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溫暖的人道主義音樂？卡薩爾斯與「巴哈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的時代演繹
時空回溯到2020年3月，正當全世界都深深地陷入這場百年大疫所造成的的恐慌與不安時，許多當代知名的大提琴家在封城期間，紛紛透過各種網路平台分享自己在家中演出的影片，給予聽眾一種撫慰人心的力量。在他們的曲目中，無獨有偶地都包含了巴哈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下文簡稱為《組曲》）。法國大提琴家卡普松會將巴哈的片段穿插在每日上傳的演奏影片中；麥斯基在家中完整錄製了《組曲》中的第一、二、三、五號組曲；美國大提琴家薇勒絲坦更是系統性的用36天的時間每天演奏一個《組曲》中的樂章。
當代大提琴大師馬友友從2018年起，也開始了一個為期兩年的「全球巴哈計畫」，在全球6大洲的36個城市中演奏全本的《組曲》。
可以看見在這些大提琴家的心中，《組曲》不只是一套經典曲目，同時隱含著對未來的美好盼望與祈求世界和平…等具有人道主義色彩的意象。那麼巴哈的《組曲》是如何被賦予這些人道主義的價值呢？一切的源頭需要回溯到20世紀最具標誌性的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爾斯（Pablo Casals）。
▌卡薩爾斯的政治立場，與劃時代的第一份全本《組曲》錄音
在台灣的愛樂者之間一直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認為巴哈的《組曲》在約1720年左右創作完成後便失落了大約兩個世紀的時間，直到卡薩爾斯在巴塞隆納的一間二手樂譜店偶然間發現了這套作品，才讓這部作品重見天日。
這種說法不盡然準確。目前雖然依然沒有找到巴哈《組曲》的手稿，但《組曲》在19世紀其實從未失傳。《組曲》第一次付梓印刷於1824年，之後整個19世紀許多大提琴家都有編訂過《組曲》的樂譜。卡薩爾斯在巴塞隆納發現的樂譜是德國大提琴家葛魯茲馬赫（Friedrich Grützmacher）大約於1860年出版的版本。
不過儘管《組曲》從未失傳，但卻也沒有被視為所有大提琴家都必須學習的經典作品。換言之，卡薩爾斯的大提琴啟蒙老師的確有可能沒有學習過《組曲》，或者將《組曲》視為學生不可不知的曲目。
而這也是卡薩爾斯對《組曲》最大的貢獻：將這套作品提升至經典作品的地位。自從卡薩爾斯開始在音樂會中公開演出《組曲》後，世人逐漸了解到這部作品的藝術價值。最後，在商業錄音技術日漸成熟的背景下，卡薩爾斯最終在1936-1939年間灌錄了第一套全本《組曲》的錄音。這套錄音——借用音樂學家塔魯斯金的話——奠定了《組曲》演奏中「美次要於真理」的演奏典範。
卡薩爾斯的演奏相當粗曠，且充滿力量。雖然錄音時已經年屆六旬，但卡薩爾斯充滿力量的運弓絲毫不在意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雜音，搭配上手中的高菲勒（Matteo Goffriller）大提琴原本就更利於表現蒼勁、雄渾的音色。簡言之，卡薩爾斯錄音中不完美的雜音反而為其演奏增添了一種「入世」的生命力。
在卡薩爾斯的琴藝之外，其政治立場同樣在《組曲》的流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卡薩爾斯是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堅定的反對者。在西班牙內戰（1936-1939）期間，卡薩爾斯離開了西班牙，移居到庇里牛斯山間的一個小鎮普拉德。該鎮雖然國界上處於法國境內，卻是傳統上加泰隆尼亞地區的一部分。移居至此，象徵著卡薩爾斯雖然離開西班牙，卻沒有離開加泰隆尼亞的精神。
在緊接而來的二戰期間，在許多歐洲藝術家紛紛前往美國避難的背景下，卡薩爾斯依然選擇留在普拉德，但同時依然堅定地反對佛朗哥及其背後的法西斯德國與義大利，並且宣稱自己將不會在任何正式承認佛朗哥與法西斯政權的國家演奏。同時在戰爭期間，卡薩爾斯運用自己的名氣，為流離失所的難民們大量募款，進行許多人道主義的援助。這些看似與音樂沒有直接關係的種種細節，卻根本性的影響了《組曲》在二戰後的流傳與意義。
▌「巴哈─《組曲》─卡薩爾斯」三位一體的音樂人道主義者原型
二戰過後，在另一位人道主義者史懷哲醫生的遊說與美國傅布萊特基金會（Fulbright Foundation）的支持下，卡薩爾斯選擇在普拉德舉辦音樂節，繼續其演奏生涯。普拉德音樂節的理念依然是持續向世界宣揚他的反佛朗哥政治立場，但同時又增加了追求和平的理念。而同樣不令人意外的，巴哈的作品在普拉德音樂節中占據了許多的篇幅。除了《組曲》外，卡薩爾斯也指揮了許多巴哈的管弦樂作品。
被問到為什麼對巴哈的音樂情有獨鍾時，卡薩爾斯回答：
透過這些論述與演奏，卡薩爾斯與巴哈的音樂變得更加密不可分，同時在文化論述的層面，也成功占據了道德高地。
同時在戰後的音樂會中，卡薩爾斯都會特別在節目單所安排的曲目之外，演奏一首自己改編自加泰隆尼亞民謠的作品《白鳥之歌》作為音樂會的結尾。除了在普拉德音樂節的音樂會之外，卡薩爾斯更在許多意義非凡的場合演奏《白鳥之歌》。1961年的白宮音樂會與1971年卡薩爾斯以95歲高齡在聯合國被授予和平獎章的音樂會上，卡薩爾斯都選擇以《白鳥之歌》總結整場音樂會。
這首短短不過3分鐘的曲子，在許多場合反覆演奏的過程中，跟《組曲》一樣成為卡薩爾斯的標誌性曲目，甚至跟《組曲》的人道主義意涵產生更深層的連結。許多當代大提琴家會在《組曲》的錄音中或音樂會後加入一段《白鳥之歌》，其根源也應追溯至此。
簡言之，卡薩爾斯對《組曲》的詮釋與其在西班牙內戰與二戰期間的政治立場在戰後的國際氛圍中逐漸揉合，並成為音樂／人道主義者的原型。這個形象深植於許多20世紀下半葉乃至於當代音樂家的心中，成為一個值得效法的對象。
▌《組曲》演奏史的文化/政治/歷史脈絡解讀
對筆者而言，卡薩爾斯的《組曲》錄音在音樂上固然有其卓越與不可取代之處，但跟其中音樂性同等重要的是卡薩爾斯《組曲》錄音所存在的文化／政治／歷史脈絡及其背後隱含的冷戰意識形態。奠基在「反法西斯」這個戰後氛圍中十足政治正確的立場上，卡薩爾斯的種種人道主義貢獻在隨之而來的冷戰格局中被進一步強化。而這個由美國與西歐國家所支持的「自由」與「人道主義」的標籤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被進一步當成對抗蘇聯追求「社會正義」意識型態的武器。
與此同時，不容忽視的政治現實是，縱然卡薩爾斯在所謂的自由世界的文化圈享有極高的聲望，其「反佛朗哥」政治主張從未被各國政府採納。西班牙政體直到佛朗哥將軍於1975年辭世後才逐漸開始發生改變。簡言之，卡薩爾斯的《組曲》錄音無可取代的原因除了其中的音樂性以外，更反映了20世紀下半葉錯綜複雜的文化／政治／歷史脈絡。
無論如何，卡薩爾斯的《組曲》錄音在過去接近一個世紀的《組曲》詮釋史中，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編輯／林齊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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