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Rappler」撤照風波：杜特蒂殺向記者的復仇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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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6月29日——即總統杜特蒂卸任前、小馬可仕宣誓成為總統前夕——菲律賓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以當地獨立媒體《Rappler》有外資介入、違反憲法的理由，向該媒體發出撤銷執照的公函。在杜特蒂六年任期內，《Rappler》因揭露其反毒戰爭而不斷被對付，如今的撤照風波更像是杜特蒂下任前的挑釁宣示。本文作者將從該撤照風波一事，梳理菲律賓的新聞業歷史，尤其杜特蒂如何使用「紅色標籤」全面鎮壓新聞自由——這當中，《Rappler》僅是顯著個案，更多揭露真相的地方記者持續受到騷擾與生命威脅。而這在獨裁者之子小馬可仕上任後，又是否能有任何改變？答案不見得樂觀。

「新聞自由」對亞洲絕大多數國家而言，或許是種「奢侈」。至少，菲律賓的媒體工作者與新聞研究者，在評論自身所處環境時，從不諱言其危險性，甚至直言：就記者這行來說，菲律賓是最危險的國家之一。

一個國家民主化程度與新聞自由度幾乎成正相關。至少，新聞學告訴我們，擁有健全的媒體監督機制，政府就不會偏離民主軌跡。因此，人們很容易想像在戰火肆虐或獨裁統治的國家，新聞工作者的基本權利無法得到保障。一位阿富汗記者曾試著以雲淡風輕的語氣，描述在該國工作的處境：「一出門採訪，就可能死亡。」

這是2010年國際記者聯盟（IFJ）亞太地區大會的一個討論現場，我點點頭表示可以理解他的掙扎，但心裡又不免感覺這話說得有點誇張，不料，其他亞洲國家記者此起彼落附和，爭相分享魂斷採訪現場的故事。但這一年，除了中東戰地，沒有那個國家案例能超越菲律賓──因為，馬京達瑙省大屠殺（Maguindanao Massacre）才發生半年，在這個慘案中有58人死亡，其中32人是記者。他們並非奔赴槍林彈雨之地，僅僅是出門採訪一場競選活動，生命就此終結。

在菲律賓，媒體的興盛與政治始終密不可分。菲律賓調查新聞中心的創始人之一的希拉·科羅內爾（Sheila S. Coronel）便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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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概念或許也可與台灣新聞業發展來理解──殖民時期知識份子辦報爭取人民自主，到白色恐怖時期記者的夾縫發聲──菲律賓媒體的進程亦與台灣類似：殖民時期，黎剎等革命家們透過辦報來發動獨立運動，戰後雖是媒體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但在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的獨裁壓制，並施行全國戒嚴的情況下，首先受到侵害的即是新聞自由：媒體報導受到嚴密審查與管控，許多新聞記者或被監控、或被逮捕刑求，受到軍事審判，甚至死亡。

直至1986人民革命後，大眾媒體顯得多樣化，但其功能未必稱得上健全，有些媒體成為政權的看門狗，有些則注重娛樂。而「真正的記者」，則時常處於高度風險之中。馬京達瑙省大屠殺發生時，距離菲律賓人民革命已近25年，意味著這個國家擺脫戒嚴、實施民主制度達四分之一世紀，但仍無法保證新聞工作者擁有安心工作的環境。

依據記者保護協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的資料庫數據：自1992年開始統計至今，菲律賓共有152位記者遇害，若從杜特蒂執政的2016年算起，可查知的記者死亡數字為20人，確認死因為遭謀殺者，多達11人。而這些記者，若非是在日間的大街上 直接被槍殺，便是兇手直接在電台外或闖進私人住家開槍射殺；遭謀殺的原因多與他們正進行的報導有關，除了地方貪污弊案外，也有記者因反毒戰爭相關報導而遇難。

但這些刑案，幾乎沒有得到公平的調查，兇手不明，遑論接受法律制裁。CPJ甚至直言，以新聞工作的風險而言，菲律賓的危險度，長期以來都是最高，而在杜特蒂治下，對於媒體的攻擊更為升級──可不要忘了，杜特蒂在2016年當選後，就公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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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小馬可仕（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在今年總統大選，以壓倒性票數獲勝前後，眾多評論者爭相討論「威權的幽靈是否會隨獨裁者之子回歸」時，總讓我感覺不太對勁，畢竟這個討論方向，必須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即：在小馬可仕當選前，菲律賓確實是個民主國家，擁有可以被監督、糾正、問責的政治運作體制，這個國家的公民的基本權益，應能受憲法保障，媒體也能夠發揮第四權的功能，擁有自由監督政府的空間。但真的是如此嗎？

答案恐怕為否。若菲律賓真是個民主自由之地，2021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就不會以「言論自由為民主制度與永久和平的先決要件」為由，把和平獎頒給為菲律賓獨立媒體Rappler的共同創辦人瑞薩（Maria Ressa）。

而瑞薩之所以得獎，最重要的原因，來自其所屬的Rappler一直以來致力於杜特蒂執行的「反毒戰爭」與「法外處決」的報導，其對杜特蒂政權的監督與批評，也毫不手軟，故屢屢被杜特蒂公開羞辱，視為敵人，甚至透過司法與行政手段對付瑞薩與Rappler。

如同紀錄片《菲律賓的殺人執照》中所揭示的，面對獨立媒體Rappler記者提問，杜特蒂的態度極為惡劣，即便主持人試圖打斷他，轉移話題，仍沒有停止放砲：「你們惹到我了，寫這種報導就是朝政府丟糞。我都跟我的敵人說，出現在我面前，就等著被我呼巴掌。要不然就是吃我子彈，臭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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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杜特蒂的「狂言」，別說被當面羞辱的記者臉色難看，其他媒體記者或也感到不可置信，紛紛向杜特蒂確認：這個訊息是否也是針對其他媒體，若他們批評政府，也會有一樣的遭遇嗎？杜特蒂喝叱：「聽著，幹嘛說我批評媒體，你們還不是也批評我？我不能接受你們這些豬頭，混蛋。」「我可以讓你們這些混蛋倒閉。」

從他卸任前，菲律賓媒體狀態的「動亂」看來，杜特蒂確實算是「貫徹始終」、「言出必行」的領導者。2022年6月，他執政的最後一個月，有28個媒體網站──或許就列在他那名為「混蛋」或「豬頭」或「敵人」的筆記清單裡──在菲律賓電信管理局要求下，遭到封鎖。理由是：與左翼反叛團體互通、宣揚不實訊息。

而6月29日，即小馬可仕正式宣誓成為菲律賓第17任總統前夕，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Rappler有外資介入、違反憲法的理由，向該媒體發出撤銷執照的公函。這無疑是杜特蒂走出馬拉坎南宮前最強烈的動作宣示──至少在我看來，這個時刻這個動作，充滿了挑釁意味──西方世界竟為他的敵人戴上正義的桂冠，這讓他必須善用自己在馬拉坎南宮的最後一天，以及最後的執政權力。

Rappler被撤照一事，不僅激起國內民間團體與進步派政治人物的憤怒，就連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及參議員艾德·馬基（Edward Markey）等政治人物都表達不安抗議。而菲律賓前參議員亦是前司法部長的萊拉·德利馬（Leila de Lima）言詞更為犀利，宣稱杜特蒂政權此舉是計畫好的，實為其「復仇印記」（vengeful imprint），而這是他朝新聞自由發射的最後一顆「殺、殺、殺」的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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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菲律賓的新聞工作者承受高度風險，但杜特蒂執政這六年，新聞自由的排行與侵害紀錄更是難看。儘管各地區記者遭到暗殺的案例並不能都算在他頭上，但他的態度仍說明了一切──更不用說，其控制新聞媒體的手段明顯。

CPJ東南亞資深代表尚恩‧克里斯賓（Shawn Crispin）於今年5月針對菲律賓新聞媒體處境的分析中，依據該國媒體工作者與倡議者的意見，指出杜特蒂政權以三管齊下的方式來威嚇媒體：言語辱罵、攻擊社群媒體，及以撤照或商業利益的影響作為威脅。這些手段將使得他們在報導反毒戰爭或法外處決等敏感性議題時，進行自我審查。

而菲律賓全國記者聯盟（下稱：NUJP）秘書長強納森‧德桑多斯（Jonathan de Santos）則進一步強調「紅色標籤」（Red-tagging）是杜特蒂政權對付倡議者與媒體工作者的手段。2019年，與政府勾連的小報，也曾對NUJP貼上紅色標籤，稱他們與新人民軍等共產組織有關係。即便前總統艾若育也曾對NUJP與諸多新聞記者貼上紅色標籤，不過，杜特蒂執政時期因社群網站發展活躍，此舉更顯得明顯與氾濫。

紅色標籤，又被稱為紅色誘餌（red-baiting），長期以來就被菲律賓執政當局作為對抗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NPA）的工具。其作法是公開指控社運工作者、記者、政治人物其他人，是叛軍或恐怖主義者的一員。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亦發現，多年來，菲律賓軍方甚至透過法外處決或問刑的方式，解決那些涉嫌參與左翼活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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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局又是如何進行「紅色標籤」？杜特蒂的作法是：成立「終結地方共黨武裝衝突國家任務小組」（NTF-ELCAC)，國會給予該任務小組每年 170 億比索（325,000 美元）的預算，以支持執政當局的「紅色標籤」政策。而這個任務小組的主要領導者為軍事將領，他們負責的工作即是在社群媒體或官方聲明中，進行「紅色標籤」。

從NUJP的角度可知：「紅色標籤」對新聞自由的侵害，在於執政當局藉由將他們劃為「共產主義」、「恐怖主義」那方，暗示其報導與說法是「危險的」，這將意味著有影響力的觀點或議題會被排除，不被編輯台所採納，不會被播報或刊載──因為這些報導會被詮釋為「共產主義陣線」的行動。除此之外，這些記者將會遭到線上或線下的騷擾或攻擊，就算不是如此，他們報導的信度跟效度也會受到影響。

尤有甚者，被貼上紅色標籤的記者，還有可能被逮捕或遭到起訴。位在雷泰伊島的地方記者Frenchie Mae Cumpio，因為特別關注人權侵害與社會議題，在飽受到國安情治人員的監控騷擾後，終在2020年2月遭警察以「持有非法槍械」為由逮捕──與她一起被逮捕的還有四名當地的倡議者。被捕時才21歲的她，被認定為共產主義反叛軍的一員，至今非但未被釋放，還遭以「資助恐怖主義」的罪名起訴。若這罪名成立，Cumpio將可能被判40年的有期徒刑。

杜特蒂執政六年來，時常利用「紅色標籤」來威脅、騷擾媒體工作者，或是像對付Cumpio一樣，透過拘囚記者，使其「消音」。Rappler自也是「紅色標籤」的受害者，總統通信和運營辦公室（PCOO）的副部長巴多伊（Lorraine Badoy）──本身即是「終結地方共黨武裝衝突國家任務小組」的一員──時常在社群媒體上指控Rappler是新人民軍與菲共的盟友與「喉舌」，並稱瑞薩為「國家的敵人」。而瑞薩並不打算容忍這種指控，積極反擊，像是向菲律賓監察系統（the Office of the Ombudsman）提出陳情，認為巴多伊的行為違反公務人員守則，要求政府能對其做出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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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菲律賓執政當局慣常使用的「紅色標籤」，杜特蒂任內通過實施的《反恐怖主義法 》（The Anti-Terrorism Act of 2020）對新聞自由將造成何等造成侵害，則是下一階段觀察重點。

菲律賓大學大眾傳播學院新聞系的副教授瑪麗亞‧拉比斯特（Maria Diosa Labiste）曾針對杜特蒂執政期間，如何透過關閉ABS-CBN、駭客攻擊與紅色標籤等手段控制媒體寫下分析，並對《反恐怖主義法》的通過感到憂心：在此法的脈絡之下，執政者將可以依據自己對內容的喜好，去推定媒體是否「帶紅」，而預先對這些媒體做出限制。

對言論自由造成直接影響的，為該法第9條。依此條文規定，凡透過演講、公告、著作、標誌、招牌或同一目的之其他表現形式煽動以實施恐怖主義者，即會被認定為刑事犯罪。

該法對於恐怖主義以及「煽動」的定義不明，軍警恐怕會透過這種模糊的構成要件，去壓制新聞與言論自由，故NUJP 便提出批評，表示該法第 9 條違反 1987年憲法第3條與第 4 條規定：「不得以訂定法律來剝奪言論、意見表達或新聞自由，或人民和平集會和請願的權利。」

《反恐怖主義法》條文過於嚴苛，又給予當權者相當大的恣意空間，菲律賓最高法院收到質疑該法的合憲性的請願書高達37份，似乎成為菲律賓歷史上最受爭議、最被挑戰的法案。儘管反對聲浪強烈，最高法院仍於2021年12月裁定：除兩個部分違憲外，其餘部分皆屬合憲。今年4月，最高法院又駁回了推翻其裁決的上訴（MRs），此即為最終決定。

換句話說，儘管這部法案在杜特蒂任內通過，但能實際施行的，是新任的執政者，亦即1957年發佈全國戒嚴令、扼住新聞自由咽喉的獨裁者馬可仕之子──小馬可仕。

在這個情況下，現在我們可以來談談，威權的幽靈是否有可能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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