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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新聞換功德積分?專訪國際專欄作者黃哲翰

2022/03/23 出鏡報導

 圖/法新社
圖/法新社

「身為台灣人,你今天關心國際新聞了嗎?」在許多人的成長與求學過程中,關於國際新聞幾乎都有一個共同經驗,就是會被師長、家人提醒「不能沒有國際觀」、「要多看國際新聞」。而隨著近10年來的社群網路竄起,各種專門播報國際新聞的新媒體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國際新聞」似乎也逐漸成為一個熱門的新聞文類。

然而,所謂的「國際新聞」與「國際觀」,到底是什麼?台灣對於國際新聞的想像與需求從何而來?當我們書寫遠方戰爭與災難,我們真正在談的又是什麼?

本次轉角國際專訪專欄作者黃哲翰,曾就讀政大新聞系與哲學系、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院博士畢業,現定居奧地利。作為從2015年就加入轉角國際的專欄寫作者,哲翰幾乎是元老級的創始成員,不僅能夠撰寫國際時事、也能夠進行深度的歷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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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報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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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黃哲翰提供
圖/黃哲翰提供

▌起心動念:為何成為專欄寫作者?

問:過去在轉角國際擔任編輯以來,一直都知道哲翰是可以寫長篇的深度歷史評論、也可以寫歐洲政治局勢的多面向寫作者。其實我一直都很好奇哲翰當初是怎麼成為轉角國際的專欄作者的?什麼契機使你開始寫作?

答:我大概從2015年下半轉角創站開始加入,到現在已經快七年了。主要其實是那段時期台灣特殊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主要是在2012到2014年間,台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從2012年的反旺中媒體壟斷運動、全國關廠工人案、2013年洪仲丘事件、到2014年318運動,當時的台灣社會開始有很激烈的討論,關於什麼是民主、勞權、公民不服從。當時的台灣很想要追求成為公民社會,但不確定我們想要的公民社會是什麼。

而在那個時候,臉書還是一個發展蓬勃的公共領域舞台,也許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廣義的台灣政治啟蒙經驗。由於那時我還在德國,除了談台灣議題之外,也很常寫一些德國的觀察經驗,就慢慢有一些曝光,也有媒體轉載。大概就是這樣被轉角找到。不過當時我寫德國還寫得很生澀,對德國的認識並不很深,會很天真地想用借鏡的態度,拿德國經驗來回應台灣社會的議題。

因為當時的書寫很粗糙,也曾經出過問題。就是太陽花運動衝行政院、後來發生警察暴力的期間,那陣子我剛好參加完法蘭克福聲援的遊行,我看到當天德國警察對我們都很友善,於是我就快速地寫了一篇文,去凸顯德國警察也有保護示威者的一面。

但這篇很粗糙的臉書貼文就被媒體轉載,當時我們轉角的另一個作者戴達衛應該也有看到,因為幾年後達衛也寫了一篇講德國警察擴權法的題材,還有警暴爭議、德國警察偏袒極右翼等等的問題,當時他在臉書貼文的時候也提到,以前看到有台灣人寫文章,對德國警察有美好的幻想,但當時這篇嘈點滿滿的文章就是我寫的(笑),是我當年太傻太天真太片面了。

我成為轉角作者的契機,就是在台灣從政治冷感醒來的脈絡之下,我希望能為台灣成為理想公民社會的夢想來努力。我在德國,我能做的就是能用我的角度來刺激台灣社會的想像。所以起心動念或者是說加入轉角的想法,就是這樣。讀者或許可以發現不是每篇,但大部分文章幾乎都有藏有一些想要刺激社會的想法。

2012年,法蘭克福佔領 圖/路透社
2012年,法蘭克福佔領 圖/路透社

2008年反g8抗議。 圖/歐新社
2008年反g8抗議。 圖/歐新社

▌當我們談論國際觀:背後的「實用主義」論

問:一直以來,轉角國際都致力於在處理各種國際局勢分析以及區域衝突事件,近年的例子就比如香港反送中、阿富汗撤軍、俄國入侵烏克蘭等等。我自己也注意到,很多時候我們在國際新聞的閱讀過程中,其實也有點像是在尋找自己、或者會多少帶點自我投射去看這些國際議題。好奇你覺得國際新聞對我們的讀者提供什麼?它可以是種從他者身上得到的借鏡嗎?

答:這個問題有點說來話長。當然這種以國際新聞為己用的實用主義的態度,嚴格來說也不算什麼大問題。

但是問題在於,台灣人有些實用主義經常變成堪用主義,就是隨便湊合下就好的短線心態。「堪用主義」這個詞是我借用台灣攝影家陳尚平在新活水的專欄文章所寫的。他去捕捉台北街景,很多地方都是凌亂拼湊而成的日常奇觀——例如服飾店會用壞掉的假人模特兒擋在騎樓,上面寫著「請勿停車」;或者用兒童巧拼拼成汽車輪胎防狗尿的盾牌……這類的景觀大家在台灣都太熟悉了(笑)。陳尚平把這個稱作「大人的勞作」,就很可愛、聽起來有點巨嬰但很可愛。

我覺得台灣看待國際新聞的態度也有點像是「大人的勞作」,台灣有些人對於脈絡通常都不太耐煩,而是想拿國際時事來佐證自己的世界觀、或者是當成自我表演的談資,所以才會出現一些方便堪用的拼湊。

我隨便舉個例子,比如說台灣社群媒體上面,有人會舉證說德國經濟對中國是高度依賴,這沒有錯。德國在人權問題上一向對中國很軟弱,這也是。還有德國在美中之間不斷搖擺、福斯汽車有任用新疆勞動力的問題。而從這些資訊中,輿論會拼湊出一個圖像,就是「德國企業都為了人民幣親中舔共」這樣的說法。

但是另外一方面,人們又看到說德國自民黨(FDP),它對中國的態度是德國政壇中最強硬的,於是大家又開始讚賞自民黨、但卻不覺得哪裡怪怪的。自民黨其實是最能代表德國企業的政黨,它是資方的政黨。那到底德國企業是親中舔共、還是對中強硬呢?

事情脈絡通常是很複雜曲折的(中略),很多議題不能單純劃分成僅有親中與反中的兩種選擇。

但是,台灣會發展出這種實用主義的國際觀,其實也正好反映出台灣作為國際孤兒的處境。當它沒有辦法充分參與國際舞台,就相對容易發展出這種國際觀。只是在這樣的處境之下,當我們越是執著、要求要實用,就反而越容易歪樓,沒有辦法實質幫助自己。所以我覺得實際上唯一的出路就是不要抱著實用的態度,而是抱著求知的態度,去理解世界、同時也理解自己的處境,才能得到結果。

示意圖,台灣的微縮達人鄭鴻展。 圖/路透社
示意圖,台灣的微縮達人鄭鴻展。 圖/路透社

2014年李克強參訪柏林,跟梅克爾逛超市。 圖/美聯社
2014年李克強參訪柏林,跟梅克爾逛超市。 圖/美聯社

▌苦難與創傷:人類最私密的集體經驗

問:我自己常常在寫稿時自問,有些文章如果從商業考量,確實可以帶來很多流量,而且可以預期的是越聳動,流量會越好。但是我也常常反思的是,書寫災難,呈現苦難之外,還能創造哪些不同的思考給讀者。

答:這就是涉及到一個掙扎,就是我們做的書寫到底算不算消費別人的苦難?我們是不是挪用他人的苦難來引起自己讀者的興趣?

我覺得這(書寫苦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必須要考慮到一點,就是書寫要有一個限度。如果要呈現他人的苦難,讓讀者有所同情或有所共鳴,那我們也必須要仔細梳理苦難的來龍去脈。比如你在安妮法蘭克那篇文章,如果提到1940年代納粹對猶太人的清洗,就要梳理安妮法蘭克的家族苦難,然後,梳理完之後,確認脈絡跟我們自己的苦難是不是很相似?這樣做類比,就比較少會有挪用別人苦難的道德爭議。

簡單來說就是,如果在類比之前能夠先尊重別人的苦難、跟我們自己苦難的歷史脈絡,梳理清楚,那就比較不會有消費的問題。

二戰時期,遭到納粹處決的烏克蘭猶太人。 圖/維基共享
二戰時期,遭到納粹處決的烏克蘭猶太人。 圖/維基共享

問:在進行國際新聞寫作、或者歷史寫作的時候,你怎麼去思考書寫他人/其他民族的歷史苦難這件事情?如何抉擇一個題目寫與不寫、還有書寫的目的?

答:書寫苦難是一個很複雜的題材。我認為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方式能夠去呈現苦難跟創傷。我們找不到『正確』的答案去呈現,因為痛苦跟創傷是不可能直接地、如實地被傳承的。讓我借用一下漢娜鄂蘭在《人的條件》這本書裡面的說法:

「無疑地,我們所知最強烈、強烈到足以抹殺所有其他經驗的感受,就是極大痛楚。它既是最私人的,也是最難以溝通的經驗。它不只是我們唯一沒辦法轉化成適合公共顯現的經驗,也讓我們喪失了實在感,這使它比任何東西都容易被忘記。」《人的條件》,商周出版,頁55。

我們的生命中最強烈的感受是什麼?就是痛苦,就是苦難,但痛苦正好也是最私密的經驗。一個人的痛,另外一個人永遠沒有辦法直接感受到。比如說我作為一個生理男性,我就沒有辦法知道女性的經痛或生產痛是什麼。創傷也是這樣子。

嚴格來說,它們永遠沒有辦法被直接傳達、也不可能透過什麼樣的敘事方式來轉化、充分傳達給後人——痛苦跟創傷是沒有辦法直接進入公共領域裡面的。

也因此,人類總是很擅長遺忘歷史的傷痛。可是在這個公共領域裡面,我們只能用類比的方式,來趨近或是模擬歷史的傷痛。但這樣就經常出現一個弔詭的情況,就是越靠近、揭露得越多,反而越容易引起反感。

所以,怎麼講,當你把當年那個殘酷的情況揭露得太殘忍的話,就會引起很多爭議。有人會認為這不適合討論,像是納粹大屠殺、或是台灣過去的白色恐怖。但是它本來就是這樣的殘忍露骨啊。所以一旦我們去要求一種「無痛的」歷史公共討論,是很自我矛盾的。

2008年8月喬治亞戰爭,喬治亞因南奧塞提亞主權問題發生區域衝突,幾日後俄羅斯軍...
2008年8月喬治亞戰爭,喬治亞因南奧塞提亞主權問題發生區域衝突,幾日後俄羅斯軍隊進入喬治亞,一名男子抱著遭空襲死亡的家人哭泣。 圖/路透社

問:哲翰提到的背景,是今年年初的納粹大屠殺紀念日,很多外媒都刊登了幾則納粹歷史相關新聞,其一是得過普立茲的紀實漫畫《鼠族》(Maus)被美國田納西州一所學校列為禁止教材、另一是小說《穿條紋衣的男孩》被許多歐美校園列為中學推薦作品,但近期卻有研究認為,該部小說雖是虛構作品,但一旦被編列教材,有誤導歷史之嫌。剛好一個是「必讀」、一個則是「禁讀」,其實也透露出關於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如何傳承下去的問題。那麼,你認為世上有一種「好的」的歷史傷痛或創傷敘事嗎?

答:我們可能永遠都要掙扎跟苦惱,並且最終找不到答案。一方面是因為,歷史傷痛是最私密的個人經驗, 它本質上就是無法進入公共領域、也難以進入公共書寫的。另一方面也是,當我們努力要趨近歷史傷痛的時候,越是接近它,在公領域造成的各種排斥感也就越大。比如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創傷經驗,校園監控等等也都是如此。

不過我覺得,我們也不必太悲觀,因為我們永遠必須去掙扎與苦惱怎麼呈現這些傷痛,即使找不到答案,也不代表社會就會原地踏步、停滯不前。

在這裡我想引用哈伯馬斯的說法,正是在對歷史的創傷與掙扎與持續爭論中,一個社會才會形成共同體與共識,然後持續往前進。這樣的共識並不是建立在對歷史詮釋有標準答案上,而是建立在大家都願意正視歷史的傷痛,就處理傷痛的問題彼此爭論,才讓我們形成共同體。

我們在做國際議題或是歷史書寫的時候,其實討論這些議題都是很有意義的。

1945年,英國軍隊解放貝爾根集中營後,一名小男孩走過一群罹難者遺體。  圖...
1945年,英國軍隊解放貝爾根集中營後,一名小男孩走過一群罹難者遺體。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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