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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現場「神聖但無常」:專訪《報導者》記者楊智強

2022/04/20 出鏡報導

「國際新聞對於很多台灣人來說只是新聞報導中的配菜,並不是必須要吃的主菜;但其實這...
「國際新聞對於很多台灣人來說只是新聞報導中的配菜,並不是必須要吃的主菜;但其實這就是造成台灣新聞營養不良的重要因素。」圖為2018年在孟加拉難民營,一位羅興亞兒童。 圖/法新社
在出鏡報導第三集,我們邀請到獨立調查媒體《報導者》記者楊智強。畢業於國際關係領域研究所,楊智強在畢業後曾在韓國NGO工作、並曾擔任電視台的國際新聞編譯及獨立記者。在擔任獨立記者的幾年,他背著背包前往現場,陸續報導了緬甸大選、羅興亞難民、中國朝鮮族等議題。其後加入《報導者》,亦曾負責進行香港反送中緬甸政變毒品販運鍊等等不同主題的跨國報導。

楊智強自己曾在鏡好聽錄製的節目《獨立記者闖國界》中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

「國際新聞對於很多台灣人來說只是新聞報導中的配菜,並不是必須要吃的主菜;但其實這就是造成台灣新聞營養不良的重要因素。飲食不均衡,身體怎麼會好呢?(中略)深度的國際新聞,更多由台灣人觀點寫出的國際新聞,其實相當重要。」

但是艱澀的國際新聞議題要如何取材才能吸引讀者?成為獨立記者又需要哪些準備?而加入《報導者》之後,他所觀察到的國際新聞趨勢、採訪經驗與技術,又發生了哪些變化?

▌請點閱下方收聽

 圖/楊智強提供、楊子磊攝影
圖/楊智強提供、楊子磊攝影

▌開始是編譯,後來成為記者

問:一開始你是電視台的編譯,後來成為獨立記者,再然後加入《報導者》。為何智強當時會有這樣的職涯選擇?

答:最早是因緣際會加入了新聞台的編譯,剛開始還蠻新奇的,因為新聞台畢竟跟平面記者不一樣,要剪輯、要過音,有點像是看畫面說故事,所以覺得是蠻有趣的,但久了自己也覺得,時間好像把自己磨成一顆螺絲釘,於是就想要到新聞現場看看。

最早我的想法沒有那麼遠大,當時是2015年左右,正逢緬甸選舉。我當時只覺得這是世紀大事,好想要到現場去看看。但我還沒辭職,就請假把假排到一起,就去現場看了。去了之後,遇到許多來自各地,香港、韓國等等的獨立記者,當時就覺得:「天啊,我好想跟他們一樣。」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有了這個想法。再過了一年,我就真的辭職去當獨立記者。

不過想要當獨立記者,你可能要有一小筆錢,例如10萬好了,當成你的創業基金。因為其實剛開始你寫出來的東西,都必須要用pitch的方式才能跟各大媒體合作。讓別人認識你之後、知道你寫作的風格等等,一切OK了,你才可以進一步說可不可以合作、而你可以出資源幫我cover哪些東西。當時我就是以獨立記者的身分往外跑一跑,只是就沒什麼錢(笑),做到後面也有點無法繼續下去,所以就又回來(體制內)。

「最早我的想法沒有那麼遠大,2015年左右正逢緬甸選舉。我當時只覺得這是世紀大事...
「最早我的想法沒有那麼遠大,2015年左右正逢緬甸選舉。我當時只覺得這是世紀大事,想到現場去看看。但我還沒辭職,就請假把假排到一起,就去現場了。去了之後,遇到許多來自各地,香港、韓國等等的獨立記者。大概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有了這個想法。再過了一年,我就真的辭職去當獨立記者。」圖為2015年緬甸大選。 圖/美聯社

2021年2月,緬甸爆發軍事政變,翁山蘇姬遭到軟禁,出現大規模示威,圖為3月2日...
2021年2月,緬甸爆發軍事政變,翁山蘇姬遭到軟禁,出現大規模示威,圖為3月2日,仰光街頭遭到催淚瓦斯鎮壓。 圖/法新社

2021年3月17日,在緬甸仰光的抗議者遭到鎮壓,一名成員遭到警方槍擊,頭部中彈...
2021年3月17日,在緬甸仰光的抗議者遭到鎮壓,一名成員遭到警方槍擊,頭部中彈。 圖/路透社

▌身為記者,現場的意義對你來說是?

但在遊走於編譯與記者的過程中,他也觀察到一個現象,人們對於「新聞現場」的定義,似乎也在近幾年快速轉化,或者增加了更多意義。

「其實在這樣(在體制內)一進一出,在台灣做編譯、到現地採訪、再回到台灣做一個所謂的『國際新聞記者』過程中,我感覺到很多事情都不是這麼的絕對,並不是說我一定要到現場才能看到新聞的真相。

例如,當我真的去了國際現場再回來,再加上因為covid的關係,常常去不了現場,但還是必須要呈現一些觀點的時候,我開始發覺,編譯已經不再像是我當年在電視台做得那麼.....應該說變得更為多元複雜。例如我舉例,現在如果想要採訪烏克蘭某個前線的戰士、某個市長,也可能直接用FB連絡上,工具與科技的變化已經讓編譯更接近現場了。

不再像是過去那樣,只是單純因為電視台買了《美聯社》的新聞、買了《路透社》的新聞,它每天會傳東西進來,所以我們就要純粹翻譯新聞做好編出去——所謂的「現場」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

但現場對我來說,當然還是神聖的。你聞到的氣味、你聽到的聲音,都是你的素材,你把它寫出來呈現給讀者,這是一件我滿享受的事情。而且我覺得,記者好像有個privilege,就是別人會跟你講故事,而當你聽到故事的時候,其實你就是在幫讀者去聽,然後寫出來。

所謂的現場,也隨著新聞的定義不同而有所轉變。圖為2019年9月8日,在香港的太子...
所謂的現場,也隨著新聞的定義不同而有所轉變。圖為2019年9月8日,在香港的太子站襲擊事件發生幾日後,一名抗議者在中環站入口處拍攝。 圖/路透社

▌如何讓台灣關心國際議題?「從我出發」的跨境報導

問:很多時候國際新聞會被認為是一種門檻很高、很艱澀的文類。你們在製作題目的時候,如何讓台灣人關心國際新聞?

答:我目前了解的方法,會有兩個方向,第一個就是從台灣出發的國際新聞。如果以我自己曾經做過的例子話,就像是《毒品販運鍊》當中,台灣扮演什麼角色?就是從台灣延伸出去,看這個世界。還有之前烏干達學生背債來台的《綁債.黑工.留學陷阱》,當時沒有人會想到烏干達跟台灣原來有這樣的關聯、原來會有這樣的事情。

其實從台灣每天會看到的事情,就有很多國際新聞的題目,這些議題也會讓台灣的讀者更想去了解。

第二個我覺得是操作的方式,想要讓國際新聞更活化的呈現,不要只有字而已。例如使用互動的方式或是技巧,不要只有長長的文章(雖然《報導者》自己的文章都很長),但是我們也會希望透過無論是設計、社群或是工程師合作,讓這些文字更多元。

圖為2020年3月,位於金三角核心的緬甸撣邦,發現大量的海洛因與安非他命。 圖/...
圖為2020年3月,位於金三角核心的緬甸撣邦,發現大量的海洛因與安非他命。 圖/法新社

問:在跨境報導中,你也時常與其他外國的調查媒體合作,完成例如較早期的《血淚魚場三部曲》、近期的《安毒幽靈》等系列作品。當時怎麼跟其他媒體聯繫合作?怎麼分工?

答:過去我也是比較單純的做法,去到現場然後把報導帶回來,但加入《報導者》之後,這是台灣目前唯一一個參加「國際調查記者聯盟」(GIJN)的媒體。在裡面認識了很多全球各地的媒體人,當時我們就希望這些報導可以跨國合作。

因為無論是詐騙、人口販運、毒品,這些犯罪行為都已經在國際合作了,那當然,我們做報導也不可能只在自己國家內報導,所以我們也開始跟各國媒體合作。

最開始是雪莉他們提出的想法,那時在做《血淚魚場三部曲》,在那之前《報導者》完成了穿山甲走私的《盜獵王國的救贖》。當時跟我們合作的組織希望可以做另一個題目,我們就一起想怎麼做永續海洋的議題、以及台灣應該做些什麼。我是那個時候接觸到跨境報導。後來一次就是毒品販運鍊,是我跟雪莉一直很想寫、但一直沒有完成的題目。

但在跟國外媒體合作的過程中,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好好分配大家要做什麼。具體說就是,因為我們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合作,聯繫上沒辦法像是辦公室每天可以聊天,只要沒有找到single case的話就會一直繞圈圈。因此最好要有一個國家負責領導、當PM。

圖為南方澳漁港的外籍漁工。 圖/聯合報系圖庫
圖為南方澳漁港的外籍漁工。 圖/聯合報系圖庫

東港漁港擺滿待拍賣的鮪魚。 圖/聯合報系圖庫
東港漁港擺滿待拍賣的鮪魚。 圖/聯合報系圖庫

▌如果他們願意把故事交給你

問:曾看到你提過,在撰寫羅興亞議題的時候,自己其實也很擔心會不會很消費他人的痛苦,到了現在,你怎麼重新思考這件事情?

答:我覺得做國際新聞的記者,常常要處理生離死別等等的大事,我現在應該已經看得比較開了?寫羅興亞難民報導那時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事件,對我個人的衝擊很大。當然那時候有一小段時間的消化,也跟前輩、同業聊天,才慢慢可以釋懷。

雖然我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就是身為記者應該要做的工作——但是你可不可以放過你自己?這點,每個人的答案都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到最後面,談到凝視或是紀錄,我自己認為如果受訪者他們願意,或者他們不會覺得不舒服的話,對我而言那就OK。我最早跟報導者合作的是《廢墟少年》的題目。 當時我還是個freelancer,當採訪一些高風險家庭青少年們的時候,我常常想說,為什麼他們會想要接受我採訪?他們為什麼會想要自己的故事被外面的人知道呢?

朋友跟我說,可能他們也會想要被記錄吧?或許他們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可以被記錄下來的。當然也有其他人想說,憑什麼要把我的私人生活分享給讀者?其實這就是取決於受訪者他自己的想法,本身沒有一定的答案。

只是,當對方願意把這個東西交給你,身為記者的我們就好像比較可以放過自己——他允許你一定程度上的進入,或者說不應該說是進入,他一定程度上讓你「參與」了他的人生。

但也有各種情況,例如在難民營或很多地方,你沒辦法跟每個人建立深入的關係。只不過記者還是可以給予現場應有的尊重。這些尊重很多時候都來自於一些小細節——像是跟他們打個招呼,聊一下天,做些事情,讓他們不會覺得這個鏡頭對他有所侵犯。這其實也是一個對自己的交代。

2022年3月,幾名羅興亞男子在孟加拉的庫圖帕朗難民營(Kutupalong r...
2022年3月,幾名羅興亞男子在孟加拉的庫圖帕朗難民營(Kutupalong refugee camp)清理水渠。儘管有大量羅興亞人逃離到孟加拉暫時安置,但孟加拉政府後續的安置計畫仍有諸多問題。除了過去孟加拉曾多次與緬甸當局談判「羅興亞人遣返計畫」之外,安置地點也出現多種人道與環境難題。例如庫圖帕朗營地建在陡峭的山坡上,環境脆弱,容易發生洪水和土石流。此外,當地過去也是亞洲象棲地,曾引發難民與大象間的居住衝突。到 2019年底,至少有13名羅興亞難民因人象衝突喪生。 圖/法新社

「在難民營或很多地方,你沒辦法跟每個人建立深入的關係。只不過記者還是可以給予現場...
「在難民營或很多地方,你沒辦法跟每個人建立深入的關係。只不過記者還是可以給予現場應有的尊重。這些尊重很多時候都來自於一些小細節——像是跟他們打個招呼,聊一下天,做些事情讓他們不會覺得鏡頭對他有所侵犯。這其實也是一個對自己的交代。」圖為示意圖,2022年3月,庫圖帕朗難民營裡的兒童。 圖/法新社

問:最後我想起,你曾提到自己特別關心人權與衝突。回顧這一系列你寫過的題目,你覺得自己為何受到這些題目的召喚?你自己有一個持續的、創作的核心人生命題目嗎?

答:其實題目都是慢慢養的。最早我是從韓國的題目開始著手,因為我曾經在韓國NGO工作,自然而然就會想找相近的、接觸過的議題開始,當時寫了韓國華僑的題目。

後來直到去了緬甸之後,我發現自己常處理的議題就是「在邊境」。

無論在緬甸跟孟加拉邊境,或是在泰緬邊境,人們常會因為戰亂或是遷徙,在國境奔走或是遷移,這背後的原因其實連結到很多東西——戰爭、難民、身分認同——羅興亞人、韓國華僑、中國朝鮮族,緬甸克倫族——其實我沒有刻意,但好像就是自然而然地,我覺得這些議題很有趣,想進一步了解。

問:在這些採訪中,是不是其實還隱藏著一種普世性?我們過去曾經會去定義所謂的「在邊境」、「不屬於任何地方」、「還在尋找自我認同的未定義狀態」。但或許其實這種狀態也許是日漸正在常態化的事情?我們以為他們是少數人,但其實可能會越來越普世?

答:對,認同的東西一定是不斷在變動的。尤其像是我們看烏克蘭,2014年到現在,國家意識也是慢慢變得這麼強的。身分認同一直在變動,台灣也是。所以回到你最初的問題,其實我還沒有想到「我一定要做什麼」,但我發現我好像就是對這個特別有興趣。羅興亞也是我花最多時間的題目,也跟很多受訪者變成朋友了,他們也是典型「沒有國家的人」,未來也會是我繼續寫作的重點。

南方澳一名外籍漁工。 圖/聯合報系圖庫
南方澳一名外籍漁工。 圖/聯合報系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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