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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倒台後大審重現:《阿根廷正義審判》直擊受難者恐懼與軍官傲慢

2024/05/24 阿潑

1985年4月22日阿根廷軍政府審判開庭,被告軍人進入法庭。 圖/維基共享 
1985年4月22日阿根廷軍政府審判開庭,被告軍人進入法庭。 圖/維基共享 

▌接續上篇:〈阿根廷正義審判:不讓國家錯誤被遺忘,紀錄片團隊追尋記憶之旅〉

「審判期間,法官家裡常常接到恐嚇電話,說要炸毀他們家,對家人不利。」

《阿根廷正義審判》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的第一天,該片剪接師阿爾貝托(Alberto Daniel Ponce)在廳外跟我聊到法庭幕後,他雙手上舉,做出誇張的動作,表達法官本來緊張的心情,「但後來他們就習慣了,甚至還可以輕鬆回話,但出庭的證人不一樣,他們都是受害者,被威脅也會害怕,卻還是願意作證,真的很勇敢」

他不禁感嘆,阿根廷之所以透過審判獲得公平正義,應該要歸功於這上千名證人的勇氣。

而這些封存於審判錄影的證詞,便是這部紀錄片的基礎。劇組並未給每個證人說出完整故事的空間,而是以非線性方式,讓背對鏡頭的證人陳述經由跳躍剪接而並置。而這280份證詞在片中堆疊推進,便形成強大的控訴力量,例如女性目擊者描述自己遭受的酷刑和性侵害的證詞,經歷各異然殘暴皆同,每個人每句話緊湊連結造成的張力,讓加害者罪行無可遁形。

儘管各個證詞都情緒豐沛且強而有力,足以發展出一個故事,但劇組選擇透過原始影像檔案重現審判現場,展示各種細節。例如民主化初期政治社會局勢的緊張,便可以從影像中感受得到:

「潛在的暴力、目擊者害怕遭到報復;這一切都體現在參與審判者的手勢、表情和聲音中。」

由於在當年審判現場中,攝影機是架在證人後方,所以《阿根廷正義審判》的觀眾在看這部...
由於在當年審判現場中,攝影機是架在證人後方,所以《阿根廷正義審判》的觀眾在看這部紀錄片時,同樣也只能看到證人背影。 圖/TIDF提供 

然而,正是因為原始影像充滿各式訊息,劇組認為,如果還要在如此海量的素材中,標註每個人的姓名、甚至插入說明,或許會太刻意引導觀眾,也會讓這部紀錄片變得過於可怕。因此,觀看此片的觀眾,一開始往往陷入迷霧,無法判別誰在說話,又發生了什麼事?但在習慣這樣的敘事方式後,便能從每個鏡頭中分辨每個角色、每個位置的差異。

以證人為例:由於在當年審判現場中,攝影機是架在證人後方,所以《阿根廷正義審判》的觀眾在看這部紀錄片時,同樣也只能看到證人背影,或是偶爾瞥見一張顫抖或哭泣的臉。

「觀眾看這部作品時要發揮想像。」導演烏里塞斯 (Ulises de la Orden)曾在受訪時強調:當證人講述那些酷刑、殺戮、兒女失蹤經驗時,「觀眾有責任想像那張臉的表情。」

在鏡頭前出現的案例,可能只是數百萬個故事中的幾個,但它們代表了眾多過往聞所未聞或銷聲匿跡的故事。

「他們用電動鏟挖出了約70顆頭骨,還有一些股骨,一些包包…。對一個母親而言最大的羞辱,是看見自己兒子的屍體被丟在那,彷彿是餵狗的骨頭,就算是咬人的狗,你也只是綁住牠,不會那樣殺死牠。」

片中一位傷心欲絕的母親,陳述經歷時情緒激動無法壓抑,在審判長提醒她冷靜後,她不免反問:

「我兒子也應該有機會受審,我兒子也應該出席這場審判。為什麼不?」

骯髒戰爭期間的刑求所「海軍電機學校」現已改建為人權紀念館,館內貼著軍政府獨裁統治...
骯髒戰爭期間的刑求所「海軍電機學校」現已改建為人權紀念館,館內貼著軍政府獨裁統治期間,「被消失」的受難者照片。 圖/美聯社 

「審判」或許也是這部紀錄片的關鍵字眼,而骯髒戰爭的問題,即是當局面對異議者或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皆未曾經過司法程序「定罪」,而是以「法外處置」,或說是法外處決的秘密行事,大規模地讓人民肉體或聲音「消失」。

檢方在結辯時,也是如此強調:

「沒有審判,就沒有犯罪。因此,所有遭受軍事獨裁、阿根廷國家酷刑和謀殺的人都無辜死去,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為他們小心翼翼地不留下任何記錄。」

證人充滿情感的證詞與獨裁政權的罪行,雖是《阿根廷正義審判》亟欲呈現的內容,但法庭上其他角色的言行態度,也能在檔案重現過程中顯露──檢方為被害者發聲的氣勢、法官的中立主持的風度,以及辯方模糊其事和輕率的態度。

例如,聽證會開始不久,被告方的辯護律師首先提出異議:他們一堆人擠在台下,甚至沒有麥克風,而檢方卻高高在上,「辯方完全無法與檢方平起平坐。」

法官則答:因為檢方只有2個人,但辯方卻多達22人,唯一的解決方法只有辯方輪流上台。

但當辯護律師仍強力要求檢方要跟他們一同坐到台下,法官則淡淡回以:「可以了。」

在整個聽證會過程中,辯護律師因不當詢問,數次被法官制止後,怒而強調:「1976年代的阿根廷司法系統是很有尊嚴的」,並對自己的「權利遭到打壓」表示異議。

面對這些被軍人政權豢養許久、在法庭上仍倚勢的法律人,法官也只能這麼說:「不必叫紀錄顯示任何東西,若你認為你有某項權利,就行使它,權利不是用來宣布,是要行使的。」法官也需要一再提醒他們。

觀眾甚至還可以看到某位辯護律師心煩意躁地用翻閱報紙,藉此表達他的蔑視。反覆看過這530小時紀錄的阿爾貝托直坦言,法庭紀錄是枯燥無味的,但無論如何處理,習慣軍政府作為、對人權侵害毫無意識的辯護律師,自是不理解這場審判的價值,而這就反映在這22個辯護人沒有準備、不具策略,只能不斷阻止審判,或是否認一切的表現上。

而這也表示,即使是粗糙原始材料,經過處理後,許多問題也不辯自明,帶有證據力。

法庭上眾人的言行態度,也在檔案重現過程中顯露──檢方為被害者發聲的氣勢、法官的中...
法庭上眾人的言行態度,也在檔案重現過程中顯露──檢方為被害者發聲的氣勢、法官的中立主持的風度,以及辯方模糊其事和輕率的態度。圖為被告方的辯護律師與被告軍人。 圖/TIDF提供 

「但我也要說,辯方的表現,還有法庭上有人鬧場、昏倒等意外插曲,確實讓這本來枯燥、沉重的題材,增加了一點戲劇性。」阿爾貝托笑說,作為剪接師他看到這類出格的表現都特別興奮,因為有東西可以剪進去。

為這部紀錄片製造衝突感與張力的,不只有辯護律師,還有被告。從影片可知,被告即使出庭受審,依然神態自若,當證人陳述那些殘暴細節時,他們在座位上漫不經心地抽煙和閱讀報紙;無論進入或離開法庭時,他們甚至會發出嘲諷的笑聲。這些鏡頭都表明:這些人不僅蔑視法律,還蔑視他們有系統綁架、折磨、迫害的人。

更別說,從其意見陳述可知,他們自認無罪,認為是眼前的「政治」才使他們受此屈辱,而他們也盡可能迴避問題,拖延審判時程。

「我認為這場審判,起訴的對象不應該是軍政府,而是立場搖擺的阿根廷社會:這個社會先是派軍人去打仗,等享受到勝利的成果,卻驚恐於實際或想像出來的過度行為。我無需多說什麼來為自己的名譽辯護,在這場審判之前,我正直無玷,就算被判刑,這一點也不會改變。」軍方被告在一開始就如此主張。

直至中途,他們又再強調有罪的並非軍人,而是左翼分子,殲滅反對者是天經地義:「當時那是一場戰爭,比起傳統戰爭,那更殘酷、更痛苦,引起戰爭的不是軍隊,攻擊阿根廷人民的,是為了奪權而喪心病狂的顛覆分子,想要改變我國的方向。」

在聆聽了將近八個月的被害者證詞,被告立場仍然不變:「我相信正義,更相信神的正義與良心,勝過人類與歷史,既然我知道我是無辜的,我平靜、自信地等待庭上的判決。」

「但如果我們無法平靜地談論死者,又有誰可以天真地期待,能客觀地審判生者?有誰可以天真地期待,如此社會壓力下能有客觀審判?但如果庭上需要處理掉我們,就請便吧。我覺得自己有責任,但不覺得有罪,因為我沒有罪。」

這些託辭,讓檢察官忍不住在最後提出強烈控訴:「這裡審判的不是軍人的榮譽,相反的,審判的正是那些違反軍人榮譽的行為。」

1985年軍政府審判的檢方,只有檢察官與副檢察官2人。 圖/TIDF提供
1985年軍政府審判的檢方,只有檢察官與副檢察官2人。 圖/TIDF提供

《阿根廷正義審判》剪接師阿爾貝托在TIDF領獎。 圖/TIDF提供 
《阿根廷正義審判》剪接師阿爾貝托在TIDF領獎。 圖/TIDF提供 

儘管經過8個月審判和數以百計的證人出庭作證,法官1985年12月9日,針對9名被告做出判決,罪名包括剝奪自由、刑求及謀殺。包含發動骯髒戰爭的魏德拉將軍在內,有2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有3人被判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4人無罪釋放。

儘管因為1985年這場審判,阿根廷以「永不再犯」(Nunca Más)口號成為拉丁美洲與世界諸多國家談論轉型正義工程的教科書典範,但這場審判的判決及後續相關司法工作持續受到軍方干預介入,而出現擺盪;直到2005年才又重新啟動司法程序。在2023年,《阿根廷正義審判》完成之時,共有1,058人被判有罪、964人在受審中途死亡,22人在逃。迄今為止,還有許多法律訴訟仍在全國各地透過常規司法系統、由常規法官和法院進行。

雖說如此,現今右派總統哈維爾.米雷伊(Javier Milei)在競選時期即對骯髒戰爭輕描淡寫,於2023年12月上台後,更質疑骯髒戰爭的嚴重程度,甚至替遭到遊擊隊殺害的受害者「伸張正義」;而作為陸軍高級將領之女的副總統維拉魯埃爾(Victoria Villarruel)是「恐怖主義法律研究中心」的創始人,步入政壇前便持續替骯髒戰爭辯護,將國家恐怖主義描述為內部武裝衝突。

「維拉魯埃爾甚至還去監獄探望遭審判入獄的軍方將領。」說話總是帶著笑容的阿爾貝托談及此,少見地將臉拉了下來。

《阿根廷正義審判》在本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中,得到國際競賽類首獎。上台發表得獎感言時,阿爾貝托忍不住強調:右派勢力在當今世界崛起,而阿根廷的右派政府也正在破壞文化、干涉電影產業,

「記憶與正義是我們的座右銘,希望可以透過作品傳遞理念給世上所有觀眾。」

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種種不見光的侵害人權惡行,在19...
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種種不見光的侵害人權惡行,在1985年審判時逐漸揭露,卻只是冰山一角。圖為海軍電機學校(ESMA)。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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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資訊請見活動專頁: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責任編輯/賴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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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介入的旁觀者》《日常的中斷》,合著有《咆哮誌》《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 不同夢想》等。 ▎FB:島嶼無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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