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殘酷的親密正義(下):我愛我恨皮諾契
「2019年2月19日,一名66歲、身兼保母與清潔工的智利裔婦人——黎瓦絲(Adriana Rivas)——在澳洲雪梨被逮捕。黎瓦絲被指控在1970年代皮諾契執政時期,替國家情報局(DINA)工作,因涉嫌綁架7名重要的左派人士並將他們刑求致死,遭智利政府起訴。為了釐清這一段歷史真相,智利新銳導演、黎瓦絲的姪女奧羅茲柯(Lissette Orozco),拍攝了紀錄片《親密正義》,結果反倒更證明了她的小阿姨罪無可赦...」
2017年,《親密正義》完成後,奧羅茲柯將剪輯好的片子寄給黎瓦絲,卻換來幾條憤怒的語音訊息,稱這影片裡所言非但不是事實,而且充滿羞辱,「奶奶會發瘋都是你害的」、「你把家醜公開,會被報復」。
「她沒有預期到片子會是這樣,」在「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後台,奧羅茲柯向我們轉述阿姨的意見:她以為外甥女會收錄那些對她有利的說詞、她朋友的陳述,但奧羅茲柯卻沒有剪進去。我問奧羅茲柯為何不這麼做?,她聳聳肩:「這些人並沒有為她的清白背書,只是在情感上支持阿姨,說話沒有那麼刻薄而已。」
這部紀錄片的完成,即是親情決裂的開始:不只阿姨不諒解,大多數家人也拒絕跟她說話。
「智利在意識形態上是很破碎的國家,不只在社會或街頭上會展現立場,就連餐桌上也一樣,可能父母親各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吃個飯也會吵翻天。」奧羅茲柯坦言自己出身一個支持皮諾契的家族,對這段威權歷史一無所知,只要在家裡問起左派或共產黨,就只會得到「壞人」的答案, 她便無法再問下去。
這個大家族的反應,說明了當前智利內部氣氛與分裂:仍有許多民眾懷念並且肯定皮諾契政權,因為他解決了經濟混亂,維持了「國家安定」——即使這樣的混亂是美國與右翼所策動,而「安定」也是由美國主導政變而來。
美國長期在經濟上剝削拉丁美洲。到了1960年代智利不僅經濟資源因此流失,還被迫向美國借錢,成為美國最大債權國。於是,當左翼推派的阿葉德(Salvador Isabelino Allende Gossens)於1970年成功成為首任民選總統、建立智利第一個左派民主政權後,便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將重要事業和礦產國有化,並執行社會福利等改革。但這些舉措牴觸了美國國家利益,美國總統尼克森便對中央情報局下了指示:「把智利經濟搞垮,讓阿葉德上不了台,上了台也要趕下來。」
尼克森政權不斷策動智利反政府活動、經濟制裁以及禁運。1973年9月11日那天,擔任陸軍總司令的皮諾契指揮軍隊包圍拉莫內達宮(La Moneda),總統阿葉德與保鏢當時正躲在其內,而外頭街區都是士兵,首都聖地牙哥北方的港口也被海軍佔領。市內的廣播電台與電視台都被軍隊關閉,有些電視台甚至也早被轟炸了,但阿葉德心裡仍暗自祈禱,希望背叛他的只是部分軍人,軍隊仍然遵守憲法。
阿葉德似乎過於自信,因為這場政變不是單純由軍隊發動的,而是美國政府的強力介入。不過幾個小時,整個國家都被軍隊控制住,他們公開宣布:阿葉德在皮諾契將軍率領的政變下遭到罷免。
軍隊威脅轟炸拉莫內達宮,阿葉德仍拒絕投降。他在僅剩的廣播電台中發表了告別演說:「我得付出生命來博得人民的忠誠。我要告訴他們,我堅信我們種進成千上萬的智利同胞良心裡的種子永不枯萎。人民有著力量,他們能夠支配我們,社會進步不能夠被罪惡或暴力所阻止。歷史是屬於我們的,是人民創造了歷史。」
軍機盤旋在總統府上方,接著扔擲砲彈,坦克隨後跟上,待部隊進入拉內莫達後,只有阿葉德的屍體等著他們。
阿葉德的好朋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聶魯達(Pablo Neruda)在回憶錄的最後寫下這件事:
「他的被害是不讓聲張的:他被秘密埋葬,只有他的遺孀獲准陪伴那百世流芳的遺體。侵犯者的說法是:他們找到他有明顯自殺跡象的屍體。外國發表的看法是不同的。空軍轟炸之後,坦克立刻行動起來,許多坦克猛攻單獨的一個人——智利共和國總統阿葉德,他在辦公室等候他們,除了他那顆偉大的心,沒有任何人與他作伴,圍繞著他的是硝煙和烈焰。」
政變12天後,聶魯達死亡,死因至今不明。
為了拍片,奧羅茲柯在九一一當天,參加了一場歷史再現的活動——拉內莫達前,播放飛機盤旋的聲音,而後是阿葉德的聲明。即使是四十多年前的歷史,但站在空曠廣場上的所有人皆靜默不語,眼眶含淚;下一個鏡頭,切換到一個紀念獨裁者的集會。如半個球場般大的演藝廳裡滿滿都是人,高呼著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之名,大喊萬歲,他們同樣敬愛皮諾契。
獨裁或法西斯,對這一大群人來說,並不是罪惡,反倒是榮光。這些智利人崇拜且記憶這位獨裁者,稱他的新經濟政策帶來「安定」。但對於威權時期的受害者,與這個世界而言,他們記得的是他在政變後以軍人姿態掌權,立即中止執行憲法、解散國會、執行嚴格的言論思想檢查、取締左翼政黨,所有政治活動皆被禁止,同時極力剷除異己,威權統治長達十六年半。
這樣的內部矛盾,對遠在太平洋另一側的我們,並不是太陌生,從韓國到台灣皆是如此,在經濟發展的「榮光」下,是視而不見的鎮壓、血腥與社會控制。皮諾契政權綁架、凌虐、暗殺異議份子,讓他們「消失」在大眾眼前,甚至這塊土地上。
美國法律學者璐蒂.泰鐸(Ruti G. Teitel)曾在《轉型正義:邁向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中寫道:1970年代拉丁美洲的鎮壓顯示了國家的迫害,讓身體失蹤、讓國民消失,...只要國民一直處於失蹤狀態,那麼軍方就勝利,得以維持其統治權力,「國民的失蹤展現了變態的殘暴與極權統治」。
為了壓制異己,皮諾契政權不惜一切代價。 軍警沒有理由地抓捕民眾,如同電影《大失蹤》所現的情景,光是聖地亞哥國家體育場就集中囚禁了7,000多人。有的人被送到靠近南極的荒島關押,讓他們受盡苦頭。特務軍警會押著民眾,逼他們成為告密者,並指認「顛覆份子」,有時還會將「嫌疑犯」拖進任一屋室刑求逼供。
但受害的不只是左翼或自由派,重要的政治人物或官員也會遭到暗殺或攻擊,又或者被關進獄中拷打致死。 智利官方曾經估計:政變後一年半內軍政府逮捕了4萬1,795人,驅逐了9,167人,1,557人接受審判。
1990年3月11日,皮諾契下台,民選總統帕特里西奧.艾爾溫(Patricio Aylwin Azócar)上台,這個肅殺的恐怖時代才宣告終止。然受到1980年代修訂的新憲法制約,卸下總統職務的皮諾契,依然保留軍事總司令職務直到1998年,並且在智利參議院保有一個終身參議員席位。這讓他擁有司法豁免權。
因此,即使智利民主化後,官方旋即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透過政策與法令的修正、建立,步步追究威權時期的各種人權侵害案件,仍無法讓皮諾契負起任何責任。該委員會在1991年提出調查報告,指出智利警察、祕密警察(DINA)與司法機關,應對這段時期政治鎮壓的負起大多數責任,總統艾爾溫在威權統治時期拘禁與虐待政治犯的大型體育館裡,也透過電視演說向全國民眾報告,並代表國家道歉;但皮諾契卻提出反擊,認為「軍方保衛了故鄉的自由與主權」。
1994年一場慶祝軍事政變週年的彌撒裡 ,已卸下總統職位4年的皮諾契將軍甚至告訴當年的政變協力者,毋須為誰感到抱歉:
「我們要向誰請求原諒?向那些曾試圖殺害我們的人嗎?向那些打算毀掉我們國家的人嗎?向誰?他們才是應該對9月11日之前所作所為請求原諒的人。」
雖然皮諾契頑強抵抗,但智利的轉型正義之輪,並未因此停下,如「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委員會的成立法規裡指出:「事實真相得以揭露,唯有在這個基礎上...才可能創造達成真正國家和解的必要條件。」
一直到2010年,智利陸續成立三次調查委員會,持續調查包含監禁凌虐與被失蹤等人權迫害案件,受害者也從3,000多人上修到逾4萬人;在調查委員會外,從軍方到司法體系等等的加害者,也陸續遭到起訴判刑,例如DINA的情報頭子孔特拉斯(Manuel Contreras)被判超過500年的刑期;2017年,曾參與綁架、謀害百餘名左翼份子的「可倫坡行動」(Operation Colombo)的106名DINA特務,被以綁架和殺害的罪刑,判處541天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今年3月,也有11名皮諾契時期軍官遭判殺人罪。
但世人很難說智利的轉型正義是順利且成功的,全世界的轉型正義都面對類似的困難:從威權時期延續下來的強勢軍方,以及保守的司法體系陰魂不散。智利當然也相同。雖說1980年代新憲法給了皮諾契一個保護傘,但這個獨裁者一直到去世前,還是面臨幾次引渡或被起訴的機會,但卻因司法體系的庇護而落空——畢竟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他任命的。最後,他仍沒有因為自己的罪刑站上法庭,並且受罰,葬禮甚至還極具哀榮。
2015年發佈的一項調查中指出,仍有五分之一的智利人肯定皮諾契的政績,給予正面評價;但這項調查也指出,智利人並不認為這個社會已經達到和解,有76%受訪者認為過去發生的事讓社會持續分裂。2017年總統大選前的民調也顯示,即使軍事統治已終結將近30年,還有12%的智利人認為皮諾契是最好的領導者,而連任的皮涅拉走中間偏右路線,雖不是皮諾契的擁護者,卻也認同皮諾契主義的保守右派主張。
不過到了2018年,政變45週年時,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館長埃斯特韋茲(Francisco Javier Estevez)卻表示,智利人皮諾契的認同度似乎慢慢淡化:「人們已普遍認識到,在獨裁統治時期,基本人權遭到了系統和殘酷的侵犯。」
「如果我們往更多真相,而不是有罪不罰的方向邁進,那麼最終可能的結果才是和解。」埃斯特韋茲表示:「但如果沒有正義,沒有真理,也就不可能做到和睦相處。」
至今,威權時期的政治犯或受害者家屬——甚至加害者家屬——仍不斷聲討正義。例如,13歲就再也沒見過父親的洛可(Alicia Juicia Rocco),在失父的負面情緒中長大,獨自尋找父親,甚至加入了「失蹤與被拘留者」(AFDD)的親屬團體。她說,AFDD是第二個家,在這裡可以盡情談論自己的恥辱、憤怒和絕望,「對於父親或兄長失蹤這類事,沒人可以原諒,我們飽嚐他們在人生中缺席的苦痛,和解是不可能的。」
奧羅茲柯對我們解釋,她這一代年輕的智利人對過去並無所知,是因為拍片,才逐漸瞭解過去那段黑暗,也才知道家人的欺瞞。對她來說,智利意識形態之所以破碎,就是那些不願意面對歷史的大人花很多時間捏造事實,加上皮諾契的人馬還在政界陰魂不散。
「我是在拯救我們的歷史,我們的記憶。」奧羅茲柯說這部紀錄片的政治目的,是為了抗拒遺忘,「對我來說,遺忘是一種怯懦和防禦機制的巨大作為,為了生存,不論政府機關或人們都處在沈默的默契中,而這種默契影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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