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會議》映照的民主困境:全球政治極化趨勢下,理解的出路在何方?
編按:全球天主教領袖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於2025年4月21日逝世,全球信徒與各界領袖齊聲悼念,適逢講述教宗選舉制度的電影《秘密會議》上映,也引起大眾額外關注此片。方濟各任內一改天主教過往作風,對許多爭議議題展現包容,《秘密會議》則揭示教宗選舉過程的政治鬥爭,同樣觸及保守/自由派的對立與角力,亦映照當前世界趨勢。
〈溫馨提醒:本篇涉及電影劇情,請斟酌閱讀〉
台灣影評自媒體如無影無蹤和金樹懶獎都準確點出《秘密會議》的不足。導演太想將政治關懷放入電影之中,不但令神父的說話不像神父,而且內容偏頗相當嚴重,充斥著「進步派」與「保守派」的刻板對立。華人較熟悉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與香港的陳日君樞機榮休主教,在教會史上都可歸類為保守派,卻與電影裡的丑角絕不相類。
在波蘭長大的若望保祿二世歷盡兩大極權的宗教迫害,少年時因納粹德國被迫中斷學業,當上教宗後則戮力支援受蘇聯壓迫的波蘭同胞,是東歐得以掙破鐵幕牢籠的精神領袖。數以百萬信眾參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2005年的喪禮,後人對他的追思至今不輟。
至於 93 歲的陳日君樞機因為年逾80不能參與教宗選舉投票,但他依然前往梵蒂岡參與教宗方濟各葬禮,並向全體樞機發表演說。他憶述在聖伯多祿廣場見到教宗,方濟各形容陳日君「拿著彈弓上戰場」,比喻他為挑戰歌利亞的大衛。當我閱讀若望保祿二世的著作、親炙陳日君樞機的課堂,即使立場不同,依然能由衷敬仰他們。
▌低下階層的憤忿
由兩大學者對談而成書的《未來的戰鬥》或許道出《秘密會議》的癥結。政治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向另一作者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透露最刻骨銘心的事,是遇到一位來自美國中部的女士。當他自介來自波士頓,還未說到自己是哈佛教授(幸好沒說),女士便心有所感向他「澄清」:「愛荷華州的人也是識字的。」(We can read in Iowa)。
桑德爾從這段突兀的經驗有所反思,全球化帶來的移民、失業和貧富懸殊,皆非低下階層擁護川普的關鍵。右翼民粹得勢的最大原由並非單純的貧富差異(川普即是富人),而是來自低下階層被知識菁英階級「瞧不起、不被認可和失去尊嚴的感受。」投票給川普是他們的復仇。
皮凱提在對談中也向美國民主黨補刀,「我希望民主黨失去他們在最富裕地區的選票。只要他們依然在這些地區獲得壓倒性票數,就代表他們的政見有問題」。
▌現代民主的困境
英國政治學家朗西曼(David Runciman)亦解釋,傳統的左右之分已開始失效。英國工黨、美國民主黨、德國社民黨等老牌左翼政黨,「都不再是屬於勞動者或工人 ⋯⋯ 他們是屬於受過教育的人或是年輕人的政黨。」
現今「階級」已不再僅僅是「勞動者」與「資本家」的鬥爭,朗希曼說:「教育可能才是新的階級分化。民主政治已經被嚴重分裂成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與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符合桑德爾所說,遭普羅民眾反感的是「高學歷菁英」(credentialed elites)。
《秘密會議》反映出現代民主的困境。在分化撕裂的時代,左右兩派的票數最多都只能僅僅獲勝,但雙方都相信贏了選舉就夠,毋須再(假裝)在意另一半人感受,只想立即按政治立場由上而下移風易俗。每當51%的勝利者企圖用權力改變由歷史造就的社會,必然會招致49%的忿恨,直到另一半人在選舉取而代之並且周而復始。
試觀川普言行,每談到法官、民主黨、進步議題時都忿忿不平,對他們的厭惡遠超普京。其頭號敵人不是專制政權,要除之後快的是國內異己。自由派/進步派不屑川普之餘也必須回望自身,是否充滿高高在上的自以為是,才會導致《秘密會議》的正邪對立,並且不斷將異己排擠成愛荷華州女士?
▌難以歸類的典範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一度投身錫安主義,直到流亡美國仍然提倡成立猶太人軍隊討伐納粹。但她不滿以色列的立國路線,主張效法美國聯邦制,讓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同屬公民平等共存。從此鄂蘭在以色列的民族主義浪潮中被邊緣化,隨後更因她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批判若干猶太領袖向納粹妥協,因而得罪無數同胞。今人常援引鄂蘭來批判美國和以色列,很容易將鄂蘭歸類為自由派/進步派。
可是鄂蘭還寫過〈小岩城事件的反思〉,得罪美國無數民權份子。她贊成用政治權力廢除不平等的法律;卻反對用政治權力矯正不公平的風俗。因為根據鄂蘭理論,社會不同於政治,而是介乎「公共領域」(政治)和「私人領域」(家庭)之間的混合領域。政府應在政治層面廢除種族隔離;但不宜在社會層面強求黑白共融。
儘管我是鄂蘭鐵粉,但讀到〈反思〉一些句子也感到不舒服和不認同。然而她對人性有超越時代的洞察力:「人在每個方面變得愈平等,且平等性愈是遍及整體社會結構,(外顯的)差異就愈會受到憎惡」,「這種察覺卻會使人要求政府以審慎而溫和的方式介入,而不是沒有耐性地推行一些考慮欠周的措施。」有鑒川普能夠兩度執政,回望鄂蘭這般「政治不正確」的想法也能給予後人反思的勇氣。
回顧1957年小岩城九人事件(Little Rock Nine),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員會」一案裁定種族隔離違憲。阿肯色州小岩城的黑人學生獲派入讀過去只供白人的公立學校,卻遭州長派來的國民兵、反對種族融合的白人阻攔。最後端賴時任總統的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動用軍隊介入,學生才得以入校。
艾森豪可能是美國最後一位共識領袖,同樣不能被簡單歸類為保守派。他代表共和黨當選總統,不但對民權運動態度冷淡,當時聯邦最高法院一系列進步判決也出乎他預期,令他相當為難,因此他晚年形容委任華倫當首席大法官是個「錯誤」。
然而當一案定讞、推翻種族隔離之後,抵制黑白平權的阿肯色州長法伯斯(Orval Faubus)長憶述他見到總統,艾森豪以打敗納粹的將軍威嚴向他「訓話」,要求他履行法院判決,保護黑人學生。最後艾森豪不惜派遣美國陸軍第101空降師保護黑人學童。他對民主與共和的忠誠超越派別,艾森豪與川普同屬右翼,但人格的差距則屬天地。
▌打破對立的結局
《秘密會議》值得推崇之處是結局,憑着信德當選教宗的阿富汗主教,原來是身兼男女性徵的間性人(Intersex people),長大後才發現身體內有子宮。阿富汗主教一直猶豫應否接受手術摘除子宮,合乎聖職對性別的要求。但最後他/她選擇順其自然,不必改變上帝所賜予:I am what God made me。
也許觀眾會不滿結局的FF(編按:香港流行語,指終極幻想)太離譜。當天主教仍就墮胎、同性戀及女性司鐸而在爭拗中,何時才能指望選出身為 LGBTQ 的教宗?但我願意欣賞結局,因為電影通過尊重傳統思想來支持現代訴求。
上述神學思想的世俗版本就叫自然權利。我們必須承認基督教迫害過無數異己;但同時也必須承認基督教是人性尊嚴的思想源頭。人的思想難以無中生有,必須通過承先啟後。近代中國篤信要徹底革命,結果招致更大災難,正是思想史家林毓生提出「創造性轉化」的原因,將傳統思想值得保存的地方加以重組,可以成為革新的思想資源而又保持文化認同,與電影裡勞倫斯主教的佈道互相呼應。
勞倫斯主教對寬容的呼籲來自對信仰的謙卑,當人自詡一定正確就無法尊重異己。可是連耶穌對天父如此信任,也對十字架的苦楚有過疑問(瑪竇福音/馬太福音 27:46)。人有限而上帝無限,上帝的旨意不是人可盡然掌握。新教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寫過一段很著名的話:
「我們作為神學家應該言說上帝。但我們是人並且作為人我們不能言說上帝。我們應該知曉二者:我們的應該和我們的不能,並因此把榮耀歸給上帝。」
古代人均壽命很短,嬰兒夭折率極高。為了讓族群和信仰得以存續,古人對於何謂男女會有種種今人視為「有毒」的文化觀念。而且文化習俗又會累積成為社會結構,因此移風易俗極之困難,運用政治權力撼動社會結構尤其要付出沉重代價。社會風氣終究會隨時代變化,但參考兩位主教的「創造性轉化」也許有更好解答。
讓我們從《秘密會議》去思考台灣。蔡英文在總統任內有許多爭議政策(基勞法、兵役制、原住民等),較嚴厲者甚至批評民進黨利用受害者光環,辜負其他受壓迫者。但她卸任前卻做出別開生面的決定,邀請「變裝皇后」妮妃雅到總統府表演。令我想起鄂蘭在《人的條件》形容最卓越的政治美德(political virtue)是「勇氣」和「節制」。
當我見到妮妃雅在孫中山畫像下表演,既懾服於蔡英文行動的勇氣;也意識到她節制地挑選時機,背後是兼顧兩者去表明心跡。觀照美國當下的危機,倘若蔡英文任內事事符合自由派/進步派的「信念倫理」,台灣社會在選舉時將如何反應?蔡英文清楚部分知識份子的理想,然而她也有「責任倫理」要承擔。儘管我是一名左膠,無法認同民進黨所有政策,但良好的政治「判斷力」就是要在「熱情」與「責任」之間準確拿捏,我願意尊敬地說蔡英文是一位政治家。
參考文獻:
皮凱提、桑德爾《未來的戰鬥》
東尼・賈德《戰後歐洲六十年》
呂克・費希《給青年的幸福人生書》
林毓生《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
伊莉莎白・揚・布魯爾《愛這個世界》
史蒂芬・布雷耶《法官能為民主做什麼》
沃弗朗・艾倫伯格《黑暗年代的女哲學家》
漢娜・鄂蘭《人的條件》、《責任與判斷》
大衛.朗西曼《政治哲學的 12 堂 Podcast》
夏志誠〈我看「教宗選戰」〉,夏志誠主教講道
Michael O’Donnell, “Commander v. Chief”, The Atlantic
周小龍〈神學的任務:聖言或自然?〉,基督教文化學刊
畢明〈《教宗選戰》故事宣的道是-Doubt〉,Madame Figaro Hong Kong
蔡頌然〈《教宗選戰》映後談 丘建峰:教會並非一場戰爭,而是同行〉,時代論壇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