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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李哲洋談樂錄》:深入部落採集音樂,一名亞洲業餘音樂家的聽覺盛宴史

2024/02/06 王敏而

音樂學家李哲洋一生編譯大量古典音樂著作,卻十分重視亞洲作曲特色的重要性,也為「西...
音樂學家李哲洋一生編譯大量古典音樂著作,卻十分重視亞洲作曲特色的重要性,也為「西方音樂在台灣的發展史」的命題提出論述。然而,只受過一年正式音樂教育的他,卻始終無法被學院的音樂史重視。 圖/報系圖庫 

「音樂學」這個相對小眾領域的學科,在大學學科分工日漸專業化的背景下,也可以再細分為歷史音樂學、系統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等三大分支。這三大分支在學科目的、研究範疇和方法論上均有所不同。也因此,除了少數大師級的學者以外,鮮少有人的論著能夠跨越這道學科間的分野。但這道藩籬,在「業餘音樂學者」李哲洋(1934—1990)的文字論著中可以說完全不存在。

出生於日治時期的李哲洋童年便接觸鋼琴,就讀音樂科後開始受作曲與創作薰陶。然而父親成為白色恐怖受難者並遭處決,李哲洋被學校退學。從此以後,李哲洋便以自學方式苦讀音樂書籍。

1959年李哲洋考取國中音樂教師資格,也開始編譯大量古典音樂相關著作,並從日本出版界翻譯許多古典音樂理論經典名著。此外,李哲洋從1963年開始前往部落採集大量原住民音樂,靠一己之力累積大量田野採集資料,從中以民俗學角度思考音樂「原真性」與音樂民族主義,是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重要人物。

2023年1月出版的《李哲洋談樂錄》,爬梳了李哲洋一生為音樂奉獻的成果。本書收錄的文章內容可謂包羅萬象,觸及了許多音樂學不同次領域的議題,雖然書中的文章全部寫成於1970-80年代,但時隔40-50年後,閱讀這些文章與了解背後寫作脈絡,依然能夠帶給筆者許多啟發。

已故音樂學家李哲洋(右)是台灣早期「民歌採集運動」先驅,圖為他與妻子林絲緞全家福...
已故音樂學家李哲洋(右)是台灣早期「民歌採集運動」先驅,圖為他與妻子林絲緞全家福。 圖/報系圖庫 

▌全靠自學的音樂學者

李哲洋1934年出生於彰化,1950年考入省立台北師範(現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音樂科,但卻因父親而被牽連,導致無法完成學業。由於外祖母是賽夏族人,李哲洋自發的進入部落進行音樂採集、參與民歌採集運動,並擔任《全音音樂文摘》編輯先後近20年,直到1990年病逝。

李哲洋同時編譯多本介紹古典音樂的書籍,包括全套17冊的《最新名曲解說全集》、《馬勒》、《莫差特》等書。這一切成果都是李哲洋在擔任中學音樂教師之餘的「副業」。

本文所指的「業餘」並非貶義詞,而是採用思想家/樂評家薩伊德(Edward Wadie Said)對知識份子的見解。薩伊德認為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該是業餘者。業餘意味著不以此作為主要收入來源,所以不須受制於人,從而可以達到無欲則剛、秉筆直書的境界。筆者以為,正是這種「業餘」的本質讓李哲洋能夠不受制於學科的框架,完成如此豐碩的著作成果。

《李哲洋談樂錄》總共收錄了41篇李哲洋的論著,並分為四輯:「民族音樂學的探求」、「當代音樂的發展與未來」、「傳統音樂與童謠研究」和「從雜誌編輯到音樂教育」。但在讀完全書以後,筆者心中浮現出對書中的文章另一種呈現方式,傾向將書中收錄的李哲洋文稿重新以「發表時間」編排,呈現李哲洋思考歷程的轉變。

李哲洋進入部落進行音樂採集,是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重要人物。 圖/報系圖庫 
李哲洋進入部落進行音樂採集,是民歌採集運動時期的重要人物。 圖/報系圖庫 

▌1970年代:從民俗音樂採集反思「音樂民族主義」

李哲洋前往部落採集紀錄原住民音樂的歷程與心得,主要記錄在1970年代的文章中,同時也回顧了更早期台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史料,例如黑澤隆潮的原住民音樂採集活動。在這些文章中,李哲洋採用偏向民俗學的方式,偏重討論原住民音樂的音組織(例如音樂中常見的音程與節奏)和祭典進行方式,研究取向也延伸到1970年代末期台灣的童謠採集上。

這種將所謂「民俗音樂」視為必須保存、保護的態度可謂相當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歌採集運動」時期,對於民俗音樂的「原真性」想像。書中所收錄的兩篇區辨「流行歌」與「民歌」異同的文章,也同樣應該置於李哲洋「民俗音樂」的脈絡中,才能理解為何李哲洋需要區別商業化的「流行歌」,和源於庶民生活、理當保有原真性(雖然同樣帶有商業色彩)的「民歌」。

在採集原住民部落音樂和童謠之餘,李哲洋也對1970-80年代的台灣/亞洲學院派音樂創作留下了自己的見解。行文之間,不難發現李哲洋非常希望能夠聽到更多亞洲作曲家的作品,也熱切盼求讀者能對當代「中國」作曲家的作品能有更多的討論(在當時的背景下,李哲洋文中凡使用「中國」一詞,其內容指涉的都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也感嘆於當時音樂圈複雜的人際政治,反而壓縮了台灣讀者對在地作曲家的討論空間。

值得一提的是,縱然這段期間李哲洋翻譯了相當大量的古典音樂相關著作,從作曲家的傳記到許多經典作品的曲目解說,不難想像其對古典音樂作品有相當的熟稔度。但在本書納入的論著上,李哲洋卻沒有「挾洋自重」、以所謂「西方古典音樂專家」的身分自居,而是強調亞洲作曲家該如何在創作中呈現自己的特色。

位於台東長濱,1967年阿美族長光部落婦女會在長光天主堂落成祭儀後演出,呈現李哲...
位於台東長濱,1967年阿美族長光部落婦女會在長光天主堂落成祭儀後演出,呈現李哲洋當年採集民謠的時空背景。 圖/報系圖庫 

李哲洋採集的阿美族民謠「情歌」(左);右圖為李哲洋與音樂界友人郭芝苑(中)、張邦...
李哲洋採集的阿美族民謠「情歌」(左);右圖為李哲洋與音樂界友人郭芝苑(中)、張邦彥等人的合影。 圖/報系圖庫 

這點連結到他對「音樂民族主義」的思考。在書中收錄的兩篇文章〈民族主義音樂釋義〉和〈音樂無國界嗎?〉,甚至在〈亞洲音樂概貌〉中,李哲洋都指出台灣/亞洲作曲家應以在地音樂文化作為創作靈感來源,而非遵循德奧傳統中的音樂普世性價值,才能為自己的創作走出一條道路。

〈台灣新音樂誕生的背景〉和〈音樂學懺悔錄─「台灣新音樂誕生的背景」之訂正〉這兩篇文章則是李哲洋為「西方音樂在台灣的發展史」這個宏大命題提出論述的嘗試。面對這個範疇廣大的議題,兩篇文章在內容上可能未竟全功,但從發掘議題的角度而言,李哲洋可謂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先驅人物。

▌1980年代:關注大眾閱聽文化的年代

1980年代中期,李哲洋已經積累了多年的雜誌編輯經驗和對台灣音樂生態的觀察。外部環境上,台灣經濟逐漸增長,以及報禁隨著戒嚴走向尾聲而鬆綁,李哲洋也發表了許多關於大眾閱聽文化、台灣音樂產業人才培育、音樂版權,乃至樂評的問題。例如李哲洋觀察到自從古典音樂和西式音樂教育在台灣日漸普及,聽眾的品味「西化」使傳統藝術的人口逐漸流失的問題。

在這些議題上,李哲洋不一定都能提出盡善盡美的解決方案,但走筆之間卻能讓讀者感覺到其想要提升台灣整體閱聽文化的熱忱;也說明了李哲洋並不是個鑽研理論的學究,而是真正將想法付諸實行,再從中發掘問題,嘗試解決問題的實作派。

很可惜李哲洋於1990年因胃癌辭世,得年僅56歲。讀完本書後,筆者不禁設想,如果李哲洋能親身經歷台灣音樂發展更為蓬勃的1990年代,他又會如何觀察這個時代呢?例如,他會如何看待兩廳院落成以後對台灣音樂展演文化造成的質變?

李哲洋(左)參加台灣音樂史上的重要文化浪潮「民歌採集運動」,跑遍全台蒐集原住民音...
李哲洋(左)參加台灣音樂史上的重要文化浪潮「民歌採集運動」,跑遍全台蒐集原住民音樂,並編譯許多音樂論述及舞蹈教育著述,影響著戰後民間30年的音樂藝術傳播。然而,只受過一年正式音樂教育的他,卻始終無法被學院的音樂史重視。 圖/報系圖庫  

▌著作等身卻還尚待發掘?

或許會有讀者為李哲洋感到惋惜,認為他僅以業餘的身分就能夠完成如此豐碩的寫作成果,如果他當初能有機會接受正統的學院音樂學訓練,其論著的數量和深度很可能不僅於此。對於這種猜想,筆者可能更傾向持另一種論點——正因為李哲洋的「業餘」身分,才給了他更為廣闊的寫作自由,從而能夠暢所欲言,且無須受限於專業化的學科框架。

試想,若李哲洋當初真的順利完成省立台北師範的專科教育,再赴日或其他歐美國家取得博士學位、之後返台任教,其更可能的結果是會在某一特定領域,可能是原住民音樂研究,或是當代亞洲作曲家研究進行深耕,最後在該領域成為權威,但卻很難兩者兼顧。

另一方面,在李哲洋的時代,作為業餘音樂學者的劣勢同樣顯而易見。由於沒有大學教職的頭銜與資源,其研究資料一來難以保存,二來也難以開枝散葉。在其子李立劭的文章中也提到,李哲洋過世後,其留下的豐富藏書、採集資料和手稿沒有人能接續研究。這批珍貴的資料只能在倉庫中塵封了30年,直到部分資料都已發霉損毀,才得到重視。

雖然本書已經有超過400頁的篇幅,但筆者相信這本書所呈現的只是李哲洋豐富著述中的冰山一角。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李哲洋當初留下的史料會吸引更多音樂學者的關注。這些史料呈現的不只是台灣音樂的民俗/民族誌,也反映了書寫/紀錄台灣音樂的歷史過程。

左為李哲洋花上19年主編的台灣早年少見的音樂雜誌《全音音樂文摘》;右為1967年...
左為李哲洋花上19年主編的台灣早年少見的音樂雜誌《全音音樂文摘》;右為1967年田野期間的李哲洋。 圖/報系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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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敏而

牛津大學音樂學博士。研究興趣為後殖民理論以及東亞國家如何回應西方音樂傳入後所造成的衝擊,平時也涉略二戰後當代東亞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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