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壯而不悲慘:《鬼怪與懷孕的樹》的南韓美軍慰安婦
「作為一名女性,該如何在韓國生存?」自從2016年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引發熱烈迴響後,近年來許多影視、文學作品,也嘗試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回應這個疑問。然而,在歷史、人權及研究倫理等議題交織下,2019年釜山影展得獎作品《鬼怪與懷孕的樹》,卻又將問題的層次,提升到另一個境界。
對於台灣人而言,「美軍基地村慰安婦」或許是個陌生的議題。1950年韓戰爆發,隨著美軍開始大量進駐,由韓國政府動員組成的「特殊慰安隊」,也在京畿道、首爾、全羅北道等地出現,為遠在異鄉的美軍解決性需求。或者在愛國心的號召下,或者受到拐騙,往後數十年間,成千上萬的韓國女性加入慰安隊,成為基地村的一員,名為「基地村慰安婦」的族群也就此誕生。
(因服務對象包含韓國國軍,因此又稱「韓軍慰安婦」,也稱「基地村慰安婦」。但由於「慰安婦」一詞,通常指國家「強制」動員女性提供性服務,部分學者認為當時韓國政府僅是「鼓勵」且進行管理,因此不應稱這些女性為「慰安婦」)。
透過法律上的文字遊戲默許性買賣、成立性病管理機構,在朴正熙的強人政權大力推動下,基地村慰安婦在1961年後逐漸成為賺取外匯的主力產業,為了讓她們增加自身的榮譽感,朴正熙甚至稱她們為「賺取美金的愛國者」。
但也因為被認為是為了金錢主動投懷送抱,這些女性不只被戲稱為「洋公主」(양공주),同時也落入了韓國社會最底層。比起二戰時期,受到日軍徵召的日軍慰安婦大多被認為屬於「被迫」的「受害者」身分,基地村慰安婦往往被社會認為是自願選擇出賣身體,不只普遍社會評價低,就連媒體曝光度與聲量,都小得可憐。
然而,不論是受到褒揚的「愛國者」,或是勢利的「洋公主」,這些稱呼與想像始終來自外界。長年被社會忽略的她們,境遇到底是如何?她們又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故事?這些問題始終仍待解答。
▌賺取外匯的愛國者 vs 備受歧視的洋公主
「因為腦袋受到很多壓迫,為了讓它不再痛,所以開始畫畫。」
《鬼怪與懷孕的樹》片名取自於主角朴仁順(박인순)奶奶的一幅畫。小時候因為戰亂被遺棄,在吃了陌生人三碗炸醬麵後,被賣給老鴇的朴仁順,成為用身體賺美金的「愛國者」之一。雖然曾經與前夫共赴美國芝加哥,還生下一名女兒,但朴仁順最後還是因故回到位於京畿道北部的美軍基地村。
不只無法清楚說出自己的出生年份、身為文盲的她甚至只會寫自己的名字,再加上殘缺的記憶,讓朴仁順的一生就像一道謎題。但她無意識完成的畫作,卻彷彿又反映出了自己的人生,與最深層且真實的心理狀態。
無法透過文字與言語明確陳述自己,只能透過圖畫抒發情感的朴仁順,就像是與她有著相同命運,卻在歷史中失聲的基地村慰安婦。而她們的故事,似乎也只能透過非典型的敘事方式,才能好好傳達。
雖說是紀錄片,但若以為這部作品,只是單純的訪談、田野調查,那可就大錯特錯。在某些影評中,稱兩位導演「突破了紀錄片生硬的形式」,但《鬼怪與懷孕的樹》或許更該視為「準紀錄片」,甚至可以說是帶有寫實感的科幻片。
整部影片開頭由學者訪談朴仁順為主軸,主要是關於朴仁順的訪談與日常紀錄,及學者探訪鄰近區域的過程。但比起一般單純跟拍、紀錄,它呈現方式卻更像劇情片。當觀眾隨著訪談者進入廢棄俱樂部、搜尋題材,最後遇到靈異事件、落荒而逃為分界點,《鬼怪與懷孕的樹》的後半段,因為鬼魂、陰間使者等角色出現,讓劇情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隨著發展越來越「懸疑」,不只學者的外在視角退場,朴仁順也從單純的受訪者,成為同時象徵著她本人,與基地村慰安婦集體意識的雙重存在。
不論是金東鈴或朴勁泰,兩位導演在基地慰安婦議題都深耕多年。朴導演早在2003年的《我和貓頭鷹》(나와 부엉이)就和朴仁順奶奶合作過;金導演則是在2008年,完成了以基地村為主題的作品《American Alley》(아메리칸 앨리)。此外,他們更是在2012年就曾經合作完成《蜘蛛的領地》(거미의 땅),企圖透過人物回憶過去基地村的樣貌、改寫原有的歷史。
不過比起過去的作品,《鬼怪與懷孕的樹》更著重於「故事」,甚至企圖對於自身的導演/紀錄者的角色提出反思。如同紀錄片前半段的學者,過去對於基地村的討論,經常存在著為了話題、獵奇,消費弱勢的爭議,就連後半段陰間使者的話語,也是不斷企圖重新詮釋朴仁順的話。與此相比,片中由朴仁順打破刻板印象,並且以最終的報復展現能動性的劇情,就顯得更加引人深思。
▌向國家要求賠償:基地村慰安婦纏訟四年終勝訴
而從「愛國者」到「洋公主」,長年被社會忽略的基地村慰安婦,至今為止,唯一讓她們普遍獲得大眾關注的案例,僅有1992年在京畿道發生的一起命案。
當年,26歲的被害者尹今伊(윤금이),在美軍基地附近的酒吧工作,一日和美軍起了口角,遭到當時駐在韓國的美軍馬克爾(Kenneth Lee Markle Ⅲ)殺害,下體還被插入雨傘、可樂瓶等物品,殘忍的手法震驚韓國社會,讓基地村慰安婦的相關討論馬上成為焦點,不只有人稱她為「民族純潔的女兒」,基地村慰安婦甚至一度成為1990年代反美情緒的象徵。
然而,隨著時間流逝,「死後才變成祖國女兒」的尹今伊也慢慢被韓國社會淡忘。當年促成上千名女性成為國家賺取外匯的工具,最應該負起責任的韓國政府,就如同二戰後的日本政府一般,並沒有積極承認過錯,甚至只想要以各種方法,脫離戰爭時期將人民作為工具賺取外匯、蔑視人權的責任。
「如果現在還能夠用身體,我就能賺更多的錢。」
在紀錄片中,因為過去能夠賺進大把外匯,如今卻只能靠著打工,賺著每小時1,000~2,000韓元(約新台幣25~50元)微薄收入的朴仁順如此告白。雖然外人恐怕會對這句話感到訝異,但在背後反映出的,卻也是韓國政府長年無視人民需求,犧牲人民換取國家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後遺症。
2014年,122名基地村慰安婦在其他團體的幫助下,針對韓國政府提出以國家為對象的損害賠償訴訟。雖然過程中韓國政府曾經以「反人權訴訟的時效已過」、「慰安所並非由政府『直接』設立」等理由反駁,但原告方也指出:
政府明確針對慰安婦造冊進行性病管理,證明了政府實際已經介入營運。
2018年2月的上訴審中,首爾高等法院以「政府原應保護人民,卻反而鼓勵、幫助人民從事性買賣」,判決韓國政府應該賠償基地村慰安婦,讓基地村慰安婦的轉型正義迎來曙光,但面對整個社會普遍的不了解,這場勝利或許也只能算是逆轉偏見的開端。
儘管《鬼怪與懷孕的樹》或許依舊無法擺脫「外來者視角」的折射,但比起過去總是強調她們的悲慘,它確實讓基地村慰安婦展現了另一種更具有人性的面向。因為《鬼怪與懷孕的樹》,觀眾或許得已更加接近基地村慰安婦的人生與心境,或者更重要的是,意識到她們不(只)是「弱勢」這個冰冷的詞,而是一個個擁有血與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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