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西方學術架構的界線：在地知識超克霸權冷暴力，《巴別塔學院》的解殖啟示
19世紀的牛津大學作為當時大英帝國核心，在英國殖民歷史中如何向全球投射影響力？身為英國保守勢力大本營，牛津大學如何看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子？這些大哉問，華裔美籍作家匡靈秀在2022年長篇小說《巴別塔學院》提出了見解。此書背景約在1830年代的大英帝國和牛津大學，雖然是架空歷史，又有許多奇幻文學色彩，但對同樣在牛津大學求學過的筆者而言，小說中許多觀察與體悟可謂絲絲入扣。
延續中篇結尾所提到的學術脈絡，《巴別塔學院》最讓筆者驚喜之處在於：嘗試將西方學界中「中國研究」和「後殖民歷史」兩個不同的領域進行整合，而其銷量和獲獎資歷足以證明廣大讀者的認可。作為書評系列的結尾，本文將延伸討論《巴別塔學院》背後所隱含的一些議題。
▌知識作為暴力的一種形式
筆者所認識的英國學術脈絡中，後殖民研究主要以大英帝國的前殖民地做為案例，研究大英帝國時期的遺產在這些國家／地區留下深遠的影響，至今如何依然在發揮作用。背後隱而不宣的意識形態是「證明在歐洲帝國主義剝削全球的時期，大英帝國是一個『相對比較好』的帝國」，從而合法化自身的殖民歷史。這些研究成果中，自然也會涉及檢討英國殖民過程中對殖民地的不公之處，但卻會傾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一方面彰顯英國自身勇於面對殖民歷史的傷疤，另一方面也讓自己掌握了「如何解讀殖民歷史」的議題話語權。
「中國研究」在當前英國學術脈絡中，則被歸類為「區域研究」。其中固然有許多關於當代歷史的研究，但在詮釋史料時，卻會傾向將中國視為一個獨立客體，而非是與大英帝國殖民歷史相關的一部分。舉例而言，總計15巨冊的《劍橋中國史》是西方學界中國研究領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其中第10、11冊聚焦於晚清時期的中國，長達近1500頁篇幅中，自然多次提及英國的影響，卻鮮少將英國描述為「殖民者」。因為在一般意義上，晚清時期的中國依然由清政府管轄，除了香港這個明確割讓給英國的土地能被稱為殖民地外，絕大部分的中國並不符合「殖民地」的定義。
對筆者而言，這樣的學科分野可謂一種從帝國時期延續至今的冷暴力手段。因為關於「大英帝國殖民歷史」這個議題的話語權，已經有許多前殖民地案例成為「被展示的對象」，而由於中國並不由大英帝國直接管轄，所以大英帝國時期的中國，以及其他深受大英帝國剝削、卻未被直接殖民的地區，就因此豁免於英國對殖民歷史的反思之外。這種學科的分野，除了在學術上難以完整呈現更全面的歷史樣貌外，也巧妙規避了「殖民主義在其他非直接殖民地上所造成的傷痕」這個嚴肅的問題。
換言之，這種將「區域研究」和「後殖民」分開的學術架構，其實是一種知識生產體系化過程中幽微、卻又影響深遠的冷暴力。畢竟知識生產者就有如《巴別塔學院》中的銀工們，其生產的成果或許看似微不足道，但卻滲透入每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根本上影響這個世界的運作邏輯。
▌面對已然成形的知識體系，有哪些機會與挑戰？
上文所述的學術壁壘雖然堅固，卻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打破的可能性。筆者在牛津的求學經驗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參考。不難想像，「音樂學」這門源於古典音樂傳統的學科，背後所隱含的歐洲中心主義可謂昭然若揭。而牛津大學的音樂系作為西方學術重鎮之一，其從事的研究自然是更傾向在當代社會脈絡下進一步鞏固、深化而非挑戰古典音樂的傳統。
在粗略的「歷史音樂學／系統音樂學」、「民族音樂學」二分法框架下，筆者許多同學的研究題目也大致依循這兩個方向發展。研究歷史音樂學的同學，聚焦於古典音樂歷史的論述或特定作曲家的作品分析；民族音樂學的題目則傾向將非歐洲地區的傳統音樂文化視作獨立的客體。但也開始有包括筆者在內的部分同學，開始研究古典音樂在非西方世界所留下的遺產。
筆者博士論文方向是古典音樂在東亞的接受史，並探討在接受過程中，殖民主義、當代冷戰歷史以及資本主義邏輯下的市場經濟扮演了哪些角色，題材則以西班牙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爾斯（Pablo Casals）的接受史為案例，地域和研究視角則採取英、中、日文資料相互對照（彼此相對化）的方式，去比對卡薩爾斯在英文文獻中，以及在日本、台灣、中國、香港文獻中所呈現的形象有何異同。
必須強調的是，雖然英文文獻中對卡薩爾斯的生平紀錄較為準確，但這不意味著英文文獻中卡薩爾斯的形象就是「正確」且「不容質疑」。卡薩爾斯反對獨裁法西斯政府，生涯經常為了難民等人道議題倡議，其英文傳記作者賦予他的冷戰意識形態即是「人道主義者」形象。但這個「人道主義者」形象在台灣文獻中被加上「反共」的標籤，在中國文獻中又被解釋為一位「人民的音樂家」。這僅是筆者論文中的所舉的案例之一。
透過這種彼此相對化的討論模式及選材，筆者希望能激發以下幾個討論方向：一、對所謂西方的主流論述不必抱持全盤接受的態度；二、作為東亞學者，研究題材不應被西方學術體制給制約（例如上文提到的後殖民和區域研究的分野；音樂學界歷史／系統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的界線…等等），而應該嘗試拓展新的研究體系；三、研究視角上不應只將西方論述當作唯一參考點，可轉向東亞內部論述的彼此對照，或可發現過往被忽略的議題。
但這樣的研究選題，一方面看似充滿機會，但卻也面臨許多挑戰。例如，筆者曾在與同學討論問題時，因為說出自己的題目是以東亞為題材，被下意識貼上「所以你是個民族音樂學家」這樣的標籤；在中國研究的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時，也因為體系與學科的既定界線，而在問答環節乏人問津。
▌超克冷暴力的方式
那麼，該如何從根本上超克這種西方透過學科體制所塑造的冷暴力呢？筆者認為關鍵在於重視「在地知識」的生產。畢竟，持平地來說，英國／西方學術體系以維護其自身傳統和解決西方社會內部問題為目標，其實也無可厚非。只是這套體系試圖將自身的問題「普世化」（universalisation），而非「地區化」（provincialisation）。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區的學術發展也有「挾洋自重」的傾向，在遵循西方學術體系的前提下，主動迎合這套體系。
簡言之，西方學術體系「普世化」的結果其實不只是西方有意為之，非西方地區對這套體系批判性不足的接受，同樣是形成當前結構的重要因素。因此，想要超克這個冷暴力的現況，或許該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在地學者究竟需要怎麼樣的知識體系，才能回應各自社會面臨的問題？
回到《巴別塔學院》，雖然這是一本架空歷史的奇幻文學著作，但在閱讀的過程中卻激發了筆者許多在牛津求學經驗的迴響。從四位主角的族裔和人物設定、「銀條」所象徵的知識，還有「赫密士」的暴力鬥爭與牛津大學的冷暴力回應，都具體而微地對應了許多現下依然存在，卻又隱而不顯的體制架構。當前學術體系的分野即是這種冷暴力的投射，使得更為寬廣的後／去殖民討論難以展開。
《巴別塔學院》不僅提供了豐富的隱喻與反思空間，更啟示我們：要超克這種學術體系中根深蒂固的冷暴力，必須從生產在地知識著手，從根本上重新審視權力與知識的關係。透過對話與多元比較，學界或許能打破西方中心的語言霸權，促成更全面、公正的歷史解讀與文化認識。總之，這部作品作為批判現有學術架構的文化文本，其意涵遠超奇幻文學本身，激勵讀者重新思考：在全球化與後殖民背景下，如何建立起一個真正反映多元現實、回應各地社會需求的知識體系，從而實現學術與文化的真正解殖。
責任編輯／王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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