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德國人自省大屠殺，夠透徹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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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的時候，我第一次走進毒氣室。當時，我是參觀我老家附近的哈達瑪爾（Hadamar）「安樂死中心」紀念館 。我記得那天剛好有一場演講，講者具體在談些什麼內容我早已記不得，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演講後的Q&A。

有位當地的阿嬤分享她個人的見解，說她們當年不知道哈達瑪爾有這麼一個屠殺身心障礙者的地方，演講明顯令她十分激動，或是說那個演講似乎有點冒犯到她，因此她開始幫自己及其他當地人辯護。當她又要談起「我們並不知道⋯⋯」時，場合的氣氛突然變了，坐後面一點的另外一位阿嬤站起來，開始大聲地反駁前者的言論，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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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德國仍然有不少人不願意面對這段歷史，更不願意面對自己所背負的責任。史奈德教授在《黑土》正式終結了這70年之久的謊言：不管是親身前往東歐戰場參與屠殺的幾百萬軍人、黨衛隊、警察，目擊屠殺的民政官員和女性幫手，還是留在家鄉剝奪猶太鄰居財產的德國人，大家其實都很清楚猶太人及其他弱勢群體的遭遇。

即便當年沒有親身參與壓迫猶太人，當時德國家家戶戶都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希特勒在書中宣揚他的種族優生學及對東歐「生存空間」的渴望，難道還有人能夠對壓迫猶太人佯作不知？即便如此，在終結謊言的同時，史奈德並沒有指責當時的加害者，他反而認為，在類似的生活條件及歷史脈絡之下，每個人都很有可能成為加害者，這也正是他在本書書名所提的「警示」，而這些條件為何，正是《黑土》最重要的理論貢獻。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書評中，稱《黑土》不僅是猶太大屠殺的重要歷史著作，更是一部政治理論作品。確實，史奈德所提出的理論，挑戰了很多過去對猶太大屠殺的主流歷史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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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她的經典著作《平凡的邪惡》中，批判納粹德國的官僚體系導致幾百萬人的大屠殺。反之，史奈德認為，官僚體系的衰頹才使得屠殺成為可能。他的核心論點是，在二戰期間，國家制度發揮了保護猶太人的關鍵作用。

他主要辨識的國家制度有三：公民身分（citizenship）、官僚體系（bureaucracy）、及對外政策（foreign policy）。

從統計數據來看，享有德國公民身分的猶太人，在二戰時期的生存率往往高於東歐國家的猶太人，因為後者的國家制度被德國消滅，使他們喪失國家的保障。公民身分讓人們得到官僚體系的保護。同時，獨立的對外政策讓納粹德國的邦交國有空間改變針對猶太人的政策，從原先配合德國要求逮捕猶太人，到二戰末期轉向與同盟國合作，選擇不配合德國將猶太人押解送至集中營。公民身分、官僚體系、及對外政策等三個要素，減慢了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速度，最終也阻擋了希特勒殺死全歐洲大陸猶太人的計畫。

反觀，大屠殺得以實行的關鍵前提，是德國鄰近國家政體被摧毀，史奈德稱這個戰略為「國家之消滅」（state 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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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當奧地利總理宣布「德奧合併」（Anschluss），奧地利實質上就毀滅了，並陷入了一種無法無天的狀態。宣布合併的隔天，維也納猶太人開始被侮辱，財產也被強制徵收。到了1939年，希特勒與史達林分別入侵波蘭。按照納粹政權的邏輯，波蘭這個國家從未存在，其法律不僅無效，也被視為從未存在過。據此，波蘭人（包含波蘭籍猶太人在內）一下子失去公民身分及由此而來的權利和保障。

對希特勒而言，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只是一片空空如也的土地，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原居民只不過是「次人類」（subhuman）。這樣的邏輯和推論，源於歐洲各國在非洲、美洲等地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史奈德將希特勒的意識形態及其對東歐「生存空間」的追求，放回殖民主義的脈絡裡，並將其理解為一種歐洲大陸境內的殖民主義計畫。

反省猶太大屠殺，史奈德教授提供我們三組重要的概念角度：殖民主義的脈絡、國家制度的作用、以及譯序所提蘇德「雙重佔領」概念。此外，本書最後三章，史奈德介紹當年「正直的少數人」，也就是拯救猶太人的好心人。根據針對他們的個案分析，斯奈德提出「什麼樣的人才會救猶太人」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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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加害者的後代，也在解放後的德國受過教育，我期許自己，如果今天生活在納粹德國的當下，我會是一個勇敢反抗，為了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而站出來的好心人。拯救猶太人對生活在21世紀，受過二戰教訓的我，是理所當然。但，按照史奈德的分析，對很多後來成為加害者的人而言，當初的選擇並沒有那麼截然對立的善惡二分。

從當時的政經誘因結構來看，拯救猶太人其實是非理性的選擇，最終決定冒這個險的人，通常是以宗教或超越一般民眾人道主義的價值觀為出發點的「正直少數」。

在德國，我們通常將猶太大屠殺視為是德國歷史的一部分。談到受難者，我們主要專注於德國的猶太人，往往忽略極大多數來自波蘭、捷克、烏克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蘇聯等東歐國家的受難者。事實上，猶太大屠殺的德國籍受難者「僅」佔所有猶太受難者的3%。身為中歐及東歐歷史學家的史奈德教授，將猶太大屠殺的歷史焦點重新調整，放回二戰的主要戰場，也就是希特勒所想要爭取的、德國以東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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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在德國的教育歷程，不可諱言，《黑土》令我發蒙振聵。在德國歷史教育中，除了俄羅斯之外，其他東歐國家只不過是德國暴行的客體，沒有任何能動性。

舉例來說，我上課的過程中，無論是政治家或受難者，老師連提都沒提過任何一位波蘭人的名字，更不用說解釋波蘭政府對猶太復國主義黨運動以及以色列建國的重要歷史貢獻。在德國，歷史教育的焦點主要還是放在德國以及西歐。德國對東歐的忽視也反映在媒體報導及語言教育的缺乏。如今，在德國只有0.1%的學生學波蘭文，學法文的反而有24%。

當德國反省並處理納粹德國的歷史遺產時，產生了兩個歷史性的弔詭，至今都深刻影響德國或甚至是歐洲人的政治社會生活：一是戰後德國主要專注於國內的猶太受難者，忽視了近在眼前的東歐鄰國的猶太人慘況；二是對猶太大屠殺的虧欠感，移情到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所作所為，例如對巴勒斯坦的各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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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德國人而言，尤其是加害者的第二代，猶太大屠殺的歷史有一種不可侵犯的神聖性。連身為加害者第三代的我，也有一點這樣的感覺，假如有人用希特勒或猶太大屠殺來比喻人世間的其他事件，我會覺得非常不恰當，畢竟納粹德國所進行的工業化屠殺，人類歷史上沒有發生第二次。因此，任何比較會是對受害者的不尊重。同時，對猶太大屠殺歷史的過度神聖化、象徵化有不少風險。

當我們只象徵性地維護猶太大屠殺的回憶，而不認真去研究、了解其歷史緣由，我們會失去察覺類似悲劇早期預警的能力，更無法阻擋其發生。由此想到台灣對轉型正義的討論，在沒有還原歷史真相的情況之下，我們不僅對於未來的發展瞎子摸象，更無法達到具體的社會和解。

根據史奈德教授在《黑土》所提出的論點，猶太大屠殺基於兩個重要的原因：生態恐慌（ecological panic）以及國家之消滅。無論是在德國或在台灣，生活在21世紀富裕社會的我們，早已經忘記缺乏糧食造成的飢餓是什麼感覺，我們也難以想像氣候變遷將帶來的政治衝突及社會不穩定。事實上，在非洲、中東等地，全球暖化第一防線地區已經開始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猶太大屠殺不僅僅是抽象的歷史責任，它更應該成為喚醒我們的即時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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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黑土》（聯經，2018）推薦序
原標〈關於罪行的記憶與被遺卻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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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

作者：提摩希．史奈德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18/06/08

內容簡介：人們長久以來對二戰大屠殺的刻板印象是，納粹德國透過精密的計畫，對領地進行全面控制，對外侵略的同時也對內屠殺。因此人們以為，形成大屠殺機制的關鍵因素是，一個高效能的國家威權，宣傳極端的種族偏見，運用極致冷酷的科學理性來進行種族清洗。知名歷史學專家提摩希．史奈德的《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正是為了打破上述迷思，嘗試將當前國際時局發展如何與二戰發生關聯，提出新的見解...，並揭示接下來的二十一世紀人類將面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