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香港製造》（上）：帶領香港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跨商」們
文／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有關香港歷史的論述，多以中英兩國為中心。這是自然之事，畢竟香港曾為英國殖民地，歷時百多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至中國。至於（特別是在二戰後）美國對香港發展有何影響，美國與香港有何關係，其所得的關注則相對較少。
▌本文是鄺健銘為《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撰寫之導讀，原題〈香港歷史研究補遺——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前世今生〉
▌美國與港英時代的非正式解殖
談論美國角色之時，論者多會聚焦於冷戰時期美國對香港的文化影響，被提及的案例包括《兒童樂園》與張愛玲。前者創於一九五三年，由友聯出版，其主編為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校的插畫家羅冠樵，是友聯出版年期最長的刊物。後者在一九五〇年代居於香港，期間著有《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品。兩者的共通點，是其文化生產背後皆得到美國資助，多少可被歸類為冷戰時期抗共的「美元文化」。
《兒童樂園》與友聯另一旗下刊物《中國學生周報》對香港世代不無影響。《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品則曾被納入美國新聞處的譯書計畫之中。關於《赤地之戀》，更有作者按外來既定大綱書寫之說。張愛玲據說曾對友人言：「《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
按照這種討論，美國對港影響，多只集中於文化範疇，與香港社會乃至政經發展之關連似乎相對淡薄。事實上，在一九六〇年代，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發生六七暴動之時，美國為何與如何與香港保持距離、持觀望態度，是學術研究課題之一。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以截然不同的角度梳理美國與香港關係。按照本書觀點，在二戰之後，港美關係較一般想像密切。本書不時提到英治與冷戰時期的香港「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本質上可以說是美國化。
▌「跨商」作為連結美國與香港的媒介
港美關係密切，原因是兩者能從彼此身上各取所需。在二戰之後，美國著力建立以其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若然香港在以美國為腹地的前提下經濟躍升、以美國知識與模式營商，這會有助輻射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在亞太地區間的國際影響力。從香港角度看，二戰後香港社會仍未富裕，若然得到美方資源，推動香港社會發展，香港「從第三世界躍升成為第一世界」便會變得可能。
結連此一港美關係的重要中介，是「跨商」，他們是本書的主角。作者如此定義「跨商」：「我會特別聚焦於流動、務實、適應力強的香港精英世代，並將之稱為『跨商』（straddling merchants）。第一代跨商，主要是華人銀行家、工業家、行政人員、學者、國民黨技術官僚，他們都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間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除他們之外，還有高達七十萬人到港。這些精英移民在逃難之時，失去了物質資產，但有別於一般說法，這不代表他們失去了一切。他們憑其家族網絡、學識、事業，擁有得天獨厚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進而能夠參與美國主導的新資本主義體系，並同時獲得第一手情報。」
「為了能夠成功移居至香港，他們以新策略行事。他們利用雙元文化網絡與技能，建立新事業與業務，專注經營跨太平洋的網絡流動，從一九五〇年代起推動以美國市場為主的出口導向發展。這些跨商之跨太平洋策略不但能夠累積財富，且也能催生新的經濟權力關係與特權。」
「這有別於世界其他後殖民地方，在那些地方，權力關係往往與國族國家環環相扣。這些跨商送自己的兒女到美國留學，入讀美國之大學，使之能夠繼承其無形資產，且也資助其他香港居民留學於美國，使之能夠協力於美國冷戰項目，乃至以美國方式重塑香港教育模式。這些活動令香港的跨太平洋之教育與商業網絡流動急速增長，香港這個英屬殖民地因而能夠扮演重要角色，令中國得以在一九七一年中美貿易關係恢復之後，重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跨商」、美國與香港社會發展
簡而言之，跨商是英治時期香港社會美國化背後的重要推手。他們利用美國人脈，引進美國資金與知識，協助興辦學校、建設大型屋苑乃至發電廠、支撐香港工業發展，甚至在冷戰時期以香港為中心，串連中美關係，為共產中國爭取美國最惠國待遇，方便其融入美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在此過程中，美國角色透過跨商之仲介，與港英政府協力，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猶如第二管治梯隊。跨商之源起，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的中國長江流域。當地的傳教士學校，以及其時中國的洋務運動，令美式教育逐漸成為中國新一代精英搖籃，與美國之間的連結，亦為這些精英造就事業發展機會。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不少中國精英南移至英治香港，展開新生活。他們善用美國人脈與資源重整事業，其事蹟繼而成為本書所述的跨商故事基礎。
本書所提的其中四個案例，包括：一，港島沙灣甘迺迪中心與官塘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二，香港中文大學之成立與發展；三，美孚新邨之源由；四，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沈熙瑞。這四個案例都頗能反映美國角色如何透過「跨商」，與港英政府協力，參與香港發展，甚至將香港經驗輸出國際。
港島沙灣甘迺迪中心與官塘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同樣得到美國國務院補助，金額達一百二十萬美元。甘迺迪中心之成立，是為紀念甘迺迪這位遇刺的美國總統，這所中心為特殊兒童提供教育。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則為三百四十位殘障成年人提供職業治療與訓練。這些社區建設成立的目標有二：一，孕育「香港公民」意識，令香港民眾自力更生；二，培訓香港潛在工業勞動力，為香港工業發展奠下基礎。
同類社區項目，多由美國傳教士以及華人基督徒精英參與營辦。他們在中共建政之後，從中國大陸移居至香港。事實上，世界復康基金會本地主管萊斯（Halleck Rose）是美國退休外交官。對港英政府官員乃至華人而言，這些社區建設有助穩定香港社會，他們樂觀其成。
香港中文大學首任校長為經濟學家李卓敏。到港履新之前，他就讀於美國在華傳教士學校，後到美國留學，曾為民國官員，於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總部工作，管理美國對華援助資源。及後他到美國西岸大學任教，其研究方向亦按美國冷戰需要而改變——李卓敏不再研究國際貿易，改為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
在其任內，不少學校發展資金來自美國，中文大學（中大）亦漸以跨太平洋大學作為定位。其大學圖書館管理以美國而非英國模式為標準，中大的校外評審人選及教員主要來自美國而非英國，學術榮譽制度亦與美國接軌，學校「國際化」政策以美國為重心，中大亦設立東亞乃至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而這類課程概念源於美國。
在一九六〇年代項目發展之時，美孚新邨是世界最大型私人屋苑，其資金來自美國巨企美孚石油，對當時香港而言，這是史無前例的投資計畫。美孚新邨源於港英政府的葵涌高速公路計畫，計畫觸及美孚的貯存庫用地，為作補償，港英政府提出換地建議，美孚新邨之發展計畫由此而生。促成此事的，是時任美孚石油執行董事宋啟鄖。他在一九五三年從中國移居香港。在此之前，他居於中國東北，曾入讀美國傳教士學校，後到美國留學。
美孚新邨大受香港中產歡迎，因著香港的成功經驗，美孚成立土地發展公司，於全球業務之中以地產發展開源，三藩市南部的紅木海岸（Redwood Shores）樓盤是其實驗作。
移居香港之前，沈熙瑞曾在美國留學，及後於中國大陸民國政府處理金融事務。一九五〇年代初，沈熙瑞南下至香港。沈熙瑞在匯豐銀行工作之時，他利用人脈，方便同樣是來港移民的中國紡織界精英得到貸款，使之得以發展紡織產業。這些紡織商後來亦運用其美國社會資本，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市場，取得盈利。一九七〇年代末，香港學者黃紹倫曾訪問沈熙瑞，其回答反映對二戰後香港發展而言，跨商的社會資本如何舉足輕重：
「我……告訴紡織商有何替代方案。我私下認識他們，所以能夠代表他們，與滙豐銀行洽商。我們向滙豐銀行與港英政府官員進行遊說，說明紡織業對香港有何好處。他們的確也能夠見到紡織業的經濟利益。戰後紡織品需求甚殷，故此利潤龐大。基本上，工廠能在三年內回本。銀行只要能夠見到利潤，便會同意批出貸款。於是我充當滙豐銀行非正式顧問，每週設晚飯飯局，處理顧問工作。後來我愈加繁忙，滙豐銀行說，我們需要你。結果我在接下來三年乃至現在繼續顧問工作。這份工作甚至沒有合約。」
本書作者特別提到，事實上，在滙豐銀行檔案之中，關於沈熙瑞的材料甚少，只餘數幀照片。這意味，滙豐銀行與沈熙瑞都不願意記錄其行動細節。
作者： 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
譯者： 鄺健銘
出版社：季風帶文化
出版日期：2024/02/07
內容簡介：《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以香港為中心，重寫跨太平洋史。本書主要述說兩點：第一，二戰後香港的社會發展，受美國莫大影響。在二戰之後，香港社會已然透過「美國化」方式，於英殖時代展開「非正式解殖」進程；第二，對於二戰後的全球政經體系之發展，香港角色亦至為關鍵。美國前沿商業知識之傳播與應用、跨國生產供應鏈之重置，乃至中美關係之建立與穩固，皆得到來自香港之推力。香港此一角色卻多被論者忽略。香港角色關鍵，源於兩大因素，這兩大因素分別為香港的「跨商策略」，以及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政經需要。《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是結合本土政經發展與國際關係、難得一見的研究力作，是以跨域視野回望地方故事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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