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來的「中華秩序」：中共的強國外交，揮霍多少經濟和人命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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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中華博弈：抉擇世界秩序的全球競爭》（八旗，2024）書摘

中共的外交政策讓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與其國內政策的代價是一樣的沉重可怕。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喪生在1946-1950年的中國內戰、1959-1963年的大饑荒（在許多地方是1958-1965年）、1966-1977年的文化大革命，從1940年代到2020年無數的政治運動、清洗和「嚴打」之中，以及過去幾十年管理不善或人為的諸多災難和流行病之中。

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境內，中共黨國似乎常常認為中國人命如草芥、可有可無。事實上，國內大量生命和資源的損失，例如大饑荒期間，很大程度上與北京的海外需求和事業有關，甚至直接由其推動。政治上最優的中國外交政策對中共統治者相當有利，但對中國人民來說卻是極為昂貴且致命。

短短幾十年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海外的戰爭死亡人數，就遠遠超過了美國兩個多世紀以來的戰爭死亡人數總和。大量中國人喪生在1950-1953年的韓戰、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1969年與蘇聯的邊界衝突、六○和七○年代的越南戰爭、1979年入侵越南及隨後長達十年的邊境戰鬥，直至2020年與印度軍隊發生的致命的邊境衝突；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未全面、更不用說可核實地公布中國士兵傷亡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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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長期以來隱瞞、忽略和無視戰爭傷亡的歷史已經有許多翔實紀錄。在習近平所謂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新治理」的「強國／大國外交」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然一貫地隱瞞中國人死於外國人手中的事實。

例如，2020年6月15日夜間，中印邊境衝突據報導致四十多名中國士兵死亡，而印方死亡人數是其兩倍，之後，北京只提供了一些翻譯錯誤的外國報告，提供給國人作為資訊來源，假裝沒有中國人傷亡。而印度則是公布了所有死者的詳細數目和身分。八個月後，只有在解放軍的一篇慶祝「新時代英雄主義」的報導文學中，才提到了在衝突中喪生的四名中國士兵。

1965-1966年，印尼的海外華人（許多人擁有中國公民身分）因一些所謂北京支持的政治陰謀而有數千人遭到屠殺，隨後又在1998年只因種族和民族仇恨而再次遭到大屠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抗議，但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統計或幫助受害者，更不用說調查和干預以懲罰肇事者了。 這比幾個世紀前的中國皇帝只稍好一點點，當時的中國皇帝不但沒有接受懺悔和賠償，反而讚揚和獎勵西班牙總督1603年在菲律賓殺害數千名華人，因為那些華人是膽敢逃離明帝國的「叛逆者」。

血腥程度稍低一些的例子還包括七○年代坦贊鐵路（坦尚尼亞至尚比亞鐵路）建設期間的死亡；2000年，三十六名中國人在前往英國途中死於一輛密封卡車內（每人向走私者支付了三萬美元）；2012年在加納、2016年在北韓、2020年在尚比亞等「友好」國家，數十名中國礦工、漁民和商人被警察殺害。每一則這樣的事件中，國人同胞的死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總是被掩蓋起來，通常被禁止提及和討論，更不用說進行紀念了。無論是否崛起，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就像在國內一樣明顯地漠視海外中國人的生命。

迄今為止，政府從未公布過去七十年來北京在海外花費的數據，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預算的粗略數字是非常不可靠也毫無用處。各種學術著作和軼事報導只能大致拼湊出中共在沒有得到中國人民同意和監督的情況下，為其政治目的而在海外大肆揮霍中國人民錢財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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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其獲得外部合法性的政治需要，甚至只是為了得到虛假外國政黨（有時只是外國情報機構的外圍）的象徵性支持，中共黨國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國家，祕密地大撒來之不易的硬通貨，即使中國人民當時嚴重缺乏硬通貨去從國外購買藥品和食品等基本必需品。為了實現其領導全球革命、反對和取代西方（和蘇聯）的雄心，北京向各種各樣與西方不和的國家、團體和個人提供了大量援助，其中顯然包括2020年代的阿富汗塔利班。大量外援甚至可能被用來營救一名在海外因犯法而有麻煩的中共高層領導的家人。

據報導，在截至2009年的六十年裡，中共向全世界一百一十多個國家提供了約三百六十六億美元援助，即使國內遭受貧困和饑荒，並且還大量接受西方大規模官方援助（光是1979 年至2003 年就超過一千零七十億美元）的時期也是如此。

在過去十年中，原本的對外金援噴灑已經膨脹成洪流，成為自覺富有的中共所進行的所謂大國外交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援助從2000年的低點開始呈現爆炸性成長，自2009年以來幾乎每年都大幅超越美國；過去二十年的外援累計總額現在估計高於美國，儘管中國的GDP（特別是人均GDP）仍然比美國低得多。

從2009年開始的大約十年時間裡，光是兩家國有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貸款，就比世界銀行還要多。習近平「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滾雪球，已分配了高達一兆美元（以今天的美元計算，幾乎是馬歇爾計畫的十倍），為那些不斷增加且常常備受質疑的項目提供資金，例如要在巴基斯坦北部部落地區修建油氣管道和高速運輸系統。

截至目前為止，中共慷慨金援的主要受益者，是俄羅斯和其他一些臭名昭著的國際棄兒，如北韓、伊朗、委內瑞拉和辛巴威，除了或許有些原油或礦產外，這些國家主要以反美主義而聞名。中共似乎一直奉行「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現實政治信條，很少考慮中國的真正國家利益，更不用說法律和道德原則了。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其對手塔利班政權看來已經成為北京最新的受惠者。

許多資金接受國，如利比亞和委內瑞拉，向來是違約大戶，一旦地方統治者垮台或更迭後，鉅額中國資金貸款就打了水漂。北京慷慨資助的許多「朋友」，例如阿爾巴尼亞，其實是反覆無常且極不可靠，有時甚至採取反北京的立場。在這方面，中國似乎正在重蹈前蘇聯的覆轍：前蘇聯曾無情地從俄羅斯人民手中榨取資源，實施其成本效益極低的全球援助計畫去在政治上反對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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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北京援助的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受益國的生活水準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比中國高得多。貧困甚至挨餓的中國人民，常常毫不知曉地被迫將財富轉移給中共認為對其維持執政目標暫時有用的人。據一位中國學者所說，北京每年光是向北韓提供的援助就高達六十億美元。習近平在2018 年的一次宣布中，就向非洲國家提供了超過六百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免費援助或無息貸款。

北京在教育資助上尤其大方，支出超過所有西歐國家的總和，賄賂幾乎每一個願意到中國學習的非洲和亞洲學生，以使其大學的「國際化」獲得更高排名。 為了聲望和宣傳，也可能是為了間諜活動和招募人員，甚至可能是為了官員幹部攜家帶口移民的願望，北京自2004年以來在美國資助了一百二十多所孔子學院（到2022年夏減少到十四所）以及五百多間孔子課堂。相較之下，類似的美國文化中心在中國設立的數量為零，北京曾允許設立的也只有過四所。

在部分城市，如紐約和亞特蘭大，曾一度一地就設立了三所孔子學院，爭奪為數不多的有興趣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本的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學生。到了2020年，全球孔子學院數量超過四百八十所（低於2018年的五百四十所），這可能是中共急不可耐、咄咄逼人，不惜一切代價模仿和競爭所謂西方軟實力或社會文化影響力的證據。

實際上，孔子學院使得中共得以在海外進行一定程度的宣傳，並讓有人脈和被選中的少數人藉以移民，而其高昂成本最終還是由中國人民買單。

像孔子學院這樣的計畫，美國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稱之為「學術病毒軟體」，其實並不便宜。中國通常為美國的每所孔子學院提供十五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以及十萬到二十萬美元的年度運營成本，其中有些更高。對於每名在孔子學院上一門中文課的美國學生，北京每年要支付八千美元的鉅額費用（通常不向學生收取學費，或者一個學期的課程只象徵性地收取五十至八十美元的費用）。

這與中國國內（小學至高中）每名學生每年得到的資助形成鮮明對比：官方報告中每名學生的國家資助額僅為三百九十一至五百一十美元（或按不同的方法計算為一千四百七十八至二千零九十二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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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俄羅斯的鉅額經濟援助和大力支持，似乎是出於中共領導層的政治利益，大大犧牲了中國的國家利益。透過涉及補貼貿易、資金注入和援助的不透明交易，俄羅斯獲得的中國資金遠多於任何其他國家，包括巴基斯坦和北韓。

2022年2月4日，中共在習近平—普丁聯合公報中，重申與莫斯科「上不封頂、無上限、無限制的戰略合作」，宣稱兩國「將共同完善全球治理」，隨後向莫斯科提供了大量新資金。

然而，普丁很快就因對烏克蘭的入侵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陷入尷尬境地。無論是否被莫斯科欺騙，北京都必須做出抉擇，要麼按照承諾無條件支持普丁，冒著得罪西方和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烏克蘭的風險；要麼放棄對莫斯科的全面新承諾，讓中國的國際聲譽和信譽大打折扣，並冒犯克里姆林宮；或者繼續笨拙地騎牆不下，兩邊不是人。

很快地，北京就作勢大力支持莫斯科：2022年5月，俄羅斯成為中國最大的原油供應國，供應量比前一年增長55%，價格為每桶一百二十六美元，比市場價格高出約10%（布倫特和OPEC價格）。 幾個月後，中共領導層的第三號人物栗戰書公開在海參崴告訴俄羅斯東道主，北京「支持並理解」莫斯科在烏克蘭「保護其核心利益」的行動，並一直在「策應」克里姆林宮。中國的財政和中國的國家利益，以及居住在烏克蘭的中國人民，都受到北京與挑戰現行世界秩序的獨裁政權同志情誼的不利影響。

俄烏戰爭發生後，隨著西方開始歷史性地團結起來，進行政策重新評估和重新定位，中共與莫斯科的勾結給中國帶來多方面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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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花中國人民的錢來獲取海外合法性和影響力，除了明顯不合成本效益並展現其自私之外，中國的鉅額資金外流，以各種對外援助和「大外宣」計畫（自2009年起）的形式支出，顯然已成為許多黨國官員貪汙外逃的流行而隱祕的方式，例如，透過昂貴且可疑的中介機構聘請外國名人進行宣傳。 以高昂代價在國外打造負責任「大國」形象，卻伴隨著鉅額、不透明的支出，這很顯然是言行不符。

與國內普遍存在的腐敗現象非常相似的是，負責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透明的海外預算的中共幹部，經常由貪婪的「白手套」代理人和中間人（通常是些官員信賴的海外華人或外國人）協助，暗中與受益國的關鍵領導人勾結，特別是在那些既不存在法治也不存在新聞自由的地方，他們往往只是讓自己、家人和親信大撈一筆，然後就移居國外。

關於對外援助和投資企業的假項目和假發票、中國官員與資金接受者之間的鉅額回扣和交換條件，以及非法資金轉移和洗錢等，都已經有極豐富的案例報導。

由此造成的中國公共資金的大規模「消失」，很容易被歸咎於無法管控的外國接受者。正如一位中國博客指出的，北京的對外援助往往是中共黨國幹部「偷取」人民錢財的瘋狂搶食行為，他們再付點錢給一些「乞丐國家」的官員來「當替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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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博弈：抉擇世界秩序的全球競爭》

作者：王飛凌

譯者：蔡丹婷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10/02

內容簡介：延續2017年出版的《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對古代中國秦漢政體和天下秩序的精闢解讀，以及2023年《中國紀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共展開周詳調查，以大量翔實數據證實其政治治理和社會經濟發展是次優化且災難性的；在這「中國三部曲」系列的最後一本著作中，王飛凌毫無保留地提出他對當前局勢的最大擔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正面臨一場政治體制與意識型態的迫切挑戰，如何能在這場危機中取勝？世界又將如何前行？這是一場生存博弈，並將悠關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