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懦弱謊言戰爭:結束越戰的五角大廈文件

2018/03/30 阿潑

「從1964年中期到1975年戰爭結束,整整十一年,我跟其他美國人一樣,身心都投...
「從1964年中期到1975年戰爭結束,整整十一年,我跟其他美國人一樣,身心都投入到越戰中...」 圖/美聯社

電影《郵報:密戰》的第一個場景是越南戰場,第一句台詞則出自一個無名士兵之口:「那個人是誰?」

丹尼爾.艾斯伯(Daniel Ellsberg),他替蘭斯代爾(Edward Lansdale)工作。

導演史蒂芬史匹伯俐落地在幾分鐘之內,帶出故事發生的關鍵:越戰與艾斯伯,但這兩個因素也迅速的在幾個鏡頭後退成背景——整部電影中,艾斯伯出現的次數不過三,時間不到5分鐘。但我們還是有足夠的線索理解這個人的樣貌:在蘭德公司(RAND)工作、曾赴越戰現場,知道國防部長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對越戰悲觀,不滿政府的謊言,於是私下帶出機密文件影印後,交付媒體

這個機密檔案,即是「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也是這個故事圍繞的核心,《郵報》以簡明且清晰演繹解釋這份文件由來:昔日積極主戰的麥納瑪拉,在1967年開始信心動搖,想知道美國介入越戰是否有正當性?這場戰爭的真相究竟如何?於是派人私下進行調查——艾斯伯即是其中一名研究員——兩年後,一部47冊、7,000頁,約250萬字的《越戰報告書》(即五角大廈文件)完成。

在蘭德公司工作、曾赴越戰現場,知道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對越戰悲觀,不滿政府的謊言,於...
在蘭德公司工作、曾赴越戰現場,知道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對越戰悲觀,不滿政府的謊言,於是私下帶出機密文件影印後,交付媒體——這就是丹尼爾.艾斯伯(中)的故事。 圖/美聯社

這份報告確實回應麥納瑪拉的疑問:甘迺迪詹森政府一直都沒說實話,虛報死傷人數,他們不看好越戰,卻因為美國顏面而不得不更投入戰爭。這份資料太過敏感,以致成為被封存的最高機密。

對於一部以媒體為主角的電影來說,《郵報》讓渡不少篇幅給這枯燥的歷史背景和文件內容,而且透過各個角色說出的「真相」,在今日看來似乎已是眾所皆知的越戰知識——至少在我前幾篇文章提到的論述資料,都是得利於這份文件——當時卻無人可知,因此,被讀出的每一句文件內容,都是「爆點」。

然而,正是以媒體與新聞自由為主軸,研究者與洩密者的動機與手段,就模糊不清,我忍不住好奇:身為國防部長,麥納瑪拉為何這麼做?作為軍事顧問的艾斯伯又為什麼甘冒入獄的風險洩密?

每篇影評僅以「反戰份子」四個字解釋艾斯伯,彷彿這一切是如此理所當然,於是,簡化了這場內部洩密案的行動複雜度與轉折。確實是轉折,我在艾斯伯的自述中讀到這段文字:

從1964年中期到1975年戰爭結束,整整十一年,我跟其他美國人一樣,身心都投入到越戰中,戰爭伊始,我只認為越戰不過是個問題,後來意識到越戰可能會演變成一個僵局,最後我才認識到這是一場道德和政治災難,是一宗罪行...

在那段時間裡,我無時無刻不在尋求各種方法,以避免衝突不斷升級,因為我在1969年後其所進行的活動,1973年初期我受到聯邦政府的刑事訴訟,可以說,我個人以及其他人所追求的目標和以此所做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人們對打贏這場戰爭所做的努力讚賞不已,但對於那些為結束越戰所做的努力嗤之以鼻——有人視其為失敗的嘗試,有人認為那只會裹足不前,還有人認為那是一次錯誤的道德實驗。

「人們對打贏這場戰爭所做的努力讚賞不已,但對於那些為結束越戰所做的努力嗤之以鼻....
「人們對打贏這場戰爭所做的努力讚賞不已,但對於那些為結束越戰所做的努力嗤之以鼻...。」 圖/美聯社

艾斯伯在《吹哨者的自白》這本書裡,完整揭露這段期間的諸多細節與心路歷程——他原本是個不折不扣的「鷹派人物」,精通冷戰,反對共產主義,尤其專事「遏止蘇聯的核彈威脅」,希望美國的介入,能讓蘇聯支持的共產黨會在越南失去領導地位。當時的他僅關心戰爭勝負,而非作戰的對象與原因,他認為這在當時理所當然,因為這種觀點是二戰與冷戰的遺產,而人們普遍認可。

然而,1961年因成為美國駐南越軍事顧問團一員後,艾斯伯很快就發現美國不可能獲勝,這種判斷根本不需要會越南語,也不用通曉亞洲歷史文化,就可以下結論,就像一般人不太需要具有專業知識,也能知道魚什麼時候會腐臭變質那樣,只要到了越南,一切都明顯可知。然而,回到美國後的艾斯伯,僅是跟上司討論「失敗的事態無法扭轉」,認為對越南的研究會以失敗告終,就沒有多做什麼了。他們打算「置身事外」。

當然,艾斯伯不可能真的「置身事外」。當時在助理國防部長麥克諾頓(John McNaughton)底下工作的他,常常得面對長官對外說謊或含糊其詞——即使後來為蘭斯代爾工作也一樣——像是有次一架偵測機在中國墜毀,他們就必須在十分鐘之內編造六個「謊言」。艾斯伯在麥克諾頓麾下學到:要嚴以律己,不可向其他政府官員洩密,還要考慮周到、善於撒謊。這種能力會產生某種保密機制,總統因此能執行自己的秘密外交政策,「保密程度之高,可能是那些消息靈通的人士,像記者或國會議員無法想像的。」

「保密程度之高,可能是那些消息靈通的人士,像記者或國會議員無法想像的。」圖為甘迺...
「保密程度之高,可能是那些消息靈通的人士,像記者或國會議員無法想像的。」圖為甘迺迪總統(左)與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右)。 圖/美聯社

艾斯伯在書裡寫道:人們以為,在華盛頓或一個民主政權中根本無法保守秘密,不管這個秘密有多敏感,你都可以在第二天的紐約時報上看到相關說法,但他認知到的現實並非如此,媒體上刊登的都是政府捏造的故事,是用來蠱惑、誤導記者和廣大讀者,混淆視聽正是保密程序的一部份。當然,美國畢竟不是集權國家,有些機密最後還是會昭示大眾,但即使這些資訊與人民息息相關,政府不但不會主動告知美國公民,還會塵封起來,一封就是十幾年。

作為政府一員,我親眼目睹國會、記者與大眾是如何輕而易舉地被愚弄,所以我一直無法尊敬他們,也不認為這些人可以領導國家,採取更有效的政策,正因如此,當政府散佈謊言,繼續愚弄大眾時,我要不保持緘默,要不直接參與或表示接受,總之,對於決策者們關心的真正問題,廣大國會議員、新聞記者和公眾一無所知。當時政府內部普遍認為,這些人愚昧無知,所以理所當然,應該由我們來處理關乎國家安全的大事。

這個時候政府內部都知道對越南決策有問題,但反對的聲音很微弱。艾斯伯沈默接受這一切,他的頂頭上司麥克諾頓也不斷告誡他「忠誠」的重要,而所謂的忠誠,就是「處處為你的上司著想」,上司的利益應該凌駕國家利益之上,如果提供的絕佳建議使上司或總統為難的話,就要三思而行。

所謂的忠誠,就是「處處為你的上司著想」,上司的利益應該凌駕國家利益之上。圖為19...
所謂的忠誠,就是「處處為你的上司著想」,上司的利益應該凌駕國家利益之上。圖為1968年,詹森總統在白宮疲憊地聽著自己正在越南前線服役的女婿,所傳回來的戰地錄音。 圖/美聯社

1966年,再赴越南的艾斯伯感覺到情況變得更糟了,麥納瑪拉也有同樣的感受——就像《郵報》開頭——艾斯伯被麥納瑪拉叫到機艙後面,由他向總統助理報告狀況,為他這個國防部長的觀點背書:向越南投入十萬軍力,什麼也沒有改變。然而,下了飛機的麥納瑪拉卻對媒體表示相反意見,「我剛從越南回來,我可以很欣慰地告訴你們,我們在各方面取得長足進展。旅途上的所見所聞,大大地鼓舞了我。」

電影的下個鏡頭,就是艾斯伯將五角大廈文件帶出影印,暗示麥納瑪拉的發言是洩密的引火線。但真實是,回到美國後的艾斯伯向麥納瑪拉提出備忘錄,批判美國政府支持阮文紹阮高祺,提議支持文職官員競選,由他們與北越談判,締造和平契機。

麥納瑪拉不但同意他的意見,也希望能阻止戰線擴大——兩個月前,他早已向總統報告和談撤退的戰略,也提交備忘錄,卻引起激烈反對。麥納瑪拉的影響力就是在這個時候消退,官位岌岌可危。

麥納瑪拉(圖)不但同意艾斯伯的意見,也希望能阻止戰線擴大——但華府高層,沒有人支...
麥納瑪拉(圖)不但同意艾斯伯的意見,也希望能阻止戰線擴大——但華府高層,沒有人支持他。 圖/法新社

1967年夏天,艾斯伯察覺到,越南問題源於政府高層對內部人員的欺騙心知肚明,卻聽之任之,最後將總統等高官帶入誤區;與此同時,麥納瑪拉則準備進行越南問題的歷史研究,試圖對現下的情況提出解釋。這研究就是前頭提到的越戰報告、五角大廈文件。

在這之前,艾斯伯一直以為是顧問或前方帶回來的報告盲目樂觀,致使總統等高層做出錯誤決策。直到研究完成後才發覺事實全然相反,每個錯誤的決斷都跟政府的悲觀主義有千絲萬縷關係,但他們卻刻意將一切真相隱藏起來。因為總統本人,就是問題所在。

當我親手拿到泰勒交給總統的建議書,親眼看到他下的判斷時,以前的困惑全迎刃而解,所有媒體報導都與現實不符,所有官方的聲明都是騙人的謊話。

之後,艾斯伯試著將一些機密文件交給議員或官員,揭露總統隱瞞欺詐的行為,他也將關於春節反攻的資料給《紐約時報》的尼爾.希恩(Neil Sheehan),讓他報導報導。

越戰的三大名記者,在越南前線的合影:《紐約時報》的大衛.哈伯斯坦(左)、《美聯社...
越戰的三大名記者,在越南前線的合影:《紐約時報》的大衛.哈伯斯坦(左)、《美聯社》駐西貢特派員麥爾坎.布朗(中),以及當時在《合眾國際社》後來跳到《紐約時報》的尼爾.西恩(右)。 圖/美聯社

如果戰爭是非正義的,那麼也就意味著,美國人或自1950年以來受美國人資助的傀儡政府殺害越南人,這也是違背道義的。除了屠殺,我再找不到其他的詞來對此加以形容。這是大屠殺,難道結束這樣一個屠殺政策不是當務之急嗎?

這是艾斯伯讀完五角大廈文件的感受,並產生了一種迫切的使命感。這個時候的他不僅希望避免戰爭升級,還渴望全面結束戰爭,

當時美軍對中南半島的轟炸有增無減,只要媒體報導,五角大廈就會提出解釋,而後大眾就會被說服。五角大廈文件的研究結束在1968年3月、尼克森接任總統職務前,對尼克森政權而言,這份文件不過就是「歷史」,於他並無威脅。艾斯伯不認為這會改變尼克森對越南的態度,所以,還是進行體制內的遊說。

艾斯伯不斷遊說議員和關係者,不斷受挫,即使如此,仍然沒有考慮過面向公眾,直到看到美國特種部隊在越南實行暗殺的新聞,驚覺屠殺沒有停止,而政府依然謊言連篇,於是動念影印五角大廈文件:「再也沒有人能讓我說謊、再也沒有人能要求我說謊,再也沒有人能告訴我,因為有人讓你這樣做,所以撒個謊無所謂,再也沒有人可以說出上述那番話,再也沒有人可以認為我必須遵守他的命令。我也不準備聽從任何人的命令。再也沒有人可以對我指手畫腳。」

「如果戰爭是非正義的,那麼也就意味著,美國人或自1950年以來受美國人資助的傀儡...
「如果戰爭是非正義的,那麼也就意味著,美國人或自1950年以來受美國人資助的傀儡政府殺害越南人,這也是違背道義的。」圖為華府的反戰示威與憲兵。 圖/美聯社

1969年9月31日傍晚,艾斯伯開始執行計畫。這四十七卷文件佔據保險櫃的兩個抽屜,足足八英尺高,他必須很謹慎地將這些文件帶出影印,但他還是沒有放棄遊說政府,與蘭德的同僚聯名寫公開信,投書《紐約時報》,呼籲美軍在一年內撤軍。但這個行動激怒了其他同事,批判他們不負責任、缺乏職業道德,破壞他們與國防部的關係。艾斯伯因此受邀出席公聽會,反覆論述自己的主張。

最後,艾斯伯發現自己無路可走了,於是,再次找上《紐約時報》的希恩。

當時,除了大衛哈伯斯坦外,記者中就屬希恩最反戰,更別說他與艾斯伯合作過。但希恩在跟他會談後,表示要回報社尋求同意,但拖了好一陣子都沒有下落。他說,報社內部遲遲無法決定這件事,所以派他先去做別的題目,但他還是希望先拿到一些文件,等待時機——很久之後,艾斯伯才明白,希恩根本不需要他的同意,也不用那些副件,他們老早在一個月前就偷偷潛入艾斯伯的飯店,取走千頁文件去影印,再火速訂好希爾頓飯店的房間,埋頭研究、撰寫評論。

後來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1971年6月13日,《紐時》以頭版刊登的獨家新聞震撼全美,也引發尼克森政府與媒體的對峙狀態。如同電影結局那樣,媒體勝訴,新聞自由在這起事件中被確立,「五角大廈案」成為美國新聞史的里程碑,而自由派大法官雨果.布拉克(Hugo Black)所寫的判詞自此成為經典:

只有一個自由和不受箝制的新聞界,始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騙手段...。

五角大廈文件的研究結束在1968年3月、尼克森接任總統職務前,對尼克森政權而言,...
五角大廈文件的研究結束在1968年3月、尼克森接任總統職務前,對尼克森政權而言,這份文件不過就是「歷史」,於他並無威脅。圖為1969年訪視越戰美軍的尼克森總統(中)。 圖/美聯社

「只有一個自由和不受箝制的新聞界,始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騙手段...。」突圍19...
「只有一個自由和不受箝制的新聞界,始能有效地揭露政府的欺騙手段...。」突圍1971年7月,最高法院判決前夕,現實中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瑟琳.葛蘭姆(左)與編輯班.布萊德利(右)。 圖/美聯社

然而,尼克森政府並沒有為此道歉,越戰也沒有因此終止。但這7,000頁的五角大廈文證明白宮對人民的欺瞞,並在反戰怒火上再澆一大桶油。而在這起事件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的艾斯伯,則成為華府的眼中釘,尼克森不但派人潛入精神科醫師辦公室,竊取艾斯伯的病歷,還竊聽他的電話,為的就是要「詆毀他的形象與可信度」。當然,起訴是免不了的。這個時候,尼克森政府仍擔心他手上還有其他機密。

接著發生的事,大家也知道——隨著水門案爆發,尼克森陷入醜聞,也影響法院對艾斯伯的判決:

沒有任何調查可以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因為政府一直在向民眾隱瞞其所做的違法行為,因為政府一直在告訴法院,相關文件和記錄已經丟失或銷毀...針對被告的指控招致了非常嚴肅的法律問題,所以我傾向於結束本案。

而尼克森也不免進行反駁,他說:「在國家安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居然被擊垮了。惡名昭彰的小偷成了國家英雄,逃脫法律制裁,《紐約時報》因竊取文件而獲得普立茲獎…他們竟然指責我們是小偷,要將我們繩之以法,怎麼會走到今天這般境地呢?」

但這並非整個事件的結局。結局是,國會首次投票反對總統進行的戰爭,美國國會通過對財政控制,收回9年前下放給總統的權力,國會正在停止美國發動的轟炸。越戰,終於結束了。

越戰,終於結束了。 圖/美聯社
越戰,終於結束了。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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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誰的「啟示錄」?

阿潑

一日文字工,終生工文字。時常離開台灣,就是離不開地球。著有《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 不同夢想》《介入的旁觀者》,合著有《咆哮誌》等。 ▎FB:島嶼無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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