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揚的赤旗(下):日共左翼之路,牽動政局的關鍵
於1920年代創黨的日本共產黨,經歷了草創期的不穩與覆滅後,在戰後迎來了轉機。戰後的日共,對外面對蘇共與中共,對內面對其他左翼政黨、新左翼學生、工會勢力、日本政府等各方勢力,於幾度動盪後,最終在70年代確立了對外獨立自主,對內為左翼議會政黨的定位,成功重建黨組織,並在與社會黨聯手之下,於1979年大選迎來了眾議員席次的高峰。然而勝利美酒正酣之際,危機已再度降臨。
在1980年1月,社會黨與在70年代後半,轉向「反共保守」路線的公明黨達成聯合執政協議,社會黨並承諾與共產黨分道揚鑣。因此原本在革新旗幟下團結的各地方政府、議會及社運組織當中,都發生了因支持政黨不同而生的分裂。在野黨的主流從「社共革新共鬥」轉換成了「非自民、非共產」,日共在主流政治當中遭到有意的排除,處境日漸艱困。
▎八零年代:反共浪潮來襲
除了昔日盟友的割席之外,國際情勢也不利於日共。70年代末,中國出兵越南,蘇聯出兵阿富汗,即便日共並不支持出兵,但兩位社會主義老大哥的「侵略者」印象,仍成為政敵宣傳「反共」的絕佳材料。而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更是讓社會主義在日本的形象跌到谷底。緊接著蘇聯底下東歐各國的經濟與政治危機爆發,終至蘇聯崩壞,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信用破產,連帶日共的政治綱領也備受質疑。
面對逆風,日共高舉革新旗幟,持續與無黨籍人士、反核運動等勢力結盟,與社會黨競逐各領域的組織資源。1989年不滿既有總工會與特定政黨結盟的部分工會,成立了新的總工會「全勞連」,主張與各黨等距外交,不要求下級工會支持特定政黨,但一般認為當中成員較為親近共產黨。不過,黨組織與議席數仍舊持續下滑,1979年眾議院41席的高峰,到了1990年時僅剩16席。
▎九零年代:在野勢力的重整與日共的復活
往保守靠攏的社會黨,雖然在1990年的選舉大勝,但1993年時自民黨改革派出走組成數個新黨,被瓜分票源之下以大敗收場。然而選後自民黨失去過半席次,社會黨與其他在野黨組成了「非自民、非共產」的細川聯合內閣,達成了睽違數十年的政黨輪替。新政府推動了從中選區(複數當選者)改為小選區(單一當選者)的選制改革。一般認為將有利於兩大黨制的形成,小黨如當時僅剩15席的日共,在被執政聯盟與自民黨雙方排除下,恐難逃泡沫化的命運。
然而,日共並沒有如預想般走向泡沫化,反而在1996年回升至26席。其原因首先是細川內閣僅維持了短命的八個月,希望持續執政的社會黨,在選後選擇與自民黨合組聯合政府,並在自衛隊、安保、核電等議題上大幅靠向自民黨,1996年更修改黨名為「社會民主黨」,正式訣別了「革新」路線。對新政府改革失敗以及社會黨保守化失望的革新選票,就流向了唯一未參與細川聯合內閣的共產黨。
除此之外,根據法政大學教授五十嵐仁的分析,日共擁有獨立的資金以及黨組織,當時政壇弊案連連之下,資源不假外求的共產黨更顯得清廉,在複數選區制的地方議會更是保持著四千席以上的實力,黨內智庫的政策實力亦為人稱道。在精確體察民意之下,總能夠提出吸引選票的政策爭點,並柔軟調整立場,以爭取廣泛支持。這都是日共得以挺過小選區制考驗,反而在社會黨崩潰後(1996年眾議院大選僅剩15席)逆勢復活的本錢。
▎千禧年後:牽動政局的關鍵少數
前述「非自民、非共產」的在野聯盟,於1998年成立了民主黨,2003年與自由黨合併,終於在2009年取得眾議院過半席次,再次實現政黨輪替。
另一方面,始終與這些合縱連橫無緣的日共,採取了全選區提名的選舉戰術。站在民主黨的角度來看,反共的代價就是在小選區制下,不滿民主黨的革新選票若流向日共,提高了敗選的風險。而共黨遍佈全國的黨組織與地方議員,其基礎並非大雜燴的民主黨所能匹敵,民主黨的地方議席數也一直遠不如自民、共產、公明三黨。
但與此同時,日共也需慎防在民主黨往中間靠攏後,自己被認為過度偏激的問題。因此在2004年面對在野整合與自民黨的頹勢,日共修正了黨綱,針對自衛隊與天皇制兩點,從向來的堅決反對改為「在民意基礎上解決」,被認為是實質妥協。更重要的是,新綱領寫明了現在的日本「不需要社會主義革命」,將在現有的政治架構下,追求以民主改革為內容的民主革命。這毋寧是進一步向現實政治情勢靠攏,希望撕下「偏激」的標籤。
在3.11大震災之後,反核運動讓日本沉寂數十年的街頭抗爭再起,並衍生出反仇恨言論、反特定秘密保護法、反安保法案等相關抗爭。在民主黨還未走出失去政權以及核災處理失當的低潮之下,日共並未放過這波民氣。在轉向堅定反核後,於2014年大選,成功再次接收了「反自民黨、對民主黨失望」的選票,眾議院席次從8席增加到21席。地方議席則仍保有2760席的實力。
▎舉足輕重的一面紅旗
在反安保學運團體「SEALDs」的促成之下,日共審時度勢,跟其他在野黨一同站上了抗爭的舞台,宣告加入在野聯盟,在各選區整合出單一候選人。整合雖然在2016年的參議院選舉奏功,但仍未能對執政聯盟構成足夠威脅。而民進黨(原民主黨與維新之會合併後成立)在2017年眾議院大選前夕,黨主席前原誠司宣告跟原自民黨的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領導的「希望的黨」合作,打算重現「非自民、非共產」的在野整合,與日共劃清界線。
然而,從民主黨政權時代的反核運動開始,已蓄積了數年的民意,並未就此買單。在黨主席選舉敗選的枝野幸男,延續近年社運所訴求的反核、反安保、反修憲路線,另組立憲民主黨。日共也及時伸出橄欖枝,最後自身席次雖下滑至12席,但立憲民主黨在日共禮讓與助選之下,席次超越了希望的黨,成為了最大在野黨。
前原在選後仍強調決策沒錯,因為他「絕對不將黨魂賣給共產黨!」而另一方面,《朝日新聞》根據實際票數計算,假設在野聯盟維持整合,在日共組織票挹注下,將能多拿下六十席。這足證無論是正面負面,日共在路線或是選票上,作為關鍵少數,仍有著席次以上的影響力。
回顧近百年的日共軌跡,先是從革命政黨轉換為議會政黨,此後日共與主流政黨的關係不斷變化,路線上也持續修正,尋求同時維持左翼信念,又貼合現實民意的平衡點。就當前局勢而言,日共成功適應了戰後的日本政治,並且成為在政局上舉足輕重的小黨。然而比起曾經自信高舉的「民主聯合政府」,未來究竟如何才能擺脫小黨定位邁向執政,此一難題仍然考驗著今日的日共。
台灣在解嚴後的政治發展歷程中,曾有一些左翼政黨出現,然而至今仍未能站穩腳跟,然而乘著民進黨倒向財團的民怨,今年的地方選舉又將是關鍵一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回顧近一世紀的日共歷史,在未來的左翼政治之路上,當有許多可以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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