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克爾的德國、故事與政治（上）：洗完桑拿浴的「那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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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的時代即將在今年德國大選後落幕，對其漫長16年總理任期的回顧評論，或許可以回溯到32年前的一段故事，用「太初有桑拿浴」這句話來開始。

1989年11月9日，崩潰前夕的東德政權已無力控制局面，反抗集會遍地開花、越來越多民眾突破鐵幕出逃。前此不久，關於黨中央政治局將效法中國天安門血腥鎮壓的風聲仍甚囂塵上，但就在當天晚間7點左右，官方無預兆地在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附帶提到：即刻起開放東德民眾自由申請前往西德。

言下之意即是：柏林圍牆已完全敞開。這不但令現場媒體大為驚愕、也隨即震撼了世界——世人皆知東德即將發生鉅變，但很少人料到竟會以這樣雪崩般乾脆的態勢朝向解體、朝向被西德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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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撼動歷史的時刻，35歲的安格拉．梅克爾在位於東柏林、離進入西柏林的波恩侯姆橋（Bornholmer Brücke）步行僅約10分鐘的家中看完新聞，打了一通電話給住在附近小鎮的媽媽：

然後繼續收拾浴巾等用具，走出家門，到附近的公共游泳池洗桑拿浴——無論如何，這天都還是星期四，而每週的星期四對她而言，是固定要洗三溫暖的日子。

當她稍晚從泳池回到家門口時，梅克爾才意識到此刻世界已發生鉅變：家門旁的波恩侯姆大街正被人車潮所淹沒，大家興高采烈地往西柏林的方向蜂湧而去。

梅克爾手上還拿著浴巾，就這樣跟隨人群穿過圍牆、走進西柏林。她第一時間想打電話給住在漢堡的姨媽，便和一群東柏林人找到一戶人家借電話。打完電話後，興奮的眾人要繼續動身前往西柏林繁華的選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去體驗資本主義的燈紅酒綠——然後梅克爾說，這攤她先不跟了，明天一早還得上班，接著便獨自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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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這位東柏林科學院的物理學者一如往常地進研究所，埋首量子化學的問題。只是，所有同事都激動地去迎接新時代了，整個單位就只剩梅克爾一人。兩德翻天覆地的歷史變局，對這位低調過日常、缺乏政治激情的物理學者而言，彷彿只是下班洗浴之餘順便去看個熱鬧打個卡的小小個人冒險。

直到不久後，她驚訝地確認了東德併入西德已是大勢所趨，出於對東德可能成為西德人之政治實驗場的疑慮、也出於對東德社會主義勢力可能在統一後借屍還魂的擔憂，這才跟上同儕的腳步，投身百花齊放而又混亂紛雜的政治巨浪中。

此時，代表著各種意識型態的政黨蓬勃運作，梅克爾在左右光譜間考慮了一輪之後，最終加入了一個政治意識型態淡薄、傾向處理時局現實問題的小黨「民主啟程」（Demokratischer Aufbruch）。

梅克爾雖然無政治激情，但立場卻不含糊：她反對繼續社會主義路線、並支持儘速與西德統一。她認為東德失敗的主因是經濟，而西德的經濟體制才是更有效的；東德若要實現政治自由，則必須擁抱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經濟才是政治自由的保障。

換言之，在梅克爾看來，讓柏林圍牆倒下的關鍵因素，既非人民對抽象民主價值的渴望、也非和平禱告會上牧師們對自由人權的鼓吹，而是吃不到生蠔、沒有像樣的優格、買不了福斯金龜車的鬱悶。此一務實且另外帶有英國柴契爾那種自由主義式的、新教倫理色彩的經濟優先論，也是她政治基調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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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的政治生涯始於擔任「民主啟程」柏林黨部的發言人，期間以不問意識型態之爭、沉著務實而獲信任。該黨在當年東德解體前最後一場人民議會大選中與東德基民盟（Ost-CDU）結盟，選後隨即泡沫化。

在此進程中，梅克爾先是被東德過渡內閣總理德邁齊爾（Lothar de Maizière）延攬為政府的代理發言人。同年10月3日，兩德統一，民主啟程正式併入基民盟，梅克爾乃於12月代表基民盟參選統一後的首屆國會議員，當選後即被總理柯爾（Helmut Kohl）任命為聯邦婦女兒少部長。

短短一年內，梅克爾從政治同儕對其幾乎沒有印象的「洗桑拿浴出來的女人」，令眾人錯愕地攀升為聯邦部長，其緣由無非是當時執政者妝點門面、象徵團結與平等的需要：德邁齊爾的東德內閣需要小黨與女性、柯爾的聯邦內閣則需要東德人與女性，而沒有派系背景的梅克爾恰好是天賜的最佳花瓶。

當時德邁齊爾曾向柯爾推薦梅克爾：

柯爾聞言不禁訕笑——「理智」和「女人」這兩個詞的組合，以及這個組合被用來形容那位曾被他喚作「小姑娘」（Mädchen）的梅克爾，顯然都讓他感到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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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位飽受西德傳統男性政治菁英輕蔑的東德女性政治素人，卻開始展露其獨特的政治韌性，並在之後逐一撂倒對手——也包括柯爾本人。梅克爾在柯爾內閣歷任婦女兒少部、環境核安部的首長後，成為基民盟首位女性秘書長；隨後於2000年當上黨魁，並在2005年勝選出任總理。

從此她連續16年橫掃德國政壇，並且始終都能獲得不同黨派選民的高度信任，是聯邦德國有史以來唯一能連選不敗、做好做滿之外還能善保晚節的總理。

梅克爾在政壇上的成功，部分原因當然能歸於其個人風格，例如務實低調、無雄心抱負、不堅持意識型態、習慣妥協避免爭端......等異於其它政壇領袖、甚至與傳統領袖魅力互相抵觸的反向特質。然而這些特質還是必須具體放到時代的脈絡下來看，才顯得有意義。套用梅克爾與基民盟的老對手、綠黨（die Grünen）籍的現任巴符邦邦長克雷屈曼（Winfried Kretschmann）的話來說：

我們先從德國本身的政治挑戰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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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後期，兩德統一所帶來的經濟紅利已耗盡，聯邦德國開始直面社會轉型白熱化的陣痛：隨著經濟重心從傳統製造業轉移到知識經濟產業，原本以技術勞工與傳統白領、小企業主為主的穩定中產社會，也面臨階級洗牌重組——擁有高等學歷的知識經濟中產新貴取代了傳統老中產，成為中流砥柱，社會主流價值也由傳統、保守、階序的社群共識，轉向多元、流動、開放、平等、環保等全球化價值。

新老階級洗牌、族群多元分化的結果，讓聯邦德國藍領工會色彩的老左派社民黨（SPD）、以及保守中產家庭價值的老右派基民盟，都開始面臨選民基礎逐漸萎縮的問題。兩者過去隨便都能囊括三、四成以上的選票，但在此刻這種「全民政黨」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在某個意義上，1998到2005年社民黨與綠黨的紅綠聯合執政，率先回應了知識經濟新時代選民板塊碎片化的問題，而往新興的全球化價值靠攏。綠黨天生的全球化基因自不必多說，社民黨則犧牲了藍領基層鐵票倉的利益旨趣，往知識經濟新中產的世界觀靠攏，轉型為全球化價值的政黨。

2003年起，紅綠聯合內閣在社民黨籍總理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的力推之下，為了回應當時德國深陷經濟停滯、社福重擔不堪負荷的窘境，開啟了所謂《議程2010》（Agenda 2010）的激進改革：減稅、大砍失業救濟金、刪減健保給付，並且一方面降低企業人事支出、鬆綁解雇限制，另一方面則彈性化勞動法規、創造出大量兼差派遣性質的迷你工作。

頓時，傳統以勞權與社福自豪的德國社會開始豬羊變色，派遣工作成為職場常態，財富的分配也更趨極端化。這不但讓社民黨的鐵票選民大感被黨所背叛，也引發民眾普遍怨怒，激進改革的黑歷史乃成為社民黨往後每次大選時沉重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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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社民黨，世紀之交的基民盟不僅要面對選民板塊碎片化的問題，同時也受柯爾執政晚期的負評與醜聞所累，與這位掌權25年之黨主席的政治遺產切割、徹底改弦更張以適應社經新局勢的需求，也就更加急迫。年輕、女性、出身東德、沒有傳統派系負累的梅克爾，就此被柯爾的後繼者、時任黨主席兼國會黨團總召的蕭伯樂（Wolfgang Schäuble）拉拔出線，接任基民盟秘書長，進入黨的權力核心。

柯爾對基民盟帶來的危機、以及紅綠執政所引發的民怨，梅克爾都從中看到了自己的機會。在秘書長的就職演講上，梅克爾以黨內改革者的姿態登場，以一句「寧冒風險、不願錯誤的安定」（Risiko statt falscher Sicherheit）公然與提拔自己進入聯邦政壇的柯爾對標（後者最後一次競選口號為「要安定、不要風險」），意圖將黨的政策方向帶往經濟自由化與社會開放化，以便能與社民黨競爭。

1999年11月，已卸任總理的柯爾被踢爆政治獻金醜聞，這場政壇的大火波及基民盟黨內不少中樞政要，與柯爾關係曖昧的蕭伯樂亦不能倖免。梅克爾隨即在聖誕假期的前夕，果斷繞過蕭伯樂，逕自投書媒體，要求黨與柯爾割席斷義。此一高舉義旗的閃電突襲，讓梅克爾廣獲黨內青壯改革派的支持，也使蕭伯樂陷入尷尬窘境。儘管梅克爾意在為蕭伯樂競選總理之路掃除障礙，但後者仍在次年2月黯然辭去黨魁與黨團總召。

毫無懸念地，梅克爾隨後接下了黨魁，然而作為總理候選人跳板的黨團總召關鍵位置，則由同是黨內青壯改革派新星、在反柯爾陣線上與梅克爾親密結盟、但立場則更加保守的梅茲（Friedrich Merz）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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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改革派的黨主席，梅克爾既無地方派系實力、又無法掌握聯邦議會黨團，可謂雙重架空。同時她還必須面對黨內「安地斯聯盟」（Andenpakt）的強勢挑戰：

這是一群後68世代的青壯實力派，在一次到南美進行政治培訓的返程飛機上所結成類似兄弟會的同盟（因此仿效南美國協安地斯共同體的為名）。他們清一色都是男性，政治意識型態為傳統天主教的家父長式保守主義，回應時局問題的關鍵態度有三：家庭、核能、反移民。成員們早已彼此約定好共同接班後柯爾時代的政局，不料卻從東邊的天上突然掉下來一個梅克爾。

此外，基民盟的姊妹黨基社盟（CSU）黨魁史托伊伯（Edmund Stoiber）亦虎視眈眈。在爭奪基民／基社盟黨團提名2002年總理候選人的過程中，安地斯聯盟與史托伊伯結盟，支持後者出馬競選，對梅克爾造成極大壓力。梅克爾自知不敵，乃繞過盟友梅茲，與史托伊伯交換條件：支持後者競選總理，換來後者承諾在選後支持梅克爾排除梅茲、兼任黨團總召。

《時代週報》副主編烏利希（Bernd Ulrich）多年後回憶：2002年大選前夕，他與梅克爾一同出席在柏林郊區舉辦的基民盟催票健行活動。健行過程中，梅克爾冷靜地向烏利希分析自己當下的處境：她認為自己還沒把握，所以讓位給史托伊伯，等後者一敗選，自己就有資格接手黨團總召了；並且她也不能把總召之位繼續讓梅茲坐，否則她黨主席之位遲早不保——她並不針對梅茲，但梅茲必須走人（梅茲選後辭掉總召，並從2004年起淡出政壇10餘年，至梅克爾執政晚期才回鍋「復仇」，兩度競選黨主席皆失利）。

這位基民盟黨主席面對媒體記者如此坦然的姿態，給了烏利希極不尋常的印象：梅克爾不帶情緒、也毫不遮掩，就像處理科學問題那樣，向他條分縷析權鬥各方的利害關係，以及她的解決方案。而解決政治對手，彷彿就像解決科學問題一樣，也沒什麼好隱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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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性格，在多年後又讓烏利希訝異了一回：2015年2月，他與梅克爾一同在餐廳吃飯，當時德國剛就烏克蘭問題與俄羅斯完成初步協議，但普丁（Vladimir Putin）卻單方面打破承諾，突然進軍烏克蘭。梅克爾第一時間從手機訊息得知消息，臉色不改，伸出手指在餐桌上比劃、向這位同桌的記者詳細解釋普丁的進軍路線、戰略目標、政治企圖等等。最後淡定地說：

然後繼續吃飯聊原先的話題。

這兩個例子都反映了貫穿梅克爾政治生涯最突出的特質——「非權謀的權謀」：政治意味著公開理性、不帶情緒的利害分析，以及合理務實的解決方案。

梅克爾的權謀風格，因而同時展現出矛盾的兩面。首先，梅克爾是個正派的「好人」：她開誠布公、不搞黑箱、不受挑釁、不爭強鬥狠也不報復、凡事對事不對人（事實上，根據許多記者、名人們的描述，梅克爾私下也確實是個暖心的好人）。但在另一面，她清除升遷障礙時快狠準的手段，卻也屢屢展現出科學理性的冷酷決絕。

接續下篇：〈梅克爾的政治、故事與德國（中）：讓選民放棄思考「不對稱反動員」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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