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孩子們和「仙甘學園」:國家授權的集體綁架虐童
「這裡的孩童九成遭毆打,三分之一曾被性侵,名義上是孤兒收容機構,卻比地獄更像地獄。」
遲到近40年的轉型正義,終於出現曙光?象徵韓國轉型正義的《為真相・和解的過去事整理基本法》(진실ㆍ화해를 위한 과거사정리 기본법),近期通過修正案,將重啟多項塵封已久的人權事件調查。其中,「仙甘學園案」(Sungam Academy)受害者,也在12月10日提交相關資料,預告了這起由國家授權的綁架虐童案,即將重啟調查。
1960、70年代,正當韓國社會邁向戰後復甦的「錢淹腳目」時期,數以千計的「孤兒」卻因為妨礙市容,被送進名為仙甘學園的收容機構。不只吃不飽、穿不暖,還遭受各種不人道的對待,如今這些「被消失的孩子們」即將步入老年,屬於他們的轉型正義之路卻才正要開始。
▌《啊!仙甘島》 我的天堂,他們的地獄
仙甘學園的歷史,必須追究到日本殖民時期。位於京畿道仙甘島的仙甘學園,成立於1942年。在四面環海的島上,仙甘學園當時對外宣稱是提供職業訓練的感化教育機構,但實際上院生除了犯罪的少年,還有朝鮮獨立運動者的子女,甚至有不少人無緣無故,就成為收容對象。隨著太平洋戰爭進入白熱化,強制入園的500多名學童被迫從事軍需物資的生產與體力勞動,許多人更因此在親人絲毫不知的情況下喪生。
「我曾看過有人因為企圖逃走,被活活打死。」跟著擔任副院長的父親從日本來到仙甘島,當時年僅8歲的井原宏光成為這段歷史的見證者:「我甚至聽到他滿口鮮血,卻依舊喊著『我不是日本人』。」這些院生早上接受皇民化教育,下午接受嚴酷的勞動,不僅飲食條件不佳,只要稍微犯錯,就會被用削尖的竹籤刺進指甲與肉縫間等酷刑進行拷問;有些人受不了營養不良與折磨,選擇涉險跳下懸崖求生,卻往往死於浪濤之中。
由於倖存的院生,在戰爭後期陸續被徵召上戰場,學園的內幕也隨著日本帝國戰敗、井原宏光等日本人返回日本本島而封存,就連周邊居民也以為這裡只是單純的感化機構。直到1989年,以殖民者身份見證一切的井原宏光帶著贖罪的心情,出版小說《啊!仙甘島》,揭露幼年時期的所見所聞,才讓這段歷史重現於世人面前。
「對我而言,仙甘島是天堂;對那些孩子而言,這裡卻是地獄。」回憶起在仙甘島度過的那2年,井原宏光記憶依舊清晰,不過他怎麼也想不到,當他在1980年重遊舊地時,竟會發現理應廢院的仙甘學園,依舊被當做收容設施,而虐童的惡行甚至更變本加厲。
▌經濟發展的大旗下「浮浪兒」必須消失
貧窮是罪嗎?對於1960、70年代的韓國極權政府,或許答案是肯定的。韓戰後,韓國在極權政府領導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期。但於此同時,無親無故、居無定所的「浮浪兒」,卻被認為是在「為了都市美化,建設福祉國家與實現社會正義」的目的之下,必須消失的存在。
比起透過社會福利進行救濟,韓國政府選擇將浮浪兒隔離於主流社會之外,包含第一任總統李承晚,與進行軍事獨裁的朴正熙政權,都制定了強制收容浮浪兒的相關法律。曾經作為感化教育的仙甘學園,不只理所當然成為最理想的收容機關,甚至在五一六軍事政變後,成為政府宣傳的「模範福祉設施」。但諷刺的是,如此「優良」的孤兒收容更生機構,卻有超過半數的收容對象不是孤兒。
為了達到「業績」要求,當時的警察與公務員,只要在路上看到衣衫襤褸的孩童,就認定是「浮浪兒」,有的孩童甚至只是迷路、在路上幫人擦皮鞋,或是出門撿樹枝,就成為強制收容的對象。不只認定過程粗糙,就連資料登記也異常草率,不論生日、身高、姓名,都是依照登記人員的喜好「即興創作」,甚至還出現明明是一模一樣的雙胞胎,姓卻完全不同的情況。
除了資料謬誤,讓家人難以找到失蹤的孩童,有些孩童雖然表示自己其實有家人,卻反而遭到毆打,更遑論回到家人身邊。根據「仙甘學園被害者告發中心」統計,當時的院童,有42%在被收容前是與父母居住、16%與祖父母居住,家中當時還有其他兄弟姐妹的比例,更是高達56%。
▌九成遭毆打、1/3曾被性侵、逾七成未升學
收容過程宛如綁票,孩童們在仙甘學園「更生」的日子更是折磨。包含必須用手指沾沙子刷牙、吃餿掉長蛆的飯菜等惡劣生活條件,他們的童年可以說是在務農、餵養牲畜及養蠶等強制勞動中度過。到了晚上,務農的工具則變成管理人員施暴的刑具,不只單純毆打,管理人員還會在走道拖著大型十字鎬並製造巨響,讓有的孩童因為心理壓力無法負荷,嚇到尿失禁甚至暈倒。
即使已經過了近40年,包含金永裴(김영배,音譯)在內的受害者,對當時的記憶依舊歷歷在目:「一到晚上九點,他們還會要求我們脫掉衣物並鎖起來,讓我們無法逃跑。」
同樣根據「仙甘學園被害者告發中心」統計,在接受調查的93名受害者中,曾經被體罰及毆打的機率高達93.3%,遭受言語暴力的則有73.9%,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比例,則分別是48.9%與33.3%。同樣令人吃驚的,則是在這群大約國小年紀的孩童中,有96.7%曾親眼看見其他院生喪生在學園中,協助處理過屍體的更是高達48.8%。
在收容人數高峰期,仙甘學園最多曾經擁有5,759名院生,收容時間從1年到11年不等,平均收容時間則落在4.1年。雖然名為教育機構,仙甘學園實際上卻摧毀了大部分院生的求學生涯,76.1%的院生在離開學園後並未繼續升學,維生方式則以擦皮鞋、撿破爛等底層勞動為主。
直到1982年終止運作,仙甘學院的收容作業進行長達40年,雖然經歷日本殖民與韓國本土兩個不同的政權,對於浮浪兒的方式卻始終如一。
然而,這些罪行卻未曾受到處罰,就連仙甘學園最後終止營運的理由,都只是因為「缺乏作為兒童設施的專業性」與「職員貪污」而已。
▌走出黑暗:訴說無法遺忘的傷痛
只要有人記得,歷史就不會被遺忘。而仙甘學園的黑歷史,則因為倖存者井原宏光的《啊!仙甘島》,開始被眾人所知曉。除了寫小說,井原宏光還花了16年的時間,積極與當地政府爭取設立慰靈碑。雖然最後相關人士「擔心引起民怨」,將設立地點由埋葬院生的墓地,改成距離1公里遠的京畿創作中心外,但過程中卻也了引起韓國本土的注意。
以2000年韓國文化電視公司(又稱MBC)在8月15日韓國光復節的特別報導為首,2014年慰靈碑設立後,相關報導也開始增加。配合威權時代落幕、轉型正義的風氣興起,受害者們紛紛出面,訴說慘痛的童年、控訴威權時代的國家暴力。
在所有出面的受害者中,或許就以金春勤(김춘근,音譯)最具代表性。從10歲開始,包含10年院生生涯、12年的職員生活,金春勤在仙甘學園度過22年的歲月,甚至在此認識前妻,生下一對孩子。以金春勤的回憶為基礎,作家紫午寧(자우녕,音譯)用三個貨櫃,建造了「仙甘歷史博物館」,並在2017年正式開幕。包含被用來作為刑具的木棍、院生曾使用的飯碗、服裝,以及各種相關文件,博物館的存在不只讓歷史更加鮮明,也提供了受害者們陳述故事的最佳場域。
因為小說、慰靈碑,以及博物館,仙甘學園的歷史早就已經不是秘密,然而一直要到今年5月,這條轉型正義之路,才終於出現曙光。
▌睽違10年再度重啟 「過去事法」帶來希望?
簡稱「過去事法」的《為真相・和解的過去事整理基本法》設立於盧武鉉政府時期(2005年),依照法案內容,政府必須成立的「為真相・和解的過去事整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調查日本殖民時期與威權時期發生的人權侵害案件。
不過因為法條明訂申請時間僅1年、調查期間則只有4年,委員會從2006開始運作,到2010年的調查終結,依舊留下許多案件未處理。
今年5月20日,韓國第20屆國會趕在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通過「過去事法」修正案,確定重啟委員會,包含兄弟福祉院、仙甘學園、西山開墾團等人權侵害事件,也被視為本次委員會的重點案件。隨著12月10日,仙甘學園受害者正式提交受害名單與證明用的院生資料,仙甘學園的轉型正義,似乎也迎來新氣象。不過這條追尋正義的路,或許會比想像中來得更加崎嶇。
事實上,早在去年就有國會議員希望以制定特別法的方式,為受害者爭取公道。當時更提到,由於已知加害者僅有首任院長,加上朝鮮總督府並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紀錄,「在僅有受害者方、且缺乏具體加害者的畸形情況下」,只能專注於1960、70年代的經營狀況。然而,就算是這段時期,僅有的也只剩下院生資料與證詞,就連當初仙甘學園使用的設施,也因為京畿道政府租借給一般民眾,出現保存上的困難。
此外,本次「過去事法」修正案,在通過的同時,也將「調查時間4年、可延長2年」,改為「調查時間3年、可延長1年」,並且刪除關於「賠償」的相關文字,也為這波轉型正義埋下伏筆。
「我們想要的並不多,只是希望能和一般人一樣,被同等地對待。」
如同美國科幻作家勒瑰恩小說《從歐梅拉斯出走的人》的翻版,在城市美化的口號之下,這些「被消失的孩子」成為經濟發展的犧牲者。當初的孩子如今已經紛紛凋零,如今他們也只能期盼3年的調查,能夠還給那段被搶走的童年,應得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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