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從「糖」在香港發跡的英國商業帝國
▌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從「糖」在香港發跡的英國商業帝國
少有商品對十九世紀歷史的影響能夠勝過糖。
糖的生產、加工、交易和消費,塑造了農業、商業、國際航運網絡、政治、飲食和健康。糖曾是密集的技術研發焦點。蒸汽動力和鋼鐵在十九世紀初對糖的發展至關重要;然而,鮮血、汗水和奴役束縛,也始終和糖糾纏在一起。糖的世界與奴役非洲人、非洲後代以及其他人等,密切相關,而且在後奴隸制經濟以及將勞動人口(尤其是從中國)送到種植園的新運輸形式中,仍占有核心地位。
▌本文為《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十九世紀駛入中國的英國商人,如何參與商業零和遊戲?》(麥田,2023)書摘
施懷雅兄弟在充滿加勒比煉糖財富和糖業經貿興盛的世界長大,那是他們父親的事業重心,而且曾是他們獨有的特色商品。甘蔗在熱帶地區是一種適應力良好且普遍種植的作物,而特別的是,歐洲的技術發展也能從成長在溫帶氣候的甜菜根中提取糖。糖有多種形式取決於提取過程以及消費者的口味、習慣和財富。消費者的口味可能會變,而且變化劇烈又迅速。
綜觀十九世紀,糖的人均消費增加,生產增加,價格下跌。一個菁英的炫耀性消費產品脫胎換骨,成為人們飲食中的主要商品。而且,糖或許比任何其他食品都更重要,從來不僅只是一種食品而已。
個人、社會、經濟和國家都被一個甜蜜暴政迷住了。如同美國內戰期間,棉花的生產被分散到全球各地,糖的生產也對全球市場的變化極其敏感。歐洲在一八七○年代出現甜菜根生產危機──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法國的甜菜根歉收──相應而生的歐洲需求,吞食了來自亞洲汕頭、爪哇和印度的進口糖。
為了回應這個需求,怡和接手從一八六八年起在香港開業、擁有華資的糖廠「華熙史密斯公司」(Wahee, Smith & Co.,後來的中華火車糖局China Sugar Refinery)。到了一八八一年,中國商人又興建了第二家糖廠,即利源糖廠(Lee Yuen Sugar Refinery,音譯)。這些廠房主要處理從東部沿海汕頭運來的原糖,那裡的甘蔗田用從華北(搭乘太古和其他公司的輪船)運來的豆餅施肥。
對香港這樣的地方而言,兩家煉糖廠似乎就足夠了──事實上,香港一度有三家煉糖廠,但由於資金不足,第三家落入怡和的手中。但誠如某個澳洲觀察家在一八八五年所言,「太古公司如今最出名的,就是他們『一頭栽進去』的政策」,這也使他們成為「東角巨頭,在中國沿海地區幾乎各項事業的競爭對手」,香港某報紙的社論如此評論。於是太古也就這麼栽進去了。
新糖廠的規畫、融資和經營是研究太古集團營運方式、不停改變在華英商性質,以及全球經濟持續進化的實用案例。自從一八七九年,約翰.森姆爾請在香港的合夥人麥金托什研究開設糖業或保險業的機會起,計畫就在隨後近兩年的時間裡斷斷續續地形成。
「如果我們與怡和起爭端,而這可能性似乎很高,」他寫道,「我們就必須在各方面都與他們對抗。」在煙硝味不那麼濃的時候,他承認,競爭對手的「老牌地位、社會和個人影響力」可能代表他們的實力只會越來越強,投資組合裡的代理項目只會越來越多。儘管如此,「我們應該要扮演受人尊敬的小老弟」──默默把重點放在「受人尊敬的」幾個字上──在探索和打消了在香港成立棉紡織廠或造船廠等選擇之後,他決定開發煉糖廠。
投入這個行業需要土地、水、高效廠房設備、經驗豐富的員工、打點這一切的資本,以及生產開始後取得原物料的營運資本,一個管理機構和進入市場的管道。這將是一項複雜又昂貴的商業開發,而且過程中不時遭遇挫折。
一八八一年六月,約翰.森姆爾寫了一封親筆信給他的通訊圈──主要是太古輪船公司的股東──信中附上新事業的招股說明書,邀請他們投資。「我們可以為任何有亮眼成績的公司取得英國資本,」他在一八八一年早些時候曾這麼說,太古輪船公司的收益和股息也充分證明,那些手上有「閒錢」的人大可對他有「信心」,等著拿百分之十的回報,在他們的「遲暮之年」「安享富足」。
「老董」寫信邀請朋友和合作伙伴投資各式事業的檔案多不勝數,有時他的邀請口氣非常不客氣,他會宣告結果,讚美或捍衛他在中國的茶師和經理的品味和判斷力,然後說,只有蠢蛋才會拒絕投資,並以其他方式勸誘或安撫他們。
亨利.艾薩克.巴特菲爾德是這個人脈網中財力最雄厚的其中一人,他對這些投資邀請抱持的態度特別謹慎。謹慎是巴特菲爾德家族的特色,約翰.森姆爾心想──理察.夏克頓.巴特菲爾德的幽靈一直與他同在──不過,他還是在一封信裡向艾薩克.巴特菲爾德保證,沒錯,他的船可能會失事;沒錯,這是一個風險;沒錯,船很可能被船長偷走,但這種行為叫作劫持,在國際上都有相應的保護措施;又或者,你的輪船在事故中害死了主教或其他有頭有臉的人物,由於「有過失責任」,巴特菲爾德個人可能會被要求賠償,但一般來說,這種責任對船東不是問題。
經歷過科利一八七五年倒閉,連帶對生意造成衝擊,還有一八七八/七九年的景氣低迷之後,如果太古希望透過這個網絡取得資金的渠道能維持暢通,維護公司以及他個人的聲譽則是重中之重。
糖廠的資金即將到位,投資人全來自英國本土。新公司於一八八一年六月正式成立。但太古和他的合夥人對糖仍一無所知。太古輪船公司成立之際,他已經投資航運或為其他航運公司做代理超過二十年了。自從他在一八四○年代入行經商以來,棉花商品一直是公司的主力產品。他對澳洲的飲料市場也累積了足夠的知識,可以就新品牌的波特黑啤對洛里默提供建議,而糖雖然長期以來都是公司進口的主要產品之一,自己開糖廠卻是截然不同的事業。
為此,約翰.森姆爾再次動用合作伙伴和親戚網絡的協助。
公司在香港維多利亞城以東五哩處的鰂魚涌買到合適的土地,雖說地價因為怡和精心策畫的操弄,在最後一刻大幅飆漲。鰂魚涌當時是一處鄉下,和城市只有一條道路相連,這條路經過東角的中華火車糖局,通向在港口東邊的軍營。這一路感覺很遙遠,在過去流行乘坐馬車外出兜風時,這裡是維多利亞城居民足跡所至最遠的地方。
這塊地需要填土整平,加固斜坡,並在靠港口側築堤。照片呈現了基地的開發情況,興建碼頭,鋪設地基,九層樓高的鍋爐房拔地而起──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當時殖民地最高的建築──從格里諾克運出的大量設備正在安裝。「一座宏偉的建築,」約翰.森姆爾寫道,「沒有在裝飾上浪費一毛錢──樸素又結實。」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七日,糖廠開始營運之際,他人在福州,怡和的強森則是在香港殖民地,即將離開待了三十三年的中國。看到自己的告別演說、讚美評論的相關報導,和太古糖廠開始生產的消息出現在同一頁,肯定是他離開前的汙點。「每個人都很驚訝,」約翰.森姆爾沾沾自喜地說,「強森當初估計要六年才會蓋好。」。
不到三個月,強森或許已經放聲大笑了。就在糖廠開始營運之際,世界糖價暴跌。約翰.森姆爾開始極度懊悔這個商業布局。國際間只有哈維邁耶公司(Havemeyers & Elder)碰巧在同一時間於布魯克林興建的工廠,在規模和產能方面超越太古糖廠,這份成就和莫大寬慰,都因生產頭兩年遭遇的一些重大問題而蒙上陰影。
除了歐洲和亞洲生產過剩導致的價格空前暴跌,公司在尋找市場、維持生產品質、維護員工福利和取得資金方面也遇到了阻礙。
而隨後前來拯救太古糖廠的,是年輕的德國化學家費迪南.海因里希.科恩博士(Dr Ferdinand Heinrich Korn)。這個人不僅有才華,更重要的是,他帶來一種有別以往的生產思維。「科學必須帶頭,」麥金托什寫道,海因里希.科恩將科學帶到了鰂魚涌。
科恩博士成為糖廠的總負責人,逐步改善並穩定品質。產品的品質也因為在一八八六年引發合約糾紛,而在法庭上遭檢驗、質疑。不久,對糖廠的規畫至關重要的中國消費者也開始「買帳」。「開始的時候,」麥金托什後來寫道,「事實上,我們並不清楚……要到哪裡找販售產品的現有市場。」其挑戰在於,中國消費者習慣食用主要來自汕頭中國生產者的各種糖。約翰.森姆爾本人在一八八四年寫道,「我們現在必須教育中國人愛上精煉的糖,而不是粗糙的糖,我擔心這工作得靠時間來完成。」
事實上,中國消費者已經準備好接受「現代的」糖,就像他們也很願意搭輪船旅行、乘坐吳淞鐵路、使用電報,和接受其他舶來品。他們的文化是開放的。糖和現代性有一種額外的共鳴點,將會成為二十世紀早期中國消費文化的一個獨特元素。愛吃甜食是很時髦的事。
對生產者而言,一八八四年的價格暴跌對糖的消費產生了長期的、非常正面的影響,因為它將工業生產的糖帶給了更多如今買得起糖的大眾。只是中國消費者也漸漸遠離非工業生產的有色糖,買起廉價的「工廠白」糖,這是經過漂白而非精煉的產品。這種白糖後來成為人們可以接受的精煉糖替代品。
當工業生產的白糖價格走跌時,消費者也已經準備好換換口味:過去兩年的低廉價格,「使糖廠的產品打開了過去他們不曾進入的市場,」麥金托什表示,而這「讓以前食用的糖遭受汙名」。新糖廠的新產品和現代性與健康的關聯,也益發推動了消費面的變化。白糖是「純淨的」,透過自動化和可靠程度日增的衛生工業過程生產。若要延續這樣的生產,「我們務必接受化學家的領導,並與他配合,」麥金托什寫道。
太古糖廠被徹底整合到太古的航運利益裡。唯有太古輪船公司的船隻有權載運糖廠提煉的精糖,而且大部分原物料是由太古的船運往鰂魚涌。用豆餅為供應香港精煉廠原物料的爪哇種植園施肥的需求,也意味著太古輪船營業額增加。糖搭乘剛載著豆餅南下的太古船隻,從香港運往北方。
作為代理商,太古洋行透過在中國和日本的分行經銷太古糖廠的產品──這就是橫濱辦事處沒有關門的原因。香港的太古洋行是糖廠本身的總代理。太古集團是重要股東。儘管提供經營資金的問題教人望而生畏(這迫使公司尋求過去前所未見的資本規模),儘管市場變化無常和來自怡和所屬糖廠的競爭,太古糖廠還是在一八八四至一九○○年間,創造出可觀且穩定的利潤,和總計超過一百萬英鎊的股息。
而這些也都是公司不曾遇過的新困境。在工廠興建期間及之後,中國勞動力帶來的那些困境也是如此。因為,太古集團赫然意識到,公司僱用的中國員工人數,比英國或任何其他國籍的員工都要多。
利物浦網絡漸漸在太古的故事中失去能見度,此時的太古反而越來越融入倫敦。先前的航運,以及現在的糖業,為太古帶來了許多蘇格蘭員工。公司有葡萄牙和印度的警衛、葡萄牙職員和簿記員,當然還有科恩博士,而他只是太古糖業招募的眾多德國員工的第一人。然糖廠的建設為公司另開生面,工廠直接聘僱大量的中國人,因此這揭開了各種新互動的舞臺,可是並非所有互動都是令人愉快的。
首先,原來的建築承包商低估了業務的規模,當麥金托什想僱用另一個人取代他時,公司卻遭到他的同行抵制。誠如約翰.森姆爾所說,「行會禁止我們做中國史上第一個大規模工程。」他指的,是英國在中國的商業發展史。公司的反應是索性直接僱用工人,儘管一八八三年七月關於大批工人罷工的一起法庭案件顯示,這麼做並沒有讓問題好轉。但「建築只花一半的時間就蓋成了,」約翰.森姆爾寫道,而且這些工人拿到更多工錢,因為他們直接受僱於太古糖廠,不用被承包商抽佣。
勞工成為間歇性緊張局勢的根源。一八八六年,太古從汕頭招募了一百七十人到糖廠工作。考慮到糖業生產在汕頭地區經濟的角色,太古可能假設他們對糖廠工作有一定的了解,沒想到,新問題便由此而生。一八八○年代,華洋互動出現了新的現象,尤其是工人和其他人因為一八八四/八五年中法戰爭而採取的的民族主義行動,以及先前因法國奪取東京(Tonkin,按:歷史地名,指越南北部)而引發的緊張局勢。
一八八四年的九月和十月,香港的碼頭工人和船夫抵制駛進港口的法國軍艦。裁判法院應雇主要求,對違反合約的工人處以罰款,引發香港各界華人的示威和暴力事件。一八八四年之前的華洋衝突向來伴隨著華人群眾動員的因素,不過為外國勢力工作或供應外國勢力的清朝人民,人數也不相上下。但當太古洋行這樣的公司隨著業務發展和擴張跨足製造業,製造業成為新的衝突場域,揭開抵制和罷工時代的序幕。
《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十九世紀駛入中國的英國商人,如何參與商業零和遊戲?》
作者:畢可思(Robert Bickers)
譯者:葉品岑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23/11/2
內容簡介:《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完整地記錄了太古集團的歷史、家族脈絡、商業策略、它的成就、困境,經歷了戰爭、革命,和波折不斷的全球經濟。這本傑出的企業剖析,不僅精闢解析,更結合各方面的歷史洞察:企業本身和所處的環境,近代中國、英國以及永遠迎頭趕上的全球化浪潮,所觸及的買辦、船東、東西方商人、革命家、海盜以及英國統治時期的香港企業高層。任何對全球貿易感興趣的人,必讀《太古集團與近代中國》,它提供了一段貼近近代生活的歷史,有助於理解當今亞洲的經濟企業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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