判決簡介,她總會難為情地坐在位置上。後來,在家族聚會上,凱特也會仔細聆聽家族裡的叔叔阿姨們,辯論著他們對羅傑身為一個男人和立法者的感受和心得——林林總總的資訊加起來,都讓她震驚。原來她的祖先所寫下的文字,一直困擾著大家族的道德良知,讓他們背負著世代相傳的罪惡感。
長大後,凱特也一直在思考美國的種族歷史,以及她的家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承受了家族代代相傳的創傷,」凱特說。2013年,受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風氣影響,她開始思索,或許唯有坦然面對家族的罪惡,才是解脫的關鍵。於是,她運用自己的編劇和演員專業去直面創傷——將家族故事轉化為戲劇作品。她坐下來,將這個多年來一直帶給她和家人困擾的問題寫下來:「我們是否應該向史考特家族道歉?」
凱特一方面內心掙扎,認為「不可能,我們沒有參與其中。我們為什麼要道歉?道歉又能起什麼作用?」另一方面又覺得「不,我們雖然沒有做錯事,但我們家族以做出這一判決的法官為名,這個錯誤應該得到某種形式的糾正。為何不道歉呢?這又有什麼關係?」那麼,為什麼不行動呢?
2014年,凱特完成了以家族故事為靈感的短劇《他那個時代的人》(A Man of His Time),內容是圍繞兩個男人坐下來對話的雙人劇本;接著在2015年夏天,她完成此劇的獨幕劇。後來《他那個時代的人》也成為《美國腐爛》的前身。
當《他那個時代的人》完成後,許多人建議凱特與史考特家族聯繫,於是,凱特和父親聯繫了史考特的曾曾孫女林恩.傑克遜(Lynne M. Jackson)。在林恩看了這齣劇後,給了虛構的托尼法官讚賞,因為他冒著風險開啟了對話的大門。「很多人認為只說『對不起』就足夠了,但我認為劇中的托尼心裡有嘗試開始一段關係的想法,」她說。
從那時開始,托尼家族便與史考特家族無償合作,持續至今。除了去年雙方協力完成更完整的劇本、增加更多角色,《美國腐爛》終於在今年上映;凱特的父親還與康乃狄克州教會社區的黑人和白人成員發起一場名為「Breaking Bread」的草根運動,讓來自不同種族背景的成員互相聚餐,希望建立信任並形成新的橋樑。
這些合作並不是要解決美國的種族分歧,而是希望能採取一些行動——放下長久以來的怨恨,開始寬恕的過程,並真正致力於消除白人至上主義的問題。凱特讓我們看到,我們如何能夠在人們身上汲取不同的核心價值觀和政治立場,治癒國家分裂的傷;而比起言詞辯論,透過藝術展現的對抗和意義辯證(無論來自任何一方或雙方)似乎更有效,因為後者可以觸及理性思維所無法抵達的心靈深處。
▌走過歷史記憶:史考特的後人與種族和解之旅
今年3月初一場關於家譜追尋的論壇「RootsTech」,當中最受矚目的演講之一,就是林恩.傑克遜講述她祖先的勇敢精神。
2006年,林恩創立了「德雷德.史考特遺產基金會」(Dred Scott Heritage Foundation),致力於紀念史考特案。她積極參與教育活動,在各式論壇和講座中分享祖先的故事;她支持雕塑家在聖路易斯老法院(Old Courthouse)外,也是史考特夫妻首次提起自由訴訟的地方,製作他們的雕像,以作為對此事件的紀念和歷史的永恆提醒;她還倡導社區參與,鼓勵人們了解並反思美國的種族歷史,並透過紀念、教育與和解來促進社會進步和公平正義。林恩想傳承祖先精神,以促進更多人對歷史的理解和對種族和解的努力。
我坐在台下,深深感受到了這場家族和解之旅的深遠意義。如果說每段歷史放到現在都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不同的轉型正義,「史考特案」後續讓我們看到每個人的生命,本該就是不分種族,皆重如泰山。當林恩說:「直到150週年紀念日之前,我們都沒有真正理解我們的祖先在多年前所做的事情是多麼勇敢和多麼了不起。」全場歡呼聲不絕於耳,並起身為她鼓掌。
目前,基金會最具影響力的近期計劃之一是「找尋1000萬個名字」(10 Million Names Project)。該計劃旨在收集和紀錄美國歷史上受到奴役的人的名字,以尊重和紀念這些曾經的受害者。
▌然而,家族史的好壞都不能定義我們
從史考特和托尼家族的故事中,不僅提醒著我們過去歷史的痛苦和不公,更展示了種族和解的力量;對於個人,我們也看到了家族歷史對我們生活的深遠影響。
踏上回顧家庭歷史的旅程時,一定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發現。我們可能會發現家族中的英雄故事,那些勇敢的人們曾經為了正義和自由而奮鬥,為後代開拓了更美好的未來;同時,我們也可能會遇到家族中的挫折和失敗,或讓人傷心的事。
這些發現可能讓我們感到驚喜、與有榮焉,也可能讓我們震撼、甚至心碎——但是,它絕不能定義我們。因為家族史的好壞都不代表我們。這些只是人生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最終,我們的價值和身份是由自己的行動和選擇所塑造,而不是由過去的錯誤或成就所決定。
責任編輯/王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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